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传统文化在马注之前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伊斯兰教输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代表。伊斯兰教输入以后，在中国文化的大家庭中，随即增添了新的伊斯兰文化元素。这对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来说，对伊斯兰文化有一个逐渐了解、认识和接受的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释道的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思想的渊源。可以说，华夏民族沿袭那些具有其特征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哲学、文学、美学、史学、法学、道德、政治、经济、艺术、建筑……以及种种思想、习俗和制度），它们一旦被理论化、教条化、程式化，并由相关的学派（以其著作）或行为方式所体现，并被人们世代传承并沿袭、延续下来。被接受的学说、思想、观点、制度等，就成为后人认识这些学派的根据，那些在民间日常被遵奉的礼仪、习俗，甚至宗教的信条和礼仪，则被后人奉为圭臬而不致被任意侵犯。

一般地说，中国历史从西周（约前11世纪至前771年）的共和行政元年（前841年）以来的编年材料，才比较确凿可靠。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约60万年至1万年前）和新石器时代（约1万年至4000年前）的大量器物和卜辞（甲骨文），古籍中关于尧舜禅让、大禹治水以及夏（前2205年至前1766年）商（前1766年至前1122年）王朝世系传承的种种传说，特别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佐证了中国在远古时已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西周实施封建统治，建立在册封王公贵胄的政治制度之上。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在黄河下游册封的小国尚能臣服周王室。随着时间推移，频频发生的小国间的战争，削弱了周王室的统治，政治封建制度陆续瓦解，导致西周名存实亡。其间出现数百年的春秋（前770年至前476年）战国（前475年至前221年）时期和短命的秦王朝（前221年至前207年）时期。社会政治的大变动，为思想家们提供了借以申明见解的时机，促使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那些出身于诸侯、地主或是依附于大小统治者并执掌知识的官吏，陆续流落民间。他们成为向民众传授知识以维持生计的教师，这使西周“吏师不分”的现象，有所改观。这些教师中，有能讲授经书、礼乐的“儒”（或“士”），有精通兵法和武艺的“侠”，有擅长辩论的“辩者”，有掌握“方术”（巫医、星相、占卜、术数）的“方士”，有在政治方面能献纵横捭阖之策的“法术之士”，还有不满现实又有学识才干而遁入山林的“隐者”。他们传授的各类知识，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不同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历史上有“诸子百家”“诸子争鸣”之说。史学家司马谈（? —前110年）在《史记·论六家要旨》中首先把他之前的思想家分为6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西汉末，刘歆（约前46—公元23年）在《七略诸子略》中，把诸子百家概括为10家，有“九流十家”之说。它指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和小说家。这成为从先秦到汉初各种学术流派的总称。除小说家外，后人称之为“九流”。而儒家被列为“九流十家”之首。实际上，在儒家中，又可分为“八儒”，或“儒家八派”。按《韩非子·显学》记载：“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荀子）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

“儒家”，指崇奉孔子（前551—前479年）学说的派别。它的学说以“仁”为中心，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政治上主张“德治”、“仁政”和“王道”，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尤重个人的自我修养。它奉《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为神圣典籍。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实施中央集权制，一改过去地方诸侯贵族的世袭政权的封建体制。他“焚书坑儒”，禁止儒家学说的传播，遏制了儒家学派的发展。

西汉（前206—公元25年）为继续推行中央集权制，保证政治上的统一，客观上要求思想的统一。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时，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极力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对策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董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强调崇奉天道（以天为最高主宰）的封建神学体系，主张“天人感应”并以天道比附人事，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的是维护和保障“三纲”实施的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到这时，所谓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现象不复存在，以前不同学派的思想，分别融入道家和儒家。

西汉末，自秦以来的巫师、方士的迷信活动，以预示凶吉、隐喻福祸的“谶纬之学”的面目流行开来，东汉（25—220年）时更为盛行。“谶纬之学”无异于神学，它以神化孔子的手段，宣扬儒学。三国（220—280年）时，魏玄学家王弼（226—249年）、何晏（190—249年）则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的玄学，企图以此调和儒道学说。

继隋（581—618年）后，唐（618—907年）在政治上重建了中国的统一。文化上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佛教的兴盛和发展。随之，儒学经过一度的消沉后又有所复兴。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韩愈（768—824年）。他维护儒家传统思想，为“排佛”提出儒家“道统”说。他以继承周公、孔、孟自居，而将荀子以来到唐之前的儒家代表人物，排除在儒家“道统”之外。他“吸收佛学的一些范畴，而且较孔、孟、董的体系更完整。他在《原道》中认为世界最本源的东西就是‘道’,‘道’是独自存在的精神，表现在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就是‘三纲五常’和其时的生产关系。人也是‘道’的产物，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性’,‘性’即‘道’的体现”。

道家以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的“道”为核心，形成他的思想体系。庄子（约前369—前286年）继承、发展了老子的原始道家思想。老庄的自然天道观成为道家学说的核心。它强调人在思想、行为上应效法“道”，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完全不同于儒家思想。“道家和道教两个术语，有联系又有区别。习惯上有时把道教也称为道家。说严密些，道家和道教不是一回事”,“道家属诸子的学派之一，是一种哲学的派别。如先秦的《老子》、《庄子》以及后世的《阴符经》都属道家，它们本身都不是宗教性质的书。至于后来有些道教徒注释《老子》、《庄子》和《阴符经》，那是另外一回事。道家思想跟后来的道教理论有某些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也有根本不同和相反的情况。《老子》五千文，有不少神秘的语言，能为宗教所利用”。战国时期，神仙家尊奉黄帝，将老子与黄帝并列，合称“黄老”。它与名家、法家结合而成黄老之学（黄老学派），为以后黄老之道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汉初，黄老之学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盛极一时，后因“独尊儒术”日衰而散存民间。民间神化老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老子最终成了道教的教祖。

东汉顺帝（126—144年在位）汉安元年（142年），张道陵（? —156年）于四川创立五斗米道（凡入道者需交五斗米，故名），道教逐渐得以定型。五斗米道在向南北传播过程中，在北魏太平真君年间（440—451年），在北方逐渐形成北天师道；南朝宋时（420—479年），在山东形成南天师道。

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为“太上老君”。张道陵则被奉为“天师”。包括黄老之学在内的道家思想流入民间后，汉灵帝（168—189年在位）时，逐渐被宗教化，形成黄老之道（道教太平道的前身），日益与古代的神仙思想、鬼神祭祀以及占卜、谶纬、符箓、禁咒、巫术等相结合。

唐宋以来，南北天师道与其他道派融合，此后，它取得历代封建王朝的支持。元（1271—1386年）以后它被统称为正一道。金大定七年（1167年），山东王重阳（1112—1170年）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提倡功行并重、不尚符箓，重视儒家的伦理道德实践，强调忠君孝亲，创立道教的全真派（“全真道”）。

自明清以来，道教唯存全真和正一两大派，流传至今。

佛教在中国又被称为释教，释与儒、道在中国并称为“三教”。它的核心主张是“无我”，把人置于“三世”（前世、现世、来世）轮回的框架内，阐述“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和“三法印”的基本教义。“四谛”指的是苦、集、灭、道（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所谓“谛”，即实在和真理。“苦谛”是说人生在世“一切皆苦”。“集谛”说明“苦”的原因；“十二因缘”进而说明人生的主客观条件和环境之间的十二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灭谛”指消灭产生“苦”的原因。“道谛”表明达到无“苦”的涅槃境界的途径和方法。“八正道”具体阐述如何“由凡入圣，由迷转悟”，达到佛教无“苦”境界的八种途径。“三法印”是说世界变化无常，一切现象都因其因果联系而不单独存在，人应超脱生死轮回而寻求涅槃以获得解脱。这是说，佛教徒在现世应严格遵守佛教的戒律，通过“禅定”沉思、排斥一切欲念，依靠经文和师长的教诲，达到“断惑”的精神修炼的目的。

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传入中国，最初没有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它受到朝廷王公大臣的重视，开始在上层社会传播，它与黄老之道相比附，从而影响到民间一些善男信女的信仰。魏晋南北朝（220—589年）时期，它获得进一步的传播。佛教经典的翻译和研究日渐发达，东晋时已有汉译佛经250部，1300余卷；到了南北朝时，出家为僧尼者达到200万—300万人，译经事业大盛，出现了各种论师。理论上，佛教为玄学所容纳，学者用老庄思想诠释佛教经典，释道亦趋于合流。在近400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成鼎立之势。

隋唐时期，佛教在学术上达到了鼎盛期。汉译佛经已达两千余部，五六千卷。“汉代的佛教在中国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魏晋的佛教被理解为魏晋玄学的一派；隋唐时期佛教经典已有大量的翻译和介绍，应该不会被‘误解’了，但是在中国广泛流布的不是生搬硬套印度经院哲学的法相宗，而是经过中国自己引申发挥，甚至在印度佛教学说中很少有根据的一些宗派（如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这就使得佛教在华夏大地上的中国化，兴起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不同的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就与儒家和道家发生思想上的冲突和争论。这导致以后发生的“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作为外来的宗教，它的佛学思想、教义主张和礼仪制度，不仅对它的信奉者产生影响，而且影响到中国的文学、艺术、音乐、建筑，以及民间的习俗，特别是它的哲学思想，经过儒、道的渗透、融合，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后的宋明理学有着重要影响。

经过短暂的五代十国（907—960年）后建立的北宋（960—1127年），虽然在政治上已不如唐朝强盛，但在文化上却达到极其繁荣的地步。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之前，佛经只有抄本，此后才有刻本《大藏经》。这对佛教的传播和佛经的流通产生深远的影响。宋以后，像道教一样，佛教受到元明统治者的崇奉和支持，儒家吸收了它的某些基本教义，但在学术思想方面，因袭多于创新，衰滞甚于发展。

北宋以来，儒家哲学思想发展的新成果，表现为理学的建立和发展。理学（“义理之学”，或“道学”），又称为新儒学。在学风上，它既坚持儒家的传统伦理思想，又兼取佛道，使儒释道相融合，完全改变了汉以来儒家只重视章句训诂、以义理解经的做法。

北宋的哲学家周敦颐（1017—1073年），继承《易传》、《中庸》和韩愈的《原道》，并“接受道教、佛教的某些思想，把陈抟（? —989年）《无极图》改变为论证世界本体及其形成发展《太极图》，建立了以孔、孟正统思想为主的哲学理论体系。他提出的太极、理、气、性、命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他本人成为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太极图说》中，明确地提出宇宙生成论。他所宣扬的“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理论，以及他关于圣人模仿太极而建立“人极”;“人极”即他的道德哲学中“纯粹至善”的“诚”；关于“诚”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本”、“诚”为孝、悌、忠、顺等“百行之源”的主张，“认为‘圣人’与天地合德，是道德的化身，人类的教化者，而其根本的是‘诚’”。周敦颐不仅被认为是理学奠基人，而且对他的弟子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和其后的思想家具有重要的影响。他同时代的张载（1020—1077年），亦为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张强调“气”在宇宙论中的重要地位，而与周有所不同。

程颢、程颐史称“二程”，与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年），合称为“程朱学派”。该派主张“理”为宇宙的本源，由它主宰并派生出万事万物。这与陆九渊（1139—1193年）提出“宇宙便是吾心”一起，奠定了“理学”中的主观唯心的“心学”一派的基础。

蒙古统治的元朝时期，由于一批批“色目人”（西域人）陆续来华，在这些色目人中，有穆斯林。伊斯兰教的信奉者随之增加。随后，伊斯兰教获得新的发展。伊斯兰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交融过程中，也逐渐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朝的王阳明（1472—1528年）继承了“心学”，后人称其为“陆王学派”。“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的理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新儒学）。他们为孔子的伦理学说补充了本体论，建立了儒学的完整体系，成为论证封建制度及其伦理纲常合理性和神圣性的官方哲学。

孔子思想经过儒家弟子们的不断补充、改造、引申、演绎，从而适应了各个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代表，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美学、文学、艺术、教育、史学、政治、伦理等不同学科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自宋以来关于儒释道以及儒学的新发展——理学，只是极其粗糙地描述了它们大致的发展线索，为的是说明马注从他的伊斯兰主体思想出发，对儒释道三者，或是予以吸纳，或是予以斥责，完全是以他的伊斯兰信仰为转移的，也是根据他对不同时期儒释道思想的理解和认识为前提的。但不管怎么说，无可怀疑的是，马注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同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研究马注思想首先应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