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海洋族群的前世今生——疍民

在长江以南的众多江河湖泊以及滨海区域，一直生活着大批水上人家。他们与长期定居陆上的居民不同，他们中有的人家一年里大部分的时间都以船为家、逐鱼而居，偶尔在岸上兼种蔬果；而更多的人家终生以船为家，且世代相传，偶尔上岸只是为了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与捕捞品的出售。历史上，滨水区域的人民也经常在不同的时期变换陆居者与水居者的身份。从整体的趋势看，随着人类活动面积的增大与环境的变迁，水居者的上岸是大的方向。特别是20世纪以来，自然环境的改变与政府的政策都在促使水居者上岸；作为族群，水居者人数在逐年减少，活动的空间更是逐年萎缩。水居者也将他们的文化带到陆地上，使得中华民族的多样化文明中添加了水文明、鱼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从而使中华文明更具丰富性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今天，水居者主要生活的区域在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中下游，以及台湾海峡、海南诸沿海与岛屿。他们在历史上就有了一个被陆居者所“敕”的称呼——疍民。终生漂泊于水上，以船为家，对中国沿海水文、航线、渔汛、造船等了如指掌；以所在地语言为母语，但又有别于当地的陆居族群；有许多依水而生的独特的习俗。他们是中国的海洋族群。

在福建，疍民常常以白水郎、庚定子、卢亭子，或是科题仔的名号出现。白水郎据说是闽之先，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8）《福建路》云：“白水江，在长溪县，旧记云闽之先，居于海岛者七种，白水即其一也。”而北宋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卷九八）《江南东道（十）》“明川贺县条”云：“东海上有野人，名曰庚定子。……自号庚定子，土人谓之白水郎……音讹谓之卢亭子也。”韩振华认为从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卷三）“疍蛮条”，可知白水郎或卢亭子都是“疍”的一种，也就是说白水郎与疍民从宋朝开始混合，并且与古代荆湘、巴蜀一代的蛮疍毫无关系，而蛋是疍的俗字。林蔚文在《福建疍民名称和分布考》中对福建疍民的名称做了详细的考证，他认为白水郎和清代闽南厦漳泉等地出现的白水郎、福州等地出现的曲蹄等称呼实质都是指疍民。

疍民的生产习俗有一些史料记载和考古记载。范成大认为：“疍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生，采海物为生。”周去非《岭外代答》谓：“钦之疍有三，一为鱼疍，善举网乘纶；二为蠔疍，善没水取蠔……”《古今图书集成》卷一千三百八十《琼州府考八》《风俗志》谓：“陵水疍民世居……濒海诸处，男子罕事农业桑，惟麻为网罟，以渔为生，子孙世守其业。”

古代福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和舟楫的使用分不开。在武夷山的崖洞里面，有一些被当地人称为“仙船”的独木舟形状的悬棺。考古人员对其中的白岩崖洞船棺进行研究和碳14年代测定，确定它们的年代为距今3445 ± 150年，大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商代。由此推测，早于远古时期居住在福建境内的闽人已经懂得制造和使用船舶了。闽侯和连江等处也发掘出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独木舟。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原馆长欧潭生认为发掘出的独木舟应为闽人使用的水上交通工具。朱维干教授的《福建史稿》提出，宋代福建的造船业冠于全国。

疍民的生产生活工具“疍家船”正是古代闽人的舟楫生产习俗的遗风。闽江流域的内河船只，一般船长度多为5～6公尺，宽为2～3公尺，首部尖翘，尾部略窄，中间平阔，并以竹篷遮蔽作为船舱。一艘船的功能集工作、生活于一体，打鱼在船头甲板，船舱是家庭卧室和仓库，船尾是排泄场所。所谓“一条破船挂破网，常年累月漂江上，斤斤鱼虾换糠菜，祖孙三代住一舱”；空间狭小，是船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生计依赖摆渡和客货运输，或者是内河捕鱼，非常艰苦，家庭结构也是小家庭的形式，年轻人一结婚就移到住另一艘疍家船上。拥有大船的疍民，在闽江口附近外海，以捕鱼为生。他们因在海上作业，船只更大，有较多的隔舱。家庭的结构也是大家庭的形式，可以多个兄弟同住一艘船，同时在海上作业时也可以多些人手。

在中国历史上，海洋生计在全面经济生活中一直不是主流，但是，疍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困难。如果是在支持海洋开放的年代里，他们或许还能为国家的开放政策做出独特的贡献。不幸的是，明清两代主流社会的海禁政策将中国的海洋族群疍民推到了灾难的境地——他们成为“贱民”。不被允许在陆地定居，剥夺他们作为公民个体的所有，将他们“隔绝”在正常社会生活之外。他们生活条件恶劣，收入低微，游离于海边、岛屿，其子女不被允许去学校接受教育，更不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可能性被切断了。他们不可以穿绸缎装，仅能着粗布衣。直到清末，他们都被视为“贱民”。清朝雍正年间，政府宣布开赦疍民，这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民国时期，孙中山以大总统令宣布开放疍户，赋予他们平等的公私权利。但由于政局动荡，收效甚微。

由于疍民以水上作业为生，多信奉海神。他们起航前都要举行祭海仪式，以祈求海上航行的平安和取得收获。他们在海船中设置神龛供奉海神，以方便在海上向神灵祭祀与祈祷，希望随时获得神灵的保佑。福州闽江口的疍民，以信仰水部尚书陈文龙为代表。在福州盖山镇下岐村的许多疍民家族，至今还保留着这一信仰。水部尚书陈文龙，相传为南宋福建莆田人。《宋史·忠义传》中记载：端宗景炎年间，陈文龙率部于兴化抗元，兵败被俘，后殉难于杭州，陈文龙殉难后被葬于杭州西湖之畔，谥忠肃，与同葬此地的岳飞、于谦并称西湖三忠肃，在后世获得了民族英雄的称号。陈文龙从忠义烈士到镇海王、到水神，越来越受到水上信众的尊崇，从五座尚书庙石碑上捐赠者的名字，以及所捐金银钱纸信众的来源可以看出，现在的信众多为水上人家。每两年，尚书船出海的仪式就在福州盖山镇阳岐尚书祖庙举行。疍民由于通水性，成为尚书公出海时候的看水侍从，担任整个出海仪式过程中最重要的“看水”环节中的首要班次。整个仪式过程展现了真实的“出海”过程：先是在里堂大声鸣鼓，一个穿衙门差役服饰的人迅速从里殿的尚书公处跑出来，手里拿着令牌，用福州话大声说：“牌来啦！”然后下岐村的身着塔骨的疍民少年们就快速地跑出尚书祖庙，向乌龙江边奔去。庙堂里的锣鼓声不断给其加油鼓劲，渲染整个“看水”的气氛。一般跑到乌龙江边需要十五分钟，之后为尚书公的行船“看潮水”。接下来每隔15分钟，上岐村的三批“看水”班次出发。最后，全队出发。两架约三米长的纸船出行，由上岐村的人们抬到乌龙江边，原先是将船放任于江边，现在是烧化尚书船，同时将各地人们所捐赠的金银纸和鞭炮等物投入火中。船上写着合乡平安的字样，带着人们的祈愿入海。

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载：“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会稽东冶县就是今天的福州，夷洲就是今天的台湾，澶洲可能是菲律宾群岛的古称。

众多学者如饶宗颐、何格恩、罗香林、林惠祥等从历史学考据出发，对疍民进行考证。饶宗颐在《说疍》一文中对疍族考证具细。他尽力从正史碑刻来对疍民进行考证，且对从清代方志和笔记等第二手资料入手研究的文献进行驳斥，并且认为许多学人只是将文献做“平面的整比”，而并没有“穷究因袭之迹”，就极其容易发生如将《淮南子·说林训》中的“使但吹芋”中的“但”认为是“疍”的误笔。他在文章中着重考察了明清以前的早期文献资料，认为六朝时记载的“疍”为一种对蛮人的称呼，由于其善于使舟，逐渐演变为对舟居蛮人的统称。在唐后期被称为“疍”的南方海上居民，与最早被称为“疍”的巴疍荆疍的迁播是否有关，碍于证据不足，未有定论。傅衣凌认为，越族的后代水居为疍。罗香林认为疍民与南洋族群“林邑蛮”同源。林惠祥认为东南地区存在着精于操舟的越族，居海滨，因汉人迁入一部分被迫海居。

疍家人张寿琪也认为，疍民有种说法是：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某些民族是从海上闯进来的。但是，由于近年来广东等地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说明在这些滨海地段早有不少人群靠采集和捕捞水生动物为食，如果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渔民于新石器时代因迷失方向漂流而来，也不过只是一小群。而且这些贝壳文化层应是原始社会时期居住于这些地点的人们长年累月采集水中软体动物和鱼类形成的遗址。这也说明了滨海地段原本就存在着与南岛语族同源的“疍民”。今天与南岛语族相关的知识告诉我们：“疍民”与南岛语族不仅同源，而且“疍民”乃依然“依念”着大陆的海洋族群。

韩振华还从音韵学角度对疍民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考证：作为疍民的一种的白水郎即卢亭子，“卢”字与“裸”字从字源来说是同源的，裸字有可能转讹为卢字的说法是较为让人信服的。而卢亭子的“亭”字，应是“艇”字的标音，有时被称为定船，是福建沿海一带以营运为生的船只。也就是说，疍民和裸人，也就是经常在东南亚、太平洋上南岛语族民族志上看到的以裸为俗，且有拔牙、断发、文身等习俗的文化外在表现的族群是同源的。

林惠祥考证了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具有重要文化特征的石锛，其被国际考古学界公认为木器加工工具，可以用其来加工制作舟楫之类的交通工具，而其主体为南岛语系民族的祖先。因而闽人与南岛语族具有相承性。吴春明等认为东南地区史前和上古的“闽”文化与东南亚、大洋洲的南岛语族史前文化是不可分割和统一的文化体系。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表明，闽越国不仅在政治上独立，在文化上也不属于汉文化圈，虽然上层贵族已经开始汉化或者是使用了部分汉人器物，但闽越国社会的基层文化仍然是土著的南岛语族文化。苏文菁在《从南岛语族看台湾与福建的关系》一文中，从语言学、遗传学、考古遗传学和文化四个角度综合最新的学术成果，认为很有可能南岛语族和大陆东南沿海的“闽”族具有一脉相承性。而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原因是南岛语族祖先向太平洋扩散的动机之一。如Peter Bellwood认为稻作农业导致的人口增长促使原南岛语族祖先向太平洋迁徙。张光直则认为对海外稀奇物品的追求和贸易活动是原南岛语族祖先向太平洋迁徙的重要动机。臧振华则认为使得南岛语族扩散的根本原因为东南沿海在新石器时代所发展出来的特殊的海洋适应形态。

而在生活习俗方面，《异物志》记载：“甘薯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的脂肪。南人专食，以当米谷。”说明东南沿海一族多食甘薯和米谷。常见于闽粤沿海地带和东南亚的贝丘遗址中的大量的野生动物遗骸和鱼骨，反映了“百越”和“南岛语族海洋”的海洋渔捞经济属于统一的文化体系。以上这些都是通过社会生产工具和主食来判定闽和南岛语族很有可能本为同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