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话语”与“失语”：当代幸福感与幸福观

21世纪进入第10个年头后，有关幸福感的话题，再次成为中国人热议的焦点，而争论的契机，源于两档电视节目。

2010年年初，江苏卫视推出了一档大型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在开播的第三天就引发热议，除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现场互动形式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第三期节目中，22岁的女嘉宾马诺在镜头前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幸福观：“与其坐在自行车后笑，不如坐在宝马车里哭。”尽管其中不乏“作秀”的成分，但这种对物质赤裸裸的渴求，经过媒体的放大，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论，根据央视索福瑞对34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当期节目收视率达到了“惊人的3.76%”（尹晓宇，2010）。此后马诺本人接受采访，又一次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幸福观：

我是说过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面哭，不在于是不是宝马，我只是想过更好的生活。我相信如果生活过得紧巴，幸福指数也高不了。柴米油盐能幸福吗？天天想今天买这个菜多少钱，能幸福得了吗？……在穷而长命和富而短命之间，我选择富而短命。（马诺，2011: 266～267）

就在马诺和当期《非常勿扰》节目成为中国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的同时，作家叶延滨也抒发了自己对“何谓幸福”的理解：

幸福也是最容易被误读的词，读成金钱，读成权力，读成地位，也读成名誉、声望、美女、豪宅……追求幸福变成角逐财富和权力的比赛。于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就被策动为“追求幸福”。每个人确实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无论为自己还是为他人，只怕误读幸福的本意，追求就走上歧途，不幸就往往在迈出了第一步开始。（叶延滨，2010）

与“马诺事件”的热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篇发表在党媒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下幸福观话语的文章，并未引起大众更多的关注。几个月后，《人民日报》突然强力介入，大篇幅刊发题为《相亲节目，谁在“玩火”》的文章，点名批评包括《非诚勿扰》在内的数档婚恋交友栏目“价值观迷失”“把无耻当可爱，把隐私当噱头”（尹晓宇，2010），并进而引发了新闻广电主管部门对节目的整顿和主流媒体持续的批评（胡正强，2012: 88）。

如果说“非诚勿扰现象”与“马诺事件”的引人关注源于其用一种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伦理传统显得格格不入的高调方式宣扬了一种基于“自我”和“物质”的幸福观，那么，一年多以后的另一档新闻节目，却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展示了当代中国人幸福体验的多元特性。

2012年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从9月29日至10月7日，连续9天播出《你幸福吗》“走基层”街访纪实节目，并在《新闻联播》以头条、提要的方式挂标播出了8集。报道称，央视本次“走基层”系列报道分布全国各地，共采访了包括城市白领、乡村农民、科研专家、企业工人、外来民工等在内的各行各业人员，被采访对象达3550人，最终播出节目中采用了147人（常江，2012: 9）。

在采访中，受访对象面对的都是同样的问题：“你幸福吗？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呢？”有时也会再追问另外一两个问题。在其中的一期节目中，一位清徐县北营村务工人员面对记者的提问时，首先推脱了一番：“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该记者却未放弃，继续追问道：“您幸福吗？”这位清徐县北营村务工人员用眼神上下打量了一番提问的记者，然后答道：“我姓曾。”这段被称作“神回复”的、有点黑色幽默的回答此后迅速走红，特别是在网络上引发激烈的讨论和大量戏谑的模仿（关庆丰，2012）。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非诚勿扰》与马诺”和上文这位“不姓福”的民工所代表的幸福感与幸福观，可以视作当下中国人幸福感复杂谱系的两端。其中的一端，不仅把幸福体验完全建立在金钱与物质占有的基础上，并且毫不避讳，乃至通过大众传媒进行高调的宣扬，构成了一种来势汹汹的“强势幸福话语”——这一点尤其显得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格格不入；而在另一端，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或者迫于生活压力，无暇顾及自己的幸福体验，或者限于传播渠道，无法言说自己的幸福观念，又或者出于某种审慎的自我保护与不信任，小心翼翼地逃避幸福感的公开表达，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是“幸福失语”的人群——而这些，又与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社会带给我们的那种看似“自由、自我、开放”的社会心理与文化氛围显得并不协调。

处在幸福感谱系这两端之间的，是当下中国人种种看似互相矛盾却又共生共存的幸福体验。一方面，自媒体的出现，为普通人提供了“秀幸福”的空间与平台，举凡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细节，这些原本属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内容，都随时可能成为公开展示“幸福”的载体。而这些在公众领域和虚拟空间里的言说、品评、传播、比较，又在心理层面强化了人们的幸福体验和满足感。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以“人均数值”标示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例如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存款等）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各种炫耀式的“秀幸福”又强化了人们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感受，于是就有了诸如“被幸福”之类用来表达内心不满的流行词语。

这种“幸福话语”与“幸福失语”、“秀幸福”与“被幸福”的共生共存，构成了当下中国人幸福感的多元图景，折射出的则是当下中国多元的社会文化特征。

首先，当下中国人幸福感的生成，离不开中国社会主体结构与主流文化转变的宏观背景，有学者将这种转变形象地称为“欲望的起飞”（王宁，2006）——从社会思想看，是实用主义取代理想主义；从消费观念看，是消费主义取代苦行主义；从劳动动机看，是自利主义取代奉献精神（王宁，2009: 289）。在塑造人们价值观念方面，市场与商业从没有获得过如此巨大的力量——它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告诉人们，产生欲望，并且通过消费去满足欲望，才是理想的生活、幸福的生活。2010年广州市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各种负面新闻的层出不穷使得“富二代”某种程度上已被贴上“负面标签”，然而仍有近六成的大学女生认为嫁给“富二代”是幸福的（亓欣欣、张彬彬，2010），这正是市场与商业在形塑中国人幸福观过程中发挥巨大“魔力”的例证。

其次，尽管市场的力量与消费文化的兴起，无形中拔高了“正常生活水平”的标准和人们相应的欲望水平（王宁，2009: 287），多少困扰着当下中国人幸福感的生成。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正是因为有了强大的市场力量，才使得国家全能主义的钳制无疾而终，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其中当然包括“展示幸福”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大胆坦白”的马诺、高调炫富的郭美美，还是通过自媒体展示“小幸福”的普通人，尽管各自的幸福观与幸福感大相径庭，然而这种种状态各异的理念被正视和承认，价值观的相互纠结直接撕扯被容留，并且得到各自展现的空间，多元幸福观得以共生，凡此种种，实际正彰显了社会包容程度的提升。无论如何，这种多元和包容的社会氛围本身，也是当下中国人幸福体验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最后，在日益多元的社会中，或许更应当把目光投向那些“幸福失语”的人群。在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成型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不利位置，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反而日益面临着被“社会马拉松”淘汰的危险（孙立平，2003）。某种程度上，能否给他们足够的关注与帮助，使他们真正获得幸福感受，是衡量整个社会和谐与进步的重要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