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马注的生平和学术活动

马注，云南迤西金齿（后更名永昌，今名保山）人，回族，生于1640年。据“郁速馥传”,“马注，号仲修，字文炳，经名郁速馥。滇迤西金齿人。西域大圣人穆罕默德四十五代孙，阿丹九十五世辈裔也。父讳师孔，母吴氏”。

马注自序说：

余早年幼失经训，二亲早捐；十五而业文章，学为经济；二十而涉宦途，游情诗赋；二十五而访道德，锋棒禅玄；三十而著《经权》，期留青史，亦已编辑成书，自谓修、齐、治、平，得其至理……（卷之一“指南叙”）

该序写于“康熙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这时，马注年已44岁。从他的自序中可知，与王岱舆、张中等人不同的是，马注在幼年时没有进经堂接受传统宗教教育，而在学馆习儒。有关伊斯兰教的知识，

完全是家学和自习的结果。他的著述活动，不过是在前人从事著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已。

马注在结束早年的学业后，“二十而涉宦途”。实际上，似应为18岁或19岁时，有过短暂的“涉宦途”的从政生涯。

据“郁速馥传”，马注在“明永历丁酉，建国滇中，为阁下扶纲所荐，擢之中书，旋改锦衣侍御”。这是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1657年），永历帝（上述南明桂王朱由榔）由粤徙滇以延续南明政权时，马注受“扶纲（明崇祯七年进士）之荐”，先后在南明朝廷中录写文书、任侍从。同年，吴三桂奉命讨伐永历帝；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吴军攻伐贵州、云南；永历帝在吴三桂入滇后逃遁缅甸。马注没有随南明朝廷撤退去异域，他“涉宦途”的短暂从政生涯，随永历帝逃缅而结束。

此后的数年间，马注“僻隐教读，笔耕自膳”，写作是他的一项重要活动。他的《隆中吟》、《樗樵》在这一时期完成。可惜的是，两著均已散失。从他的自序中可以看出，文字所记者可能是有关他的人生抱负；也可能是在他25岁时“访道德，锋棒禅玄”，即在以前学儒的基础上，探索老子所说的道与德（道德经），评议或抨击佛道。

康熙四年（1665年），马注26岁时，“游武定（位于昆明西北、距迤西金齿约1600里——引者注），武人留之，教育弟子。与观五何先生游，文益修，学益进，弟子益盛。著《经权》二集，以授门人”。他的儒学功底，除了受业于张虚白先生和个人“笃志好学”外，在武定游学期间，还得益于“与观五何先生”的亲切交往。这一期间，他“文益修，学益进”，从而“著《经权》二集”。

可惜的是，“郁速馥传”没有明确指出，马注在武定逗留的大致四五年期间，究竟何年“著《经权》二集”。这与马注自序“指南叙”和“进经疏”关于所“著《经权》二集”的说法有所不同。后者有确切的写作年代。

康熙八年（1669年）春，马注30岁，已届“而立之年”。这时，他“离滇，越黔游楚，过中山（山西——引者注）而之燕”，以图在政治上有所发展。

1670年，马注在“宦游都门”时，“燕宗王闻而诏之，与之论兵法，谈天官时日，出《烟波钓叟赋》以示”。岳乐王之所以“闻而诏之”，可能与他早年从政、有教学经历而富有口才，而为岳乐王所赏识。至于他“出《烟波钓叟赋》以示”，似乎在当时政局形势下，有类似烟雾弥漫水面，“钓叟”含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之意。这里隐含着岳乐王在为朝廷（抑或是为他个人）寻觅、物色贤才，以助清人治理华夏大地。

这时作为学者的马注，与王室贵胄谈话，可能还没有什么顾忌。从而在“论兵法，谈天官时日”过程中，以“武王伐商”的史例论兴亡而高谈阔论。他说：

昔武王伐商，兵不满万，一战于牧野，而克纣亿万之师。周以甲子日昌，殷以甲子日亡。由此观之，胜负之权在德而不在众，兴亡之柄由主（指伊斯兰教信仰的真主——引者）而不由人。机谋奇伏，官可为有德者助，而不可为无道之资也。（卷之一“郁速馥传”）

岳乐王听后，以获贤才之心愿，大为欣慰，从而“礼之甚厚”，马注遂“得为教习”。这为马注在政治上有所发展提供了良机。

马注在京生活期间，政治上能否升迁，取决于多种因素。康熙十二年（1673年）年底，吴三桂公开叛清，发生“滇变”。随之，耿精忠、尚之信亦先后叛清。“三藩”叛后，清廷任命多员将领先后率军分六路征伐。随后，为应对政局，分三个战场进剿。东战场进军福建、浙江、江西；西战场进军四川、甘肃、陕西；中心战场进军湖广。岳乐王受命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兵奔赴江西战场。

岳乐王欲荐马注“以副参谋”，与之“随征”。马注考虑到一路讨伐、可能返滇参与战事，面对的将是父老乡亲，于心不忍。正如他所说的，“非世之不能用予，乃予自不能用世尔”。在“进经疏”中，他同样有“自揣才疏运蹇，能者争先，是臣文武之途无望也”，遂婉谢“副参谋”之衔，未随征吴三桂。

作为虔诚的穆斯林，马注已经切身感受到当时伊斯兰教的衰微状态。当他觉悟到仕途升迁无望，“世功”前途渺茫后，正如自序所述：

及三十五而访闻经教，知天命之从来，日夜钻研，始觉前辙茫然，身心无济。于是因闻得悟，领诲明师，或是或闻，著为《指南》一集，登堂入室……（卷之一“指南叙”）

这时，他已经35岁了。他逐渐由关注政治转而重视伊斯兰教的现实。对他来说，并非时运不济，而是他不愿也“不能用世”，只得“退而与门弟子讲心性之学”。在这方面的发展，却显现了他的才华，“从之者日众”，表明他不仅善学，而且善教。在此期间，他“因闻得悟，领诲明师”，正如马承荫“指南叙”所述马注因“惧正教（指伊斯兰教——引者）久湮，异端左道眩惑人心，著为是集，经号《指南》”，从而开始《清真指南》的写作。

所谓“惧正教久湮”，康熙帝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狩于蠡城，登清真阁，诏寺人能讲解《古兰经》，而蠡人无有应诏者。二十一年（1682年），西域国臣进贡《古兰经》，康熙帝登景山以待京师内外能讲者来，可是，来者乃教领之能诵而不能讲者。“圣旨宣讲臣教天经，纶音屡下，诏对乏人”，这无疑加深马注“日以圣教为忧”，使他更为关注伊斯兰教的发展。他说：

今吾教之人，杂于三教九流，百家诸子，若浮沉迟数，洪涩芤弦，杂于六经三部之中，而不使识者治之，殆无有日。进教之人，失于指趋，南辕北辙，莫知所归。学者无真才而有姤（妒）心，首领为己而不为众。上不力行，下不率教；少凌长，贱犯贵；尊卑躐等，亲疏失次。顽惰之民，不儒不回，习为伪业以伤风化，此不祥之道也。（卷之一“郁速馥传”）

为此，马注写“请褒表”，期望朝廷为他的先祖“敬援往例，请恩追封，敕加褒美，以彰盛典，以垂万世”，甚至期望伊斯兰教能像儒学一样，受王室重视。在“请褒表”中，他写道：

荷本朝数十年知遇之隆，臣不忍使湮没无闻，罹不忠不孝之罪。谨将历代褒封钦嘉，实据缮呈御览，伏乞皇上原臣忠孝之心，详查往例，恩赐同仁，遴选清真实学，儒回兼通，缮经呈进，以立一家法言，垂教万世，救正天下人心……直与东鲁圣学并济，环宇洪名；与日月俱长圣德，共乾坤永久。（卷之一“请褒表”）。

马注撰“请褒表”的意图十分明显，在伊斯兰教处于衰微的状态下，作为曾任云南“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15世后裔，他以具有“清真实学，儒回兼通”的身份，拟通过呈请当局的褒美册封，像历代朝廷褒封钦嘉的“往例”，借助官方的支持，在康熙帝当政，重视儒学的情况下，期望清廷能以伊斯兰教“垂教万世，救正天下人心”，改变以往的衰微状态，从而“直与东鲁圣学并济，环宇洪名”。据马承荫为《清真指南》撰“指南叙”中，有马注“诣京为圣人请褒”之句。该叙写于“康熙辛酉（二十年，1681年）”，可见，马注的“请褒表”于此前已经成文。马承荫所见的可能是“请褒表”的底稿或是拟呈上的奏疏；这里说的“圣人”，指的是马注的先祖赛典赤·赡思丁乃“圣人”穆罕默德之后。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滇黔恢复，家诏飞蝗”。云南、贵州安定后，频频家书催促马注返归。大致在此时，

书成，以示知音，进教者日继。（卷之一“郁速馥传”）

这表明，1682年，书已成稿。为使《清真指南》的书稿更加完善，有可能已在北京“以示知音”，随之，同人之间“递相传阅”。由于他的同人受著述的影响，有的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愿望，从而“进教者日继”。此时，《清真指南》可能尚未正式刻印问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元旦，马注在金台一枝栖写下“内洁、盥手、净几、诚诵、慎思、遵行、广化、珍重”的“八箴”，以使读者不仅尊重他的劳动，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

篇中二十万余字，有引真主之明命者，见明命，如见真主；有引圣人之谆谕者，见谆谕如见圣人；有引天仙之司职者，见司职，如见天仙；有引先贤之劝诫者，见劝诫，如见先贤。（卷之一“八箴”）

因检昔日纂录，删述全书，勉付厥梓，递相传阅，用公同志，勿负造化之全恩云。（卷之一“八箴”）

在《清真指南》刻印前，他所写“八箴”的真实意图在于叮嘱读者在传阅过程中，重视它的内容，而不辜负“造化之全恩”。1683年印制的刻本（抑或是抄本），可以称它为康熙本，可能并非目前人们通常所见的《清真指南》的版本。该刻本（或抄本）究竟与目前所见版本的区别为何，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马注在京究竟生活多少年，有不同说法。“郁速馥传”说：“于甲子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出都”,即马注在京生活16年（1669—1684年）；而马注本人所撰“进经疏”和《瞻（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均称18年。它们分别说：

于康熙八年（1669年）进京，随旗训读一十八载，行止坐卧，愧负君亲。著《经权》二集，期副上用。（卷之一“进经疏”）

注宦游都门，得为教习。遭吴逆之变，阻隔京师一十八载。今乱定归滇……道过西安，谒王陵寝。（卷之十“《瞻（赡）思丁公茔碑总序》”）

马注究竟在京逗留了16年还是18年？对此，笔者认为前说16年大致可信。至于马注本人所述，他可能把赴京和离京返滇，在旅途中所耗费的两年时间，也算在“随旗训读”“阻隔京师”的年限之内，从而有18年之说。但不管怎么说，马注自1669年进京，到1684年离开京城，在京生活16年。在此期间，除初任“教习”、从事教学外，主要活动为著述他的《清真指南》，可以说，这是马注整个生活重要而又极其活跃的时期。而这与康熙帝适时提出重儒的政治大背景，又值康熙盛世，马注在京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和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有利于马注安然度过他的写作年华有关。他在京时期完成了《清真指南》的基本架构和内容的写作。其后在阻隔京师的两年旅途中的游学，对他补充《清真指南》同样是有益的。

在京期间，马注听闻康熙帝屡下诏书拟知晓《古兰经》经文的含义后，极力表明“谨奏，为纂辑真经抽译切要缮呈御览”的“进经疏”。为此，遂“燃膏继昼编辑成书，欲献上览”，以呈献他的《清真指南》。他说：

燃膏继昼编辑成书，欲献上览。一叩阍于密云，再叩阍于德州，继迎驾于江北，疏屡上而机不遇……不得已匍匐归滇，躬耕胼胝，以延岁月。（卷之一“进经疏”）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马注在返滇途中，复闻康熙帝“博采遗书，用充秘府，盖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的上谕。马注在引用谕文时说：

上谕礼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虽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盖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今宜广为访辑，凡经史子集，除寻常刻本，其有藏书秘录，作何给值，采集及借本抄写事宜，尔部院会同详议具奏。”（卷之一“援诏”）

马注仍期望《清真指南》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他在“援诏”中，除做了自我介绍外，就介绍他拟呈上的《清真指南》说：

总以言本天经，字用东土，不涉一词，涉一词则伪也。臣不敢涉伪词以背主（伊斯兰教信奉的真主——引者），又焉敢涉伪词以媚君？（卷之一“援诏”）

马注在“进经疏”中，同样提及，

继奉圣旨宣讲臣教天经，纶音屡下，诏对乏人……复闻圣谕，博采遗书，用充栋府，皇上爱道日切。（卷之一“进经疏”）

这是说，马注在返滇途中，再次听闻康熙帝下“博采遗书，用充栋府”诏，仍期望呈献《清真指南》。显然，马注极其期望“皇上详阅而采择之”。结果，马注的愿望再次落空。

正如白寿彝所说的，“《进经疏》和《援诏》是向清帝进献《指南》的奏疏，《请褒表》是请求清帝褒扬伊斯兰的表文。从后三篇可见注想借用政治力量提高宗教地位的设想”。在当时显然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应该说，要改变伊斯兰教的衰微状态，唯有靠伊斯兰教自身，而不是外力或他人，更不是靠朝廷和王室的支持。

马注在返回云南后，又继续修改和补充他的《清真指南》。他说：

愚注不才，叨居圣裔，虚度四十余秋，自知违命之罪，擢发难纪。兵戈阻隔，二十余年，幸得游于燕、鲁、吴、越、齐、楚、中山、秦、蜀、滇、黔之（地），会海内名师，或睹其书，或见其人，或闻其教，采天下之遗珍，一准于经书，择圣贤要录，揆以禁律。有者不敢隐，无者不敢增，贤者不敢贬，不肖者不敢誉，纪为是集，以俟夫天下万世之有眼、有耳、有舌、有心、有身之人所共睹、共听、共言、共思、共行，凭圣教之调养，保守这一粒真种，越三十六千世界，复归命世之原品……（卷之四“世纪”）

马注是个爱国爱教、有着修齐治平远大抱负的学者。他在北京期间，不仅以“《经权》二集，期副上用”，而且“燃膏继昼编辑成书”，欲献上览。从而有叩阍于密云、德州，继迎驾于江北，只是由于屡失机遇，不得已而放弃在北京的生活。马注在京逗留16年之后，返滇途中，先后途经“燕、鲁、吴、越、齐、楚、中山、秦、蜀、滇、黔”等地。正如“郁速馥传”所述，马注在康熙“己酉（八年，1669年）春，乃离滇，越滇游楚，过中山而之燕”。这些地方有的可能是马注赴京时所途经的地区。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八月，马注在离京返滇的归途中，先赴西安拜谒先祖赡思丁陵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春，马注离陕经四川返滇。在四川阆中以《清真指南》出示保天佐。保为之撰“指南叙”。

从《清真指南》中可以认为，马注多年来以“与门弟子讲心性之学”为社会职业。马注的写作，完全是教读之余的成果。在作品中，他除了坚持伊斯兰信仰外，最值得提出的是，他像王岱舆、刘智一样，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入伊斯兰教，并使之相融合，以此传播中国化了的伊斯兰教，则是极其重要的事。在他看来，强调与时俱进、灵活变通，对中国穆斯林而言，具体表现则为习儒。他说：

岱舆王先生谓：“理不圆融机不活，空读清真万卷书。”习儒者不能通经，此又终身之大恨。是书也，虽集于予，不过因经书之所传，编辑讨论，欲公世人。为习儒者通经之捷径，习经者指迷之药方。妍媸异态，人鉴了然。经之所有，予不敢隐；经之所无，予不敢增。一章一句、一字一义，皆予心血所在，访之海内，证之明师。考之经书，积之岁月，非一地一人、一部一日矣。

倘我辈幼时不能习学经典，或无力习学，或习学而无明师，或明师不能至之处；少通儒业，或业儒之所，老者不可不看，幼者不可不读，知者不可不讲，愚者不可不听，不知者不可不问。（卷之八“授书说”）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马注撰“圣赞”。其后，马注在云南的活动，缺乏资料，难以做出更为具体的讨论。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马注可能这时再次到四川，而于会川（今会理）逗留时，写有“原道跋”。他自叹：

愚也不振，叨生其时。幼而孤，长而贫，壮而乱。少不能肆其业，长不能养其亲，进不能辅其国，退不能理其家，外不能利乎人，内不能济乎己。淘淘笔砚，行与心违……才非班、马，效杞人之忧天；容劣西子，仿东施之效颦。穷经问难，构思揣摸，赋《樗樵》、著《经权》、译《指南》、上《褒表》，葺陵寝，席不暖，足不停，寝不寐，食不饱，履穿裘脱，忙忙然（茫茫然——引者注）如丧家之犬，为时人笑。前后数十余载，亦不知岁月几何？展镜自照，须发皓然。噫！老矣。（卷之九“原道跋”）

马注从坚持正统信仰出发，除了对违背信仰的言行指出其不端，并予以抨击外，他返回云南时已届晚年，听闻到当地“革烂得之属”的情况后，积极参与了反对“格兰岱”（“革烂得之属”）的活动。

马注指出，沙金从迤西来到武定，说他，

头戴道冠，身披百衲，腰系丝绦，足穿云履，先到西村，后来古柏。投教者，具鸡二只，酒二壶，果品米面之类。外道来往，络绎不绝。男女混杂，昼则弹丝品竹，渔鼓简板，畅饮林泉。夜则明灯传道，度气比脐，无论老妪少妇，闺女村姑，留宿寺中，夜间学道，淫秽之声，遍满道路。不从其教者，问其姓名、生庚，用蕃字书于纸上，作法咒咀（诅——引者注），其人即颠倒昏迷，甚至恶疮怪症，殒命亡身。（卷之十“左道通晓”）

由于沙金惯施“妖术”，加之，“滇土辽远，汉蛮杂处，妖人往来，易于潜匿。庸夫愚妇，被其迷惑，钦若神明”,云南的永昌、大理、楚雄、广通、罗舟、定远、大姚、姚州、武定、富民、嵩明、寻甸、宜良、曲靖、六凉、临沅等地，成为“革烂得之属”活跃、惑乱的地区，从而影响了当地伊斯兰教的纯正信仰，出现“秽声塞耳，不堪听闻”的现象。

“革烂得之属”的猖獗活动，终于引起当地坚持正统信仰的民众的不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八月，马注分别受武定府上古柏村副掌教保岊和西村苏全忠之托，上递沙金诉状，报武定府杨太爷。诉状称：

左道沙金，非回非道，异服异言，教仿白莲，技工妖术，与其同类，葛蔓瓜延，潜藏两迤（今云南武定地区——引者），以药酒药烟为邪术之钩（宁夏本为“钓”——引者）饵，诱良家子弟、闺阃妇女。中其毒者，行同禽兽，秽乱闺门，若羝羊触藩，松胶捕雀，乘其昏迷，淫奸任凭。积恶非止一年，流毒非止一处。（卷之十“左道通晓”）

同年九月、十月，当地接获“禁邪术，以维风化事”的通令，算是在反对“革烂得之属”问题上有了成效。

马注的作品，除《隆中吟》、《樗樵》、《经》、《权》、《清真指南》和《请褒表》外，还有《进经疏》、《援诏》、《瞻（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和《咸阳王抚滇绩》等，只是《隆中吟》、《樗樵》、《经》、《权》失传。

就马注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言，与他的15辈先祖赛典赤·赡思丁重视儒家文化，进而世代沿袭此风似有密切关系。马注说：

臣本愚懵，幼习儒业。虽循章句，未按（谙）深旨。读过《大学》:“在明明德”,“致知格物”；子思：“天命之谓性，其为物不二”；鲁论：“未知生，焉知死？”孟子：“殀寿不二……万物皆备于我。”《易》……《书》……《礼》……圣贤之言，亦已阐幽隐而开聋聩者矣。（卷之一“援诏”）

除《大学》外，他还读过《易》、《书》、《礼》（亦即《周易》、《四书》、《礼记》）。无可怀疑的是，他“幼习儒业”，有较为深厚的儒学功底。他进一步说：

亦少涉猎经史，详阅诸家。《灵枢》、《素问》、《洞古》、《楞严》、《星纬》、《河洛》、《异域》、《风鉴》、《皇极》、《先天》之书，究皆明其理之所以然，而未阐其道之所从出；即阐其道之所从出，又非灼见真知……（卷之一“援诏”）

马注根据当时伊斯兰教衰微的情况，极力主张习经者应通儒，像他这样的习儒者则应通经；不通经，是他“终身之大恨”。从马注关于通儒、通经的主张来说，并不是为他自幼习儒辩护。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他强调习儒通经，或是通经习儒，并不是什么坏事，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马锡蕃为《清真指南》撰写的序言中，肯定“儒之有裨于回”，认为回民“与汉民共安生业，而蕃育其子孙。清真之教，绵绵延延，以垂永久，不致迁地而弗良，此固由吾教之正，而实赖有通经通儒之士”，马注像王岱舆、刘智一样，“通经而能通儒”,“觉穆罕默德与孔子两人心心相印，同出一源”,“盖儒与回相表里，固一以贯之者也”。马锡蕃的序言，在儒释道三者中，肯定儒家对马注的影响要更大一些。这大致符合马注著述的整体思想。

康熙五十年（1711年），马注卒，墓葬于今保山市隆阳区易畴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