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过度市场化导致高校内部收入差距过大

继农村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城市企业从1992年正式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对高等院校也在市场性改革方面作了部署和推进。高校的市场性改革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允许和鼓励进行市场性经营，二是在高校人事制度中推行企业化管理。

高校的市场化改革指向两个目的。（1）激励教师的活力和积极性。从农村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和企业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改革得到启发，鼓励教师‘多劳而多得，为多得而多劳”。（2）减少政府财政对高校的支持。从企业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得到启发，力图逐步减少对高校的财政拨款，进行“甩包袱”，以便节省政府财政开支。

高校的市场化改革是将高校的某些领域“推向市场”，让高校自己从市场上、从教育和服务的购买者那里赚钱。在实践中，这种市场化是“多层次”的。（1）学校层次。可以多种形式办学，自主扩大招生，收取学费；鼓励和以指标迫使教师获取课题，学校提取管理费；从中发放绩效工资。（2）院系层次。可以举办多种形式的收费研究生班、学历班、培训班、MBA、EMBA等。（3）个人层次。可以在校外兼职（如担任翻译、律师、客座教授，去企业讲课、提供专家咨询，在民办学校担任院长职务等），开办或参与开办公司（如开画廊、影楼、诊所等），承担外部来的课题（纵向课题、横向课题）并从中得到收入，转让科技成果（专利）并从中得到分成，撰写文稿获取稿费和出售版权，得到评审费（评奖、评项目、评职称），到国外去讲学、应聘出国等。

市场性改革之后，高校教师的工资被分为两个部分。（1）基本工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由政府财政负担。（2）绩效工资，由高校自行负担，自主分配，国家进行总量调控和政策指导。政府财政提供部分的数量低于公务员（没有绩效工资这一块），绩效工资靠自己去赚。一些高校发给教师两张工资卡，第一个是政府财政给的，第二个是学校创收的。在这样的体制下，高校、院系和教师个人都开始了在市场领域内“各自为战”。

然而，不同高校、院系和教师个人在市场中的处境并不相同。（1）市场机会不同。教育产品的市场需求不同，可出售性不同。例如，应用性学科外来的横向项目多，基础理论学科的可申请项目少得可怜。（2）市场能力不同。即使同是应用性专业的教师，所拥有的市场资源和市场能力也明显不同。一些人善于经营、有市场名望，另一些人无力经营。（3）市场意愿不同。有些院系的领导和教师对于在市场中赚钱有很高的积极性，很多领导或教师则对教学和学术研究感兴趣，不愿意在市场上耗费精力。

因为市场机会、市场能力、市场意愿等的千差万别，以及三个因素组合的千差万别，不同高校、不同院系、不同个人从市场中得到的收入千差万别。这可以概括为“六多六少”：（1）接近经济活动者收入多，距经济活动远者收入少。（2）各校的主流学院和系科收入多，边缘学院和系科收入少。（3）有行政资源者收入多，纯教学人员收入少。（4）有名望的教师（例如院士）收入多，名望低的教师收入少。（5）职称高的教师（特别是教授）收入多，职称低的教师收入少。（6）外来课题主持人的收入多，课题组一般参加者的收入少。

本次问卷调查的数据表明，如果将教授的年收入（不含股票、赠予等）划分为从低到高的10个组别，每个组中包括10%的人数，那么，收入最低的10%的教授2010年的年收入仅为56157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教授则为330642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5.9倍。对副教授做如此的10阶梯划分，可得出收入最低的10%的人2010年的年收入仅为40935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则为183659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4.5倍。对讲师做如此的10阶梯划分，可得出收入最低的10%的人仅为31464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则为123095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3.9倍（见图2-1）。

如果不做分组而直接对个人进行比较，则同一职称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其中，教授2010年的年总收入（不含股票、赠与等）最低者只有49500元，最高者为797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16倍。副教授2010年年总收入最低者只有28000元，最高者为671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24倍。讲师年总收入最低者只有22000元，最高者为570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26倍（见图2-2、图2-3、图2-4）。

上述数据统计表明了三个事实：（1）即使位于同一个职称等级，不同人之间的差别甚大。（2）职称的级别越高，其内部的收入差别越大。对不同职称教师各选取10%的最高收入者与10%的最低收入者分别进行比较，不同职称的教师中收入最高10%相当于收入最低10%的倍数，教授为5.9，副教授为4.5，讲师为3.9。（3）职称等级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倒错。讲师10%收入最高组为123095元，教授收入最低组为56157元，职称等级低的前者为职称等级高的后者的2.2倍（见图2-4）。

在外兼职讲课收入方面，北京地区高校教授2010年最低者为0元，最高者为65000元，副教授2010年最低者也为0元，最高者为60000元（见图2-5）。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收入极为悬殊。

图2-5 高校教授2010年的年兼职讲课收入分布

在承担课题所得收入方面，2010年北京地区高校教授最低者为0元，最高者为560000元。副教授最低者只有200元，最高者为80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400倍。讲师中最低者只有200元，最高者为55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275倍（见图2-6）。同样十分明显，即使专业职称相同，但承担课题所得收入差距甚大。

一位教授说：“社会上流传大学教师的收入高，其实他们知道的都是那些神话人物，就像股市上流传的股神一样。股神在广大股民当中属于凤毛麟角。”另一位教授也指出：“大学老师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很惨的，只靠学校给的仨瓜俩枣。越是教基础课的，收入越少，教思想政治教育课、外语课的都很少。”

“市场化”收入体制和教师之间收入的急剧拉大，对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产生了十分不利的消极影响。

（一）教师的视线和精力被导向学校之外的市场，涣散了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

院系和教授们各显神通，鱼有鱼道，虾有虾道。有些教师利用多种市场途径，既在外兼职又对外承担课题。在某些人那里，教学变成了副业，教学质量被忽视。有些教师课余时间在外兼职，回到教研室喊头疼、打瞌睡。某大学一位教师整天在外面兼职，而对于在校内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常常是在临上课前找一个烟盒，在背面草草列个提纲，上课讲两个小时了事。有些名教师不教本科生，只带研究生、做课题。有些教师经常在外，研究生见不到导师，硕士论文粗制滥造，有些硕士研究生上了两三年学还不会写学科文章。一些导师花大量精力在外面争取课题，然后安排研究生去做。一些人把科研的目的变成了申请经费、增加收入，对科研创新的实体内容不热心，“不能静下心来去刨根问底”。

一位教授诉说自己的“价值选择两难”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作为教授，我有学术追求，有教授的尊严，不屑于去做那些鸡零狗碎的破事。可是，你不做，在这个环境下就很难办，没准连教授也当不成。”

国家给的工资部分变成了保底收入。上不上课一个样，上好上坏一个样，没有激励、没有压力，缺乏刺激性和鼓舞性。另一些教师缺乏在外面挣钱的途径，可是看着别人大把地挣钱，内心焦躁，心绪烦乱，浮躁不宁，无心思搞好教学和追求创新，凑合着上课。

（二）教师的基本工资低于社会主流群体，为应对生活压力不得不为“稻粱谋”，分散了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

高校中不少教师并不喜欢到校外去奔钱，而是希望以本职的教学、科研安身立命，贡献国家，不负学生。然而这样一来，他们往往只能拿到国家给的“干工资”和学校给的不稳定的绩效工资。因为“干工资”标准低于公务员，他们的收入水平就明显低于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和国有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而另一方面，他们与公务员等面对着同一个市场，同一种消费压力。孩子同样需要上幼儿园和上学，自己同样需要花钱进修，老人同样需要供养，没房子的需要准备首付，已买房子的需要还贷，为未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退休后的生活水平需要攒钱，难以预料的风险（教师们称为“未知数”）需要时时准备应对。还有，物价不断上涨，经济形势难以预料，收入和消费都不可预期。为维持基本消费和起码的尊严、体面，他们不得不为“稻粱谋”，想方设法去奔钱。这明显地削弱了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

一位教师在问卷中留言说：“近几年物价上涨频繁、剧烈，但与此相对应，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保持不变，实际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都有下降。而且相对社会其他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在相对下降。”另一位教师留言说：“医疗费上涨得这么快，老人做一个手术就需要几十万，没有医疗保险，那你做儿女的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女教师们反映，男教师的经济压力最大，“没结婚的必须买房子，结了婚的必须挑起家庭重担”。女教师的收入压力一般低于男性，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找到了一个能够挣大钱的老公。一位女教师感到欣慰的是丈夫在跨国公司工作，挣钱较多，然而她抱怨来自家庭和家务的压力大，必须多做家务让老公休息好。

一位教师在座谈会上发言说：“住房、看病、教育新三座大山，把中产阶级压垮了。”

在大压力和低收入的情况下，教师们不得不去为“稻粱谋”，拼命赚钱，以致让积极性偏离教学和科研工作。教师们说：“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怎么可能有踏实和愉快的心情做教学、搞科研？”“我现在是负债累累啊，每个月都要还一万多块钱的房贷，每天都必须奔钱，心里不踏实，不可能心无旁骛呀。”“当我每天都要为柴米油盐赚那点钱的时候，不可能有那么好的心态，我的思路不可能集中想教学这些事，我得想我怎么去对付孩子的学费，怎么去满足这种柴米油盐。”“我不挣钱怎么办，难道真的等死？”

教师们说：“这些年比过去十年忙多了，这是为了活得更好，为了社会体面。”“安居才能乐业，有了住所，有了根，才能安心吧。”

（三）教师由于收入低、生活窘迫，因而在学生面前自感寒酸，不够尊严和体面，以致缺乏应有的教学自信和科研自信

尽管开放了多种市场性的收入途径，但是真正能够在外面挣到钱的教师依然是少数。当只靠国家给的“干工资”的时候，收入就显得可怜，生活谈不上体面，而是显得贫寒。一位教师自嘲说，“穷得像个教授”。某大学的教师在座谈会上谈道，本校一个年轻博士，月收入只有3000块钱，租不起单元房（学校附近的二居室月租金4000多元），只好租了一间地下室，而且还是与别人合租的。学生们问他住在哪里，他吞吞吐吐，说住在一个很远的地方。还有两个博士夫妻加一个孩子，租住在10平方米的筒子楼，与别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

相对于不少很有钱、大手大脚的学生，老师们却显得贫穷而寒酸。教师们说，“大学老师是体面的职业，但是收入真的不体面”“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相比，很是不体面”。甚至有教师说，“大学教师如今是斯文扫地，不再是一个受尊重的地位高的职业”。

对于问卷中的“您觉得目前的工资能体现您个人价值吗？”高校教授中认为“能”（完全能、能）体现的人数比例只有11.7%，认为“一般”（又能又不能）的接近一半（47.5%），而认为“不能”（不太能、完全不能）的达到了40.8%。副教授中认为“能”的人数比例少于教授，认为“不能”的人数比例多于教授。讲师中认为“能”的人数比例少于副教授，认为“不能”的人数比例多于副教授（见表2-1）。

生活窘迫、显得寒酸，对教师的积极性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1）不安心工作。他们说“除非对知识教学有兴趣，否则不会安心教师岗位，压力又大，又穷又酸”。（2）工作提不起劲头。“没有物质支撑的激励不是激励。”（3）工作没有信心。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讲起课来也心虚，缺乏底气、缺乏勇气。（4）行为出现偏差。“如果寒酸了，就不顾及自己的体面了，就出现了不体面的行为。”还有的教师说，“学会了自嘲”。

（四）教师之间彼此比较，每个人都觉得收入比别人低，内心不满意，对于教学和科研产生懈怠

当市场发挥自发性作用的时候，将必然性地导致两极分化。学校之间、院系之间、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大拉开之后，每个人与别人的收入相比，都会发现自己比有的人低。一方面，年收入3万元者感到比年收入4万元者低，年收入20万元者感到比年收入50万元者低。即使自己的兼职收入比别人高，但是来自课题的收入却比别人低。即使自己的收入在本校比较高，但是与外校比却较低。另一方面，他们与别人在教学方面并不少干，学生评教的分数还较高。内心不满意，收入与付出关系混乱，工作起来就会“气不顺”，对教学和科研的投入就会减少。

（五）教师与社会主流群体相比较，认为本群体的贡献大、收入低，滋生不公平感，降低了教学和科研的投入

在座谈和访谈中，教师们相同的抱怨是教师群体的贡献大、收入低。一位教师在问卷上留言：“感谢此次调查能够有机会反映60后女性对收入的认识。周边很多朋友都认为，现有工资分配制度已不能反映对于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以上工龄职工的奖励。基本工资收入与现在新就业同单位员工相差无几。在社会整体方面上，与我同龄、同学历、同等职称的人群相比，我的收入水平属于最低。”

教师们的抱怨：一是与中小学教师相比收入低，二是与国有企业科技研发人员相比收入低，三是与公务员群体相比收入低。然而，高校教师的贡献即使不比这些群体大很多，但起码不比他们低。例如，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实行了公务员待遇，收入在接近公务员，高校教师对此很有疑惑：“大学和中小学都属于教育系统，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出力。就工作性质来说，大学教师的工作毫无疑问比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复杂系数和难度系数大。那么，为什么国家对大学教师不实行公务员待遇，却让大学的工资水平低于中小学？再如，国有企业的科技研发人员的收入很高，中国移动、中国石化、各大银行工作人员的收入都高得出奇。既然都属于国家的体制内，为什么他们的科技工作贡献能得到承认，大学老师就不能同样得到承认？”“国家和企业都不会让企业的科技人员自己去奔钱，为什么偏要高校教师自己挣绩效呢？”

因为贡献大、收入低，高校教师滋生了较强的不公平感（如前文所述）。教师们抱怨，国家对高校教师“待遇不公平”“亏待大学教师”“不尊重高校的老师”。对于问卷中的“您努力工作的程度在工资中有明显的反映吗？”高校教授中认为“有”（一定有、可能有）的人数比例只有40.2%，副教授中认为“有”的人数比例少于教授（30.2%），讲师中认为“有”的人数比例又少于副教授（23.6%）（见表2-2）。就是说，专业职称越低，收入的不公平感越强。

根据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当人们感到自己的收入与劳动、贡献相比不公平的时候，一般有两种应对方式。一是要求提高收入，二是减少劳动付出。当不能提出增加收入的要求或提出的要求不能解决的时候，唯一的方式是减少劳动付出。于是，对收入的不公平感不同程度地消解了高校教师对于工作的付出。

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分散、消解、降低了教师们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直接受到损害的是高校的学生，间接受到损害的是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