一 民初政府与报界之关系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传播离不开现代报刊媒介。因为新闻报纸是重要的舆论宣传手段，这主要是由掌握新闻媒介的国家、政党或社会组织创办这种工具的目的决定的。夸张地说，新闻报纸就是“阶级的舆论机关”，不同的报纸言论一般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中国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马列主义者，无一不把报纸视作“宣传的利器”。比如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认为：“不管新闻界是不是参加会议，都负得有指导民众的责任，都要竭力宣传。”而在共产党人的理论宣传话语中，所谓的“舆论宣传”实已成为新闻宣传的代名词，如毛泽东所言：“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中国近代报界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变迁中，不仅是反映这种“变迁的媒介”，也是历史的缔造者。换句话说，近代中国报界在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历史发展而言，“报界”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群体出现于甲午战争以后，而区域性的报界群体之形成当以上海报界为最早。如民初著名报人姚公鹤所言：“盖自甲午以迄庚辛之交，全国蒙昧，虽不异畴昔，而上海一隅，则与外人接触频繁，感受国际间之刺激亦较早，故能悉易其顽劣之头脑，以跻于世界文明之域。上海报界之功，以上海报界所处之地位有以致之耳。”进入20世纪以后，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清政府为“宣传新政”，以使“人民明悉国政并洞悉中外情形”，在1907年颁布《大清报律》，准许民间办报，一时之间，各地报界蜂拥而起者，所在多有。论者认为，20世纪初，独立的新兴报界群体在中国沿海城市的出现，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不亚于1789年法国报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而辛亥革命在中国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更是加强了现代报界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联系。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报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据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100多种陡增加到500种，总销售数达4200万份。其中仅1912年2月以后，向北京民政部进行登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多达90余种。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政府与报界关系最融洽的时期。各地新成立的政权机关在所颁布的法令中，皆以“保护言论自由”相标榜。此外，各地军政当局，特别是同盟会直接控制下的地区对报界更是优待有加。例如沪军都督府都督陈其美不仅鼓励办报，而且他在任期间还特意邀集上海报界人士召开“谈话会”，和他们“共相讨论，商榷政策之进行”。江西都督府都督李烈钧也非常支持当地报纸工作，甚至组织“报界俱乐部”，以便聆听他们的意见。更有甚者，北京国务院还特地设立一个“新闻记者招待所”，接受采访。因此，有论者指出，民初“报纸与政府之间保持了很好的合作关系”。

但好景不长，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以后，为巩固自身统治，就开始对报界实行高压政策，并封闭了大量报馆，甚至逮捕或枪毙新闻记者。同时，袁世凯政府及其继任者先后颁布一系列报纸法令，以便实现政府新闻管制的合法化。平心而论，对新闻界实行必要的新闻管制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因此不能据此称之为袁世凯政府的“反动政策”。其实，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1912年3月4日曾颁布一个民国《暂行报律》，但因遭到上海报界俱进会、长沙报界联合会等报界组织的联合反对，加之孙中山这时正准备将“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为限制未来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故而在1912年3月9日通知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并在3月11日通过的《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随后，袁世凯政府在1912年到1914年的这几年内，先后颁布了《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和《出版法》。在袁世凯执政期间，上述新闻法令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即使像《申报》这样的商业报纸在“言论方面也是长期处在朝秦暮楚无所适处的苦楚中”。另据统计，在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期间，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袁世凯政府封闭，49家被传讯，9家被军警捣毁，新闻记者则至少有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从1913年的“癸丑报灾”到1916年袁世凯为推行帝制而实行舆论高压政策，全国报纸的总数始终只维持在130—150种，几乎没有增长。

袁世凯败亡后，后继的段祺瑞政府一度放松对报界的管制。1916年7月6日，北京政府内务部通令全国，宣布解除袁世凯时期颁布的报刊禁令，以便“宣达民意，提携舆论”。到1916年底，全国共有报纸289种，比前一年增加了85%，新闻出版事业似乎出现了一线转机。但袁世凯的继任者段祺瑞政府很快又加强了对报界的管制。1917年5月26日，北京政府实行新闻邮电检查。1918年10月，又出台《报纸法》。此外，在1916年底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统计这四年内全国至少有29家报纸被封，至少有17名新闻记者遭到从徒刑到枪决的各种处分。

当然，北京政府的新闻高压政策对象主要是那些反对政府的报刊特别是国民党系统的报纸，至于和北京政府保持合作的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纸则基本保存下来，这种做法可谓是“逆我者亡，顺我者昌”。此外，北京政府为了更好地控制报界，还采取了分化报界、分而治之的措施。民初报界自身的不统一则为北京政府的拉拢政策提供了契机。虽然在清末民初，各地报界都相继成立了以“报界联合会”“报界公会”“报界俱进会”“记者俱乐部”等各种名义的报界团体，但这些团体内部或团体之间彼此意见不合的所在多有。北京政府则利用报界自我整合的这种弱点，乘虚而入。比如，在民初北京的新闻界，就分成“报界同志会”和“新闻团”两个报界组织，前者是受北京政府控制的共和党系统的报界团体，后者则是反对北京政府的国民党系统的报界组织。当1913年二次革命国民党失势后，北京新闻团分子“逃亡者半，遭显戮者半”，而北京报界同志会则完全控制在北京政府的手中，乃至国民党人的机关报《民国日报》讽刺其为：“叛逆同志会，罪恶同志会。”

一方面民初报界自身内部分裂为北京政府的控制提供便利之机，另一方面许多贪图富贵名利的报界分子也借此作为进入北京政府官僚系统的一个“进身之阶”。换句话说，报人“身份”也是北京政府吸收报界精英进入政府体制的一个特殊渠道。在此背景下，民初报人参政或议政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武汉《国民新报》主编李振因善于利用报纸，在王占元督鄂时，曾经做过一任财政厅长；而武汉《午报》的主办人董宾秋也凭借《午报》作为政治运营的工具，得以充任湖北鹅公颈税局的局长；同时期武汉《民德报》主办人鄢从龙则因为湖北省长刘承恩做宣传的缘故，得任武羊货捐局局长。时人对此评论说，报人或“受官场津贴，或者是不受津贴，而凭借报纸的汇缘，以为做官的捷径”。中国现代新闻史的奠基人戈公振也不讳言“办报”是民初报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他说：“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

民初政府和报界在彼此对抗之际，又能够相互利用，这种亦敌亦友的矛盾关系，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北洋政府各级行政官员多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或者曾经有过办报的职业生涯，这使得他们深谙报界在舆论宣传中的重要性，因此对报界威逼利诱成为他们维护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比如，袁世凯在厚植私党和扩充北洋武装之外，就很注意控制舆论。为达到这一目的，袁世凯早在南北议和期间，就有自己办报的打算。他曾经通过亲信梁士诒与梁启超秘密联系，打算由袁出钱，由梁启超出面，在上海组织一个“机关报”，以“渐转舆论”，抵制革命。只因条件没有谈妥，没有办成。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大权在握，先后在北京创办了《金刚报》《亚细亚报》，在上海接办了《神州日报》；同时指示他的御用党在北京出版《民视报》，在广州出版《时敏报》等。袁世凯的继任者黎元洪和段祺瑞亦纷纷以津贴的方式拉拢报纸为自己鼓噪舆论。其中黎元洪之于汉口的《国民新报》、广州的《华国报》，段祺瑞之于北京的《北京时报》、天津的《大公报》、汉口的《公论报》，都是如此。即使地方的军政长官也不例外。比如浙江都督朱瑞、云南都督唐继尧、广东都督莫荣新以及湖南都督谭延闿等军阀多是热衷于收买报界者。在这方面，尤以多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谭延闿最典型，谭氏曾经通过湖南省政府，向长沙、北京、上海、汉口等地的33个新闻单位 (包括27家日报、3家期刊、3家通讯社) 发放津贴，每家收受津贴的数目在200元至10000元不等。

在民初的几任总统中，大总统黎元洪不但像其前任袁世凯那样组织自己的机关报，还经常地邀集中外记者谈话，通过这一渠道将自己的执政方针公布于中外报界。黎元洪本人甚至对报界记者说：“一新闻纸之力量足抵一师团。”这正如美国学者玛丽·兰金所言：“报界是城市精英联盟中最关键的因素。自1870年代以来，报界肩负着传播信息、阐述问题和促进中国各地沟通的重要使命。”

其次，由于中华民国是清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一个过渡政权，因此民初政府控制新闻媒介的能力相当软弱，这是民初政府与报界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存在的根本原因。

再次，自1895年以后，中国报界与政府的关系已经紧密地纠葛在一起，而新闻记者通常所标榜的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对中国报界而言并不存在。美国学者麦金农就注意到民初报界与政府的这种悖论关系，他说：“民初政府在提高报人地位的同时，依旧对他们进行人身威胁。纵观20世纪，也许民初报纸主编和新闻记者被北洋政府处死和关押的人数要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另外，北京政府对报界的高压政策也迫使报界人士必须寻求一位强有力的政治保护人，比如早期的自由主义报人杨度、严复和黄远庸等人后来都成为袁世凯的座上客，他们或支持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宣传和新闻控制或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小骂帮大忙”。

再就民初报界内容或新闻通讯而言，其主旨是以反映民初政治、外交和财政问题的居多数。根据学者对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的新闻通讯文集——《远生遗著》所载文章类别的统计，在这部长达40余万言，236篇各种不同文体的文章中，反映政治、外交和财政问题的为215篇，约占91%；而关于文艺和社会新闻的只有21篇，约占9%。这些文章所表达的主旨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史话语中最常见的“反帝爱国”四字。换言之，所谓“反帝”其实就是公众对外交问题关注的反映；而“爱国”更多的则是对民初政府的一种变相“拥护”而已，因为在中国人的话语世界里，“国家”与“政府”很多情况下是分不清的。这也说明，当时一般公众的社会心理非常关心民初的“内政外交问题”。北京政府也利用公众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心理，在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1916年的老西开事件以及1919年的巴黎和会外交等重大外交问题上，比较成功地将公众舆论用作政府外交的后盾，而这与民初报界对政府舆论宣传的响应也是分不开的。当然，也不应忽视的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清末民初的兴起亦成为北京政府进行外交舆论动员的重要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