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行政化障碍了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

要激励作为知识分子的高校教师，显然首先需要摸清他们的“脾气”。战国时期的一个案例是，秦国人冯驩听说孟尝君招贤纳士，闻讯而来，被安排在馆驿好生招待。他在馆驿里“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主人不顾兮，竟何如？贤士远游兮，徒奔趋”。孟尝君遂令迁之上舍，使人以鱼待之。吃过鱼之后，他“仍弹铗而歌曰：长铗归来兮，出无车！主人不知兮，长嗟吁。贤士远游兮，闻名誉”。孟尝君遂与之车马。

这则案例表明的是，知识分子希望得到良好的待遇，待遇的含义并非只是物质上是否优厚，而是还被解读为：（1）是否在地位上平等相待；（2）是否在人格上尊重和“看得起”。只有平等、尊重，才有“士为知己者死”。到了近代和现代，平等、尊重又与来自西方的平等、民主、人的尊严等融合到了一起，成为知识分子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本性难移”的价值导向，即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积极性是价值和制度的函数，高校教师的价值和现实的制度形式共同决定着他们积极性的形成和所能达到的水平。本调查发现，高校内外挥之不去甚至逐渐增强的行政化，与高校教师所持有的价值观难于匹配，从而影响了他们教学和科研积极性的形成和高涨。

所谓行政化，指的是高校实行行政性管理，由行政领导人和行政机构决定与教师相关的各项事务，分配与教师权利和利益相关的各类资源。高校教师处于“被决定”“被分配”的地位。

行政化的形态和结果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1）行政权力差距。行政人员掌握行政权力，支配和管理教师，教师少有民主和参与权。（2）资源分配差距。行政人员以行政权力分配资源，得到的资源多于教师。这其中也包括工资水平和津贴福利。这两个层面的共同结果，使高校教师感受到不平等和不受尊重。

（一）宏观层面的行政化障碍了高校教师积极性的调动

一位教授在座谈会上说，高校教师积极性问题的来源“主要在社会，而不是学校”。

1．宏观的分配导向让高校教师感到不平等和不公平

高校教师们在座谈会和访谈中认为，政府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者，近些年的分配导向出现了偏差，造成了对高校和高校教师的不平等和不公平。

分配导向的偏差之一，是对本属于公共教育的高等教育在财政开支上“甩包袱”，实行“差额拨款”，将高等学校部分地、渐进性地“推向市场”。国家只保正式教师的基本工资，所设计的单位绩效工资和福利津贴都依赖于学校和教师到市场中去赚取。然而，教育作为民生之本，同时又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其价格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国家不能不制定多种规定加以规范。因而，高等学校赚不到多少钱，所设计的绩效工资和福利津贴就不能保障。而对于公务员，政府财政则同时保证其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福利津贴。这样政策的一个实际后果，就是一些教师只能得到基本工资，与公务员的收入形成明显的差距。

高校教师反映，大学老师属于社会上的高学历群体，中青年教师基本都是博士，可是教育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高智力劳动的价值得不到应有体现。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相关资料分析，2009年北京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是58140元，而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属高校2010年教师的平均工资卡内收入为55308.4元，低于2009年北京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

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北京高校不兼任行政职务的正高级职称者2010年的年收入平均为11.2万元，副高级职称为7.5万元，中级职称为6.0万元，初级职称为4.7万元。而在京中央国家机关正厅局级干部2009年的年收入平均为12.7万元，副厅局级为10.4万元，正处级为9.2万元，副处级为7.4万元，正科级为7.2万元，副科级为7.0万元，办事员为6.6万元。相比较而言，2010年北京市正教授的收入处于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正厅局级和副厅局级之间，副教授的收入处于其正处级和副处级之间但基本与副处级相同，讲师的收入既低于正科级也低于副科级，助教的收入则明显低于办事员。总体上说，北京市教师的收入低于中央机关的公务员，而且职称越低与公务员的差距越大。还应该注意的是，北京市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要高于中央国家机关，所调查的北京市高校教师的收入时间是2010年，而中央国家机关的时间是2009年。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比高校教师的还要高。

2．宏观的分配格局让高校教师感到被贬低、不被尊重

北京工商大学的教师们在座谈会上说，北京市政府部门的工资早就实行了“三、五、八、一”，处级干部月薪5000多元，局级干部月薪8000多元。可是，高校副教授的工资只有三四千元，一般教授的工资只有5000元左右。根据传统的职级对等，同等的专业技术职务比行政职务每月少几千元。政策是政府定的，政府干部不允许自己的收入比教授低。政府部门还在分房子，高校却不能自己建房子。一个两居室目前的市场价即二三百万。学校的一个名教授无论收入还是住房都不如政府的一个处长。政府部门的一个小官员就不仅让教授甚至让校长低三下四。

教师们说，国家《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重申了这一条文。但是，这样的规定并未能切实落实，目前也没有相应的举措。据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的报告，中国的公务员平均年薪比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年薪高出1万元。

一些教师提出，当前北京市的普教教师的收入在向公务员靠近，普教教师比高校教师的收入高，而普教教师的收入水平目前又比公务员低。为什么教育水平和工作复杂性更高的高校教师，却不能得到公务员待遇呢？有的教师举出日本、香港、台湾一些大学的例子，那里高校教师的工资等值于或高于公务员，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却做不到呢？

3．宏观的分配结果让高校教师感到寒酸，在社会上和学生面前抬不起头

一位教授在座谈时说，如今的大学教师“斯文扫地了”。高校教师的收入水平低于公务员，也低于主流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师道尊严，失去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体面。一个博士毕业到高校工作，每月的工资也就是3000多元，在北京的三环之内租个一居室都不够。消费窘迫、吃住简单，比不上所教的学生，自感寒酸，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教师们说，“教授要是一个月只拿四千来块钱，还说他社会地位高，有体面有尊严，那是不可能的”。

归纳起来，高校教师积极性问题的来源之一是国家政策。这些政策导致教师的收入低于公务员等主流群体，也低于教师们的执教水平和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由此，他们感到不平等，不被尊重。心理不平衡，情绪上烦闷，就难有高涨的积极性。

（二）微观层面的行政化障碍了高校教师积极性的发挥

1．行政治校导致了学术对权力的屈从，教授对官员的屈从

教师们反映，高校治理结构的行政化倾向相当浓厚，而且近些年有增强的趋向。一是行政部门独掌权力，教学人员缺乏民主管理和参与的权利；二是权力在行政体系中向高层集中，关键的人事权和财权都掌握在校级领导手里。教授在高校理应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然而实际上却是被管理、被控制、被低眼相看的群体。一些行政领导对教师的意见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教师们办事情不得不左申请、右请批，被“拨来拨去”，没有尊严、没有身份，显得卑屈。

教授们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学术事务由行政决定。“学术上的事谁官大谁说了算，违背了科学。”谁能晋升教授，“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一位教授说：“我们大学有六个正副校长，每个校长的权都很大，管一条线、管各个学院的业务。他懂吗？凭什么要他说了算呢，这没有道理。”

教授们对低三下四地求拜领导、搞关系既感到失去尊严，又觉得烦心。教师们的事情往往需要向领导求情，甚至送礼。“一到评职称了，那送礼一点不比病人给大夫送礼少”“起码得混个脸熟，才能递材料”。某位教授申请下来一个实验室，然而哪个部门都不按照规定给他落实，他不得不为房间、设备和电线布线等到各个行政部门去“求情、送礼、说好话”，到头来很多事情还是自己亲自动手。教授们认为，这样的体制既伤害了自己的尊严，又浪费了宝贵的备课和科研时间。“我最讨厌去搞关系。评职称了，你按照规定和程序来，我不够条件那就拉倒。我到这个水平了就评教授。我就全心全意地奔我的专业去了。可是，做不到。”

2．行政治校导致了学校资源分配的不公，教师与行政人员机会不平等

在行政治校的格局下，学校的资源集中到了行政负责人和行政部门手中，由他们制定规则、操刀分配，于是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分配中占得先机，多数教师难以得到应有的份额，受到不公平对待。在调查中，教师们将单位资源分配不公概括为以下8个方面。

（1）将大量经费用于政绩工程。修大楼、换设备、搞美化，“领导能看到，媒体能登报”，而不提高教师的收入。“有了大楼，没有大师”“不培养教授，去乱挖教授”。

（2）自己给自己提高工资等级。行政部门和行政领导人给自己的岗位确定较高的工资等级，给教师岗位确定较低的工资等级。例如，确定很高的行政职务津贴。

（3）行政人员挤占教师的职称名额。行政人员不具备专业条件也能当教授，比专职教师的水平低却能抢先当上教授。某些学校的党委书记不搞教学，没有专业文章发表，也当上了教授。某些学校的校长新从行政部门调来，没有学术经历、学术积累和学术成果，却很快比20年教龄的教师先当上了教授。他们严重挤占了国家控制的十分有限的职称名额。

（4）在行政部门担任行政职务，有教学职称而不从事教学，却拿着教学系列的较高工资。

（5）以行政职务兼教授，既得到行政职位的好处，又得到教授职称的好处，并且对行政职务与教学职务的资源互相串换。

（6）行政部门掌握校内科研经费，自己给自己设置和批准课题，自己给自己进行成果验收。行政人员手中的课题比教学人员和科研人员还多。

（7）在教学经费、科研经费的分拨中搞权钱交易，从承担者那里得到各种返还。

（8）行政人员搞小金库，用其中的经费吃饭、旅游、住高档宾馆。

问卷数据表明，高等学校内行政人员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教学人员。以是否兼任行政职务为例，同样具有教授职称，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者2010年的年工资性收入平均为13.6万元，不担任行政职务者只有11.2万元，后者比前者少2.4万元。同样具有副教授职称，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者平均为10.1万元，不担任行政职务者只有7.6万元，后者比前者少2.5万元。

就从所承担课题中得到的收入而言，有行政职务的教师的数额显著高于不担任行政职务的“纯教师”。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2010年课题收入平均为15719元，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高达34174元，担任行政职务者的课题收入是不担任者的2.2倍。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2010年课题收入平均为5636元，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为7042元，后者比前者高约1400元。

所兼任的行政职务越高，从课题中得到的收入数额就越多。其中，兼任科级职务的教师年收入平均为6359元，而兼任处级职务者为11250元，后者接近前者的2倍。

问卷数据还表明，高校的教学人员的工资水平与教辅人员基本持平，即一般行政人员拿到了从事高度复杂工作的教师的工资。

市属高校的教师反映，市属院校的官僚气氛比部属院校更为浓厚。其原因之一是，部属院校的教师能在学校外拿到较多的课题，而市属院校的教师更多地依赖于北京市下拨给学校的课题经费。北京市给高校下拨的课题经费有的比教育部下拨给部属院校的多，但是北京市属院校教师得到的不一定多，行政部门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分配相关经费。

概括起来，学校治理的行政化对于教学人员有两类不良后果，一是学术对权力的屈从，教师对行政的屈从；二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机会获取的不公平。其共同作用是让教师感受到专业和知识的低价值，教学和科研的少意义。

很多教师从内心喜欢自己的教书育人工作，愿意在科研中作出重大的创新成绩。但是，他们或者受到学校气氛的裹挟，或者不断在内心质疑自己的价值追求的合理性，从而淡化了对教学和科研的热情，弱化了行动的积极性。

还有一些教师不得不接受现实，认为“当官有用，创新和教学好没用”，离开教师岗位到行政部门去做官，以致出现了教授去竞聘处长甚至副处长的情况。教师中对此有“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的概括，即高校内的行政职务过多，以及教学人员向行政人员转变。

总之，行政化的治理体制不利于高校教学和科研质量的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