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注活跃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于唐永徽二年（651年）移植中国，开始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它历经宋、元两朝的培育和发展，明时，穆斯林人口已有很大的增长。可是，随着信仰者和清真寺的增加，能够在大小寺院中宣教布道的宗教从业人员，不仅在人数上不敷需要，而且也缺乏阐释经文深奥含义的经师或有识之士。

明末，在西北地区已有苏非传教士来华宣教布道。他们携入中原地区的苏非著作，在民间获得一定的流传。咸阳胡登洲（1522—1597年）倡办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随后虽不断获得有形的发展，但它仍在充实、完善的过程之中。经堂教育选择当时已经流传的苏非著作为读本，对随后培养出的经师、阿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受到经堂教育训练的一批批经师、阿訇，随后成为宗教从业人员步入社会。他们活跃在各地的教坊、寺院，这对稳定、巩固和延续伊斯兰教的发展、为继续培养宗教从业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即便是在经堂教育兴起并有所发展的情况下，伊斯兰教在中国已经显现出衰微的征兆。或者说，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已步入它的衰微阶段。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伊斯兰教的原典难以为国人通晓，传播的宗教知识“教化不能周遍，五功不能传明”甚至出现“互相悖谬，而莫之辨”的现象；在穆斯林上层人士中，有的在信仰、思想上发生变化，民间有所谓的“官至二品即反教”之说；口耳相传的教学方法，使得有的经生学就结业后，只会诵读经文而不解经文的真谛奥义；有的地方出现“‘不择’教领”、“住持‘尸位世替’”、掌教“符（附——引者注）势趋炎，见利忘义，外洁内污”等令人担忧的现象。

就经堂教育而言，经师沿袭师徒口耳相传的传统教学方法，已形成传业授徒的模式，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并未完全改观。经堂教育的读本大致已有所统一，沿袭这些读本同样已形成传统。这一时期，苏非传教士仍不时来华宣教布道。

在中原地区，就授经和学经者而言，尽管他们在社会交往、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是汉语，可是，直至清末，就从教的经师而言，在经堂教学过程中，虽借助汉语作为语言工具从事教学，但他们从未教授汉语文；他们普遍使用的经堂语、与书写相关的小儿锦（“消经”），被一代代地沿用下来，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就有志于宗教事业而学经的经生而言，不少人或继承家学或因家境贫寒而学经，以为谋生的重要手段。在经生中，仅有一部分以前习儒（具有不同的儒学基础）的年轻人（有的已为秀才）转而学经。除了这部分经生具有一定的儒学基础外，大部分经生则欠缺儒学根基。这对伊斯兰教及其经堂教育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大致在明中叶以来，一部分有儒学基础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已以汉文从事写作，这在马注之前已形成传统。其中，常为人们提及的汉文伊斯兰教碑铭和著述，有陈思的《来复铭》，可以列举的著述（有的已陆续获得流传，有的已有成稿尚未刊印），有詹应鹏的《群书汇辑释疑》（该书已佚，只存其跋），张忻的《清真教考》（该书已佚）。明末清初，经师、学者以儒诠经、以汉文从事伊斯兰教著述（这被译称为“汉凯它布”），也与日俱增。

《清真指南》写作前后，陆续问世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有，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译解》、《克理默解启蒙浅说》，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伍遵契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马明龙的《认己醒悟》，舍蕴善的《推原正达》、《昭元秘诀》、《归真必要》，孙可庵的《清真教考》，马君实的《卫真要略》，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等。这些学者、经师、阿訇之所以有可能“以儒诠经”、从事汉文伊斯兰教著述，具有一定的儒学功底是不可或缺的文字工具。在马注之后，这一写作活动仍在延续，继而成为穆斯林知识阶层的一种传统，被后来者所延续。

与马注几乎同时而又稍晚的赵灿，在《经学系传谱》中揭示了伊斯兰教当时衰微状态的一般情景。他的老师舍蕴善（1634/1638—1710年）为该传谱所写的序更为明确地说：“吾教自唐迄明，虽有经籍传入兹土，而其理艺难传，旨义难悉，故世代无一二精通教理之掌牧，以致多人沦落迷途，漫漫长夜而甘醉梦之不觉也。”他还说，“教道久湮，人心厌弃”,伊斯兰教的衰微状态，可想而知。

伴随着经堂教育的发展、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出现，苏非传教士仍陆续来华宣教布道。由于来华的苏非传教士，有遵法派和非遵法派之分，他们的教义主张和礼仪践行，在中国都获得传播；只是前者的影响和活动范围较之后者更大一些。就遵法派而言，它的传教士在西北地区宣教布道，使得有的宗教从业人员，接受并信奉其说教，成为其追随者；有的前赴他们建立的道堂，开始受业潜修。随后，那些完成修业者，受遣返回故里，建立道堂。有的在受到苏非著作影响后而自建道堂。传播苏非主义，扩大影响，招徕信徒，是他们的共同点。就非遵法派而言，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在云南的一些边远地区。

马注从事写作活动时，他所面临的伊斯兰教状况，与王岱舆所处的明末清初时期的情景大致相仿。

康熙辛酉（二十年，1681），马承荫为《清真指南》所写序言称，他在幼年时，已“习闻”中原地区的一些著名经师、阿訇，在各地清真寺或教坊任教或主持宗教活动，“如秦之李秉旭，楚之马明龙，鲁之常永华、李延龄，吴之马君实、马之骐、马承益，粤之皇甫经，中山之舍起云，燕之马化蛟……惜无著书遗世，徒以心授失学，拘儒南辕北辙，于是教之所及者及之，教之所不及者则不及之”。应该说，这时，马君实、马明龙、常永华等人已有著述，可能尚未刻印，也可能马承荫并不知道。但他关于经师、阿訇在学识方面的一般情况大致言之有据。200余年后，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马锡蕃为《清真指南》所写的序言则有同感，他说：“仅以通经者说经，无论他人不能知，即吾教中不通经者，亦不尽知。”可见，马锡蕃的类似印象表明，中国伊斯兰教的衰微状态，甚至可以说，并没有多少改观。这正是马注当年有所忧虑和从事写作的依据。

马注认为，一方面，表现为宗教从业人员无真才实学、乏人释经，正如他所说的，

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年），皇上狩于蠡城，登清真阁，见架置天经，徘徊不忍去，诏寺人能讲者来，蠡人无有应诏者。二十一年（1682年）秋，西域国臣以天经进，上谕礼部侍臣即传京师内外，诏能讲者来，皇上登景山以待。时日将晡，次日欲幸五台，及诏至，乃教领之能诵而不能讲者。侍臣复旨，上曰：“今朕亦忙促，令彼暂回，以率伊众。俟游五台回，宣能讲者，勿虚朕望。”及旋而诏，不果。（卷之一“援诏”）

首领不能掌一方之教，因无真学问。无真学问则不能起（据宁夏本：“起”为“辨”——引者注）邪正是非，去就取与，熏陶渐染，以成风俗，此一方之灾也。（卷之五“格论”）

有的“教领”、掌教等从业人员无真才实学的同时，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则徇私图利。他说：

盖以妈目（原注：译曰教领）担一方之任，其所以训导变理，关切匪经，勿谓肥甘自膳，仅养妻子……又非独学者、有财之罪，试问训导何人？在以妈目，不能辞其责也。（卷之二“天命”）

……一家不化则家长危，一族不化则宗长危，一方不化则以妈目危，以妈目无学则一方危。（卷之五“格论”）

盖谓一方之升沉，系以以妈目……乃以无德无学者居之，一方之疾苦不闻，往来之痛痒无关；父子相承，兄弟替代，私人富众为垄断，避瘠寡若针毡。正道衰，礼义废，教化不行。（卷之四“世纪”）

马注关于“正教之忧”的八点内容，大致概括了当时伊斯兰教衰微的情景。这表明，伊斯兰教的衰微，与“掌一方之教”的、具有精神引导作用的“教领”、掌教无真才实学密切相关。他们之中可能有不少人既不通经，又欠缺用汉语清晰表达的能力，甚至习经的年轻经生，也缺乏汉语文的一般知识或相关训练，天长日久，必定导致宗教的衰微。

另一方面，完全表现为有的穆斯林正邪不分。在马注看来，“正”则指伊斯兰教为“正教”,“邪”则指“非遵法派”为“邪道”。正教与邪道不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信众伊斯兰信仰的纯正性。他以15世先祖赛典赤·赡思丁以来伊斯兰教的状况说：

由赡思丁公至于今四百余岁，嗟正教之衰微，憾珷玞之冒玉，异端左道，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叛正从邪，未有众于此时者也；扶危拯溺，未有急于此时者也。外道之异端易分，正教之异端难晰。愚人之任性易除，智人之任性难革。（卷之九“原道跋”）

在中原地区，影响伊斯兰教的主要是“革烂得之属”。马注根据当时云南出现的这些“妖人”的情况，对他们的来龙去脉，做出说明。说他们，

离天竺（即印度——引者注），入秦边（泛指今陕西、甘肃秦岭以北平原地区——引者注），勾妖人，祸乱中原……驱革烂得而出诸边，妖人敛迹，鼠辈潜消，奈源去而流不清，枝剪而根未拔，数年以来，萌蘖复生。或扮僧道，或冒（清）真，行仿白莲，技工妖术，潜游寺观，啸饮山林，行披发之术，以麻叶入烟酒。坠其术者，行同禽兽，秽乱闺门。以男女混杂为接绪，比脐度气为工夫，互相浸淫，恬不知耻。（卷之八“教条”）

马注进一步指出，受到这些“妖人”影响后，在地方上随之出现了如下现象，

好酒之回儒，贪色之满喇，见酒色之可以无禁，食饮之可以无分，拜可以不礼，斋可以不持，体可以不浴。亲之为友，拜之为师……甘心以自己之原配，供妖人之玩赏，甚至对夫淫妻，夫亦莫悟……注也洞访其非，闻之发指……（卷之八“教条”）

马注对伊斯兰教衰微原因的分析和概括，有一定道理。他归咎于上述现象，大致反映了他生活时代的情景。马注对此衰微现象的深切忧虑，正是他在晚年积极参与当地与“革烂得之属”的斗争，力图改变这一衰微状态的真正动力。其原因在于，

奈源去而流不清，枝剪而根未拔。外国之外道易分，内地之异端难晰。数年以来，萌蘖复生，毒流天下。乱我纪纲，伤我彝伦，败我风化，紊我教条，乱我清真。秦驱则逃之蜀，蜀驱则逃之黔，逃之滇。滇土辽远，汉蛮杂处，妖人往来，易于潜匿，庸夫愚妇，被其迷惑，钦若神明。（卷之十“左道通晓”）

异端之害，相沿数村，事关国律，大伤风化，总缘无专责成之掌教。职非上委，夤缘附势，舐痔折枝，废立之权操于宵小，或父子相承，或兄弟替代。无学居位，无德居尊，赖教谋食，惧祸保身，以致指大于臂，鼠大于猫，若木偶而冠，酗酒赌博，听其胡为，妖人来往视若未见，亲识不敢举，傍人不便首。（卷之十“左道通晓”）

可以认为，在当时，以汉文从事著述的经师、阿訇中，张中和王岱舆在学术上都是值得马注仿效的。

可是，从马注的写作方式来看，他以王岱舆为范例，而与张中的行文有一定的差异。这可能是与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希真正答》有它的实用价值有关。尽管张中在传授知识方面，是值得推崇的，但以阐述印度导师阿世格的经义讲授“信仰”（“以麻呢”）和译解（“率苏理”），可能显得过专而欠缺其实用价值。究其原因，马注在行文中需要以直白的形式，阐述、表达个人的见解，而张中则要严格依据经典或是原著做出表述，难以自由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