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管理企业化异化了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

高校管理的企业化是指移植了市场经营企业的管理方式，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包括聘任制度（解聘/辞聘）、绩效考核制度、绩效工资和奖励制度、职务聘任的竞争制度、课题申请的自由竞争制度等。这些制度形式一般都与个人收入挂钩，如学校津贴、课时费或超课时费、带研究生补贴、论文和专著补贴、教学奖等。实行这些企业化管理制度的目的是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施加引力和压力，提高教师乃至学校的教学和科研绩效。不过，因为高校具有与企业的不同特点，高校教师的工作性质不同于企业的操作工人，也不同于企业的工艺和产品研发人员，诸多的简单性移植反而导偏和耗散了他们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

（一）管理制度的行政性导致了教师的“对策”行为

高校内的企业化管理制度往往由行政部门单方面决定。例如，人事处制定绩效考核的规章制度和奖励惩罚标准，并具体实施和执行；科技处制定学校课题申请的规章制度和科技奖的标准，并具体分配课题和进行评估。教学人员不能参加制度的制定，也不能加入制度的运作程序，基本处于“被规章”“被决定”的位置。

这些规章制度和执行过程有时候并不符合学术的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行政部门的意图和意志，甚至是行政部门的人员表现自己的权力的方式，即迫使教学人员来“拜”来“求”。

当本身属于学术事项、属于切身利益的事项“被规章”“被决定”，而教学、科研人员认为自己最懂行、行政部门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信息的时候，就会产生较强的抵触情绪，表现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易言之，教师们感觉到管理制度是一种异己的、强制的外部力量，倾向于如何破解和规避它，让它归于实效，而不是认真遵守、主动达标。

在座谈中，教师们认为行政部门在“寻租”。“组织评估和评奖的部门的人有权力，你要这个奖，你得找我吧？”对于规定，则倾向于以旁门左道应对：“这些个奖项，可以说是腐败的温床。你知道吗？我要想拿奖给点钱就行，拿一等奖给他（评委）多少钱，二等奖给多少钱。这都是有规格的。有的老师整天待在实验室里，几年才写出一篇论文，他不可能拿到奖。可是别人拿点钱、吃个饭就能得奖。”“大家现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哪儿，大家都在请客吃饭，在酒桌上。”“只要是死规定，不合理，大家就能想办法对付。你以为没办法对付吗？”

（二）管理制度的非专业性导致了教师行为的形式主义

一些管理制度本意是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科研创新成果的出现和水平的提升。但是因为制度本身的问题，其所导致的结果却偏离了这些实质内容，导致了教师的工具性行为，走向了形式主义。

由于行政部门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所制定的规章和标准往往侧重于对外在可见行为的衡量和控制，而较少涉及内在和质量；也由于行政部门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其执行和实施过程也就侧重于对外在可见行为的考察和纪录，较少对内在品质进行评估。例如，对于教学侧重考察课时数量，对于科研侧重考核发表科研成果的数量和发表刊物的等级，至于教学的质量、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则被相对忽视。

如此管理制度的一个明显结果，就是将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行为导向形式性、工具性。学校考察什么就做什么，不考察就不做或少做。你考察课时量就多上课，考察文章数量就完成篇数，让学生评教就讲让学生高兴的故事（一位教师说，学生认为好的课就是“热闹”）。至于提高教学质量、在科研上真正创新，因为考核不到，所以被放到了一边。一位老教师说：“我看绩效考核什么的，现在的一套做法与当年的‘放卫星’‘大跃进’是没有区别的。”

各种考核指标作为必须完成的任务，给教师施加了压力，迫使教师不得不偏离实质。一位副教授说：“学校考核教师，每年必须有多少课题，写多少篇文章。我每天想的都是这些指标，忙着到处找课题，四处找刊物。你必须完成这些任务呀！从良心说质量很重要，但是指标都把人压死了，质量就往后靠靠吧。”“越是考核，教师与学生之间就越是关系疏远。人们关注指标完成，必须瞄准这些，而不是学生的培养。”

数量化的考核导致了教学、科研的随意性、零碎性，缺乏学术积累。一位学院负责人说：“很多老师写的文章没有连续性，去年写那个方面的文章，今年写另一个领域。你要他写文章，他想起来什么就写什么，找到什么资料就写什么，要说进行学术积累是不可能的。”一位教师则说：“我喜欢一个东西，本来可以做10年、20年，拿出一个货真价实的、认为好的东西给学校、给国家。可是现在没有机会这样做，不用10年，一年达不到规定的文章数量，绩效就没了。”“为什么钱学森说中国产生不了诺贝尔奖、大的科学家？你没有给人时间去产生这些东西，让他天天想着同样的东西。我可能要做5年才发表一篇文章，但是我每年都得绩效考核，我就得把这5年的工作分成每年都得有文章，每一篇都不会太好、不会太大，你也没有心思和精力去憋一篇大的。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们，哪个不是持续多少年，甚至一辈子的工作呀，我们这里能做到吗？”

数量化的考核导致了科研产品的粗俗、低劣，甚至弄虚作假。一位教师说：“国外已经形成一个印象，中国来的文章是假的，就像中国造的鞋是伪劣假冒一样。审稿人一看是中国的，就判断可能是假的。”“文章很快写出来了，但质量怎样呢，很糟糕的，非常差。现在国外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文章做出软件来，只要你重复的超过30%，就认定你是假的，你是抄袭。但中国人更聪明，能做到我只有29%是重复的，其他的我再改。他的聪明没用到怎么把文章写好，而是怎么躲避防假软件。”

教师们自有苦水：“并不是教师想造假，而是教师活得没办法，他才造假。”

考核指标的数量化导向也导致了教师的物质主义。“没有钱的工作，尽量少干。有钱的工作，争取多干。”“越是考核，越是细，大家越是计较，每一项都要给钱。”

（三）管理制度的强压力性导致了教师的精力“耗散”

教师是高等学校的“一线生产人员”，所有的教学和科研任务都必须由他们完成。国家赋予高校的各项任务和学校从市场中取得收入的任务，最终都落实到教师身上。近年来，因为高等学校的总体任务量迅速增加（如扩招），每个教师所负担的任务大大增加，对于很多教师来说已经达到了严重超负荷的程度。

教师任务量的激增主要由三个指标体现出来。

1．任务类别

各高校对教师的考核项目五花八门，类型众多。其中主要包括本科生教学、带研究生、发表论著、主持课题、参加课题、到校经费、获奖获证获政府批示等。这些考核项目的类别之间和方向之间都存在质的差异，每个教师的任务都具有多元化特征，而每个教师都必须完成全部考核指标。教师的总时间和总精力不但必须在各类任务中分配，还不得不在不同性质的工作之间不间断地穿梭转换。教师们几乎每天都要做几件不同性质的事情，带来了心理和精神的损耗。一位教授说：“把教学搞得很好应该就是好教师吧？不是。还要做课题、发文章，杂七杂八。你没有这些怎么评职称啊，年终考核你的业绩的时候这是一条啊，所以你还得想办法。所以我很累，累就累在这里，不是全部精力用在教学上，很多用在杂事上。”“如果要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我一天24小时就别想睡觉。”

2．任务细目

每个任务类别中还分为若干个细目。仅就本科生教学而言，一位教师往往承担两门以上的课，每门课又有多个班次（“多个头”）。一位教师称自己本学期有6门课，其中4门课是两个头，每个头两节课，每个星期一共要上20节课。“我备课要写6个不同的教案，同样一个教案，在这个教室讲了又到那个教室再重复一遍，这还不算判作业，给学生答疑。”

3．任务总量

各个考核项目的任务量加到一起，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一位教师在调查者面前拿出笔来详细计算，结果去年承担和完成了600多学时的教学工作量。按每个学期20周计算，每周的教学工作量为15个。这还不包括承担的课题和写文章。

庞大的任务量导致教师的日工作时间超长，远远超过了国家的法定工作时间。一位副教授说：“我从早晨到学校来，一待就是一天，晚上有时12点以后回家。”一位教授说：“发觉我是越来越忙，从来没有在（夜里）三点前睡过觉。”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教授中每天工作低于8个小时的仅有5.6%，每天工作8～11.9个小时的为67.9%，每天工作12～15.9个小时的为24.3%，有2.2%的人甚至在16个小时及以上。副教授中每天工作低于8个小时的仅为10.7%，每天工作8～11.9个小时的为77.3%，每天工作12～15.9个小时的为11.3%，有0.7%的人日工作时间16个小时及以上（见图2-7）。

总体而言，绝大多数教师的日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相比较而言，职称越高日工作时间越长。如果从不同岗位看，专任教师的工作时间明显高于其他人员，非教师岗位人员中占75.9%的人工作时间在8个小时及以下（见表2-3）。

很多教师的工作连轴转，没有休息日。问卷调查数据表明，教授中周工作时间在4.9天及以下的仅为1.2%，5～5.9天也仅为24.0%，每周工作6天以上的达到74.9%，其中工作7天（每天都工作）的高达36.3%。如果以每天工作10个小时计算，那么教授的周工作时间大约为70个小时（见图2-8）。这样的工作时间实际上大大超过了被认为是“超长工时”的农民工。

总体而言，绝大多数教师的周工作时间超过6天。相比较而言，职称越高周工作时间越长（见表2-4）。如果从岗位不同看，专任教师的工作时间明显高于行政人员和教辅人员。

以一位教授为例：“我没有休息日的概念，在我脑子里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我这边要准备上课，那边又要总结，另一边又要准备带新的研究生，所以整个人就连轴转起来。只有出差的时候在路途上算是休息，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稍微轻松一点。”“平常类似探亲访友或者类似旅游的这种事情根本没有。”

企业化管理诸多的考核指标和每个指标的数量要求对教师施加了沉重的压力。教授中感到压力“较大”的人数比例在一半以上（54.5），而感到压力“非常大”的人数超过了1/3（34.1%）。比较不同职称的教师发现，职称越高工作压力越大（见表2-5）。

繁重的多类任务、超长时间的工作和沉重的工作压力导致了教师的身体和精力耗散，令他们少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思考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法；也少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科研内容，提出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1）身体透支。教师们如此表述自己的身体状况：“说实话，我是用超负荷工作量来完成考核量，挣挂钩的那些钱。”“我知道是在透支生命，该有的病我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糖尿病、颈椎病、胃病、肾病，出差必须带一个很大的药盒。”“现在是用身体换钱，老了再用钱换身体。”

（2）精神倦怠。“工作压力那么大，我觉得是在疲于奔命。”“每天都在精神紧张中过，到了晚上失眠，天亮了还睡不着觉，怕上课迟到，怕教学事故，怕发不出文章来。一个人出了教学事故，整个系里面都要受牵连，然后整个系的奖金全下去了，你能不怕？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什么都做不好。”“一天的课下来很烦啊，心情很烦躁，你让我写文章，收集数据，搞创新，我有那个心没那个精气神，你说说，心里不安宁还能写出东西吗？”“新课的系数是1.3，很多时候是准备不足，没有时间钻研，积累资料，提高质量。”

（3）精力耗散。总量一定的精力被分散在超常的时间段内，分散在多样的工作任务上，每个时间的精力都被“摊薄”了。一位教师说：“一天忙下来之后，你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成就感；一年忙下来之后，觉得没日没夜，却没做成什么像模像样的大事。你发现自己总在忙忙碌碌，却说不出来在忙什么。这导致了我这几年科研上没做什么，真的没什么成就，教学上倒是上了一堆课。”

在某高校的座谈会上，两个女教师不约而同地提到，自己是从教学岗位转到了行政岗位上：原来是副教授，现在担任学院的办公室主任。她们原来教机械制图，机械制图的教学必须布置大量的作业，每份作业做得千差万别，每个错误之处都要标出。由于课多、班多、学生多，判作业每次都到深夜。不但疲惫不堪，还担心出事故，不是睡不着觉就是做噩梦，梦见迟到了、出错了。而到了行政岗位，一下子显得松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