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个体感受到指标量化：第二次嬗变

从1978年开始正式启动的改革开放，确实在短时期内大大提升了普通中国民众的幸福感水平。然而凯歌行进的背后，也有暗流涌动。

人们一方面用“万元户不算富，十万元刚起步”的顺口溜表达对个人财富增长的渴望与憧憬，另一方面用“全厂工人拼命干，一年赚了三十万。买个进口乌龟壳，坐个国产王八蛋”的民谣讽刺已经开始出现的权力寻租与贪污腐败现象。一方面，人们津津乐道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标志从“三转一响三身涤，三间瓦房透花脊”向“六大件”“新三大件”的提升；另一方面，为改变“价格双轨制”而进行的“价格闯关”（邓小平，1993: 262～263），又让中国人经历了1949年以来少有的物价恐慌和抢购挤兑风潮。一方面，“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体现了人们对“科技就是生产力”的向往与自信；另一方面，“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修脚刀”的“脑体倒挂”与分配不公，又让很多人失衡和无奈。一方面，萨特、尼采和邓丽君成为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化符号，标志着思想解放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声势浩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在年轻人中造成不小的恐慌。

这些看似矛盾却又同时存在的现象表明，上文中描述的改革开放之初那种幸福感水平伴随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迅速提升的现象出现了新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与同一时期中国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物质生活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生活满意程度和幸福感受的水平逐渐下降，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失落。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指数均值从7.29下降到6.53，主观幸福感指数均值从2.16下降到1.20，自认为“非常幸福”的居民比例从28.26%下降至11.55%，而且无论根据城乡、性别、年龄、婚姻状态还是根据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各组的平均幸福感水平都呈现下降趋势（Brockmann, Delhey, et al., 2008；温晓亮、米健、朱立志，2001: 13）。而学者根据盖洛普（Gallup）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Kahneman & Krueger, 2006）。

我们将视线跳出中国本土，就不难发现，这种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带来的效用不一定与人们的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的现象，并非只在中国出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这种他们称之为“幸福悖论”（Happiness Paradox）的现象。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布里克曼和坎贝尔发现，收入增加短期内能满足人们更多的物质和服务需求，并带来额外的幸福感，但人们很快会对此产生“适应”，额外的幸福感也会随之很快消失，由此，他们提出“更好的客观生活条件对个人幸福没有影响”的结论（Brickman & Campbell, 1971）。3年后，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第一次从经济学角度对国家的平均幸福感水平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并由此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当一些国家在物质上变得更加富裕时，其平均的幸福感水平并没有提高（Easterlin, 1974），这个研究结果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后续许多研究结果都显示了这个悖论的存在，例如晚近在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家完成的一些研究也表明，二战以来，尽管上述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显著上升，但平均幸福感并没有相应地显著提高（参见Blanchflower & Oswald, 2000; Diener & Oishi, 2000; Diener & Suh, 1998; Lane, 2000）。“伊斯特林悖论”意味着，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社会福利的提高，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的因素，比如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人权、失业与通货膨胀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个人幸福感水平（格雷厄姆，2012）。

反观中国社会，中国人的“幸福感悖论”，也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与社会开始发生的结构性的根本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诸般变化——社会学家孙立平以“做大蛋糕”含义的转变对这种变化做了比拟。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之初，“做大蛋糕”意味着社会中大部分人直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特别是社会中边缘地带和弱势群体从中受益，可以说当时“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孙立平，2004: 97），正是这种“共同富裕”局面的出现，带动了中国大多数民众幸福感的提升。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在现实层面上似乎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尽管“经济有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孙立平，2003: 24）。在这种“有增长而没有发展”的背景下，社会资源的配置格局由扩散走向重新积聚，群体之间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以贫困农民、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下岗职工为主体，逐渐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甚至开始出现“绝对贫困”的现象；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一方面造成了以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为特征的“城市病”，另一方面造成了以生活贫困、家庭空巢、环境污染等为特征的“农村病”；甚至基层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也对中国人（主要是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体验形成冲击（孙立平，2003, 2004）。凡此种种社会事实，反映在社会心理层面，造成了中国人社会价值的缺失、信任危机的凸显、流言传播和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使“焦虑”超越了个体人格，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对中国人的幸福体验形成冲击。

正是种种“不幸福”，让中国人对“幸福”开始重新思考、衡量和界定，在此背景下，“幸福指数”的概念呼之欲出。2004年，这个概念首度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在一篇题为《“清贫”生活与幸福指数》的评论中，作者写道：

对于人类的发展和生活改善，人们往往有一个误解，就是以为自己使用的物品越新颖、越高级、越奢华，生活的质量就越高。其实，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全人类，一切发展的成功标志是看生活的幸福指数。这个指数并不仅仅是物质条件决定的，还要看人的精神生活。如果一个人或群体拼命地劳作，尽管拥有豪华的住宅、家具和轿车等，却没有一点闲适，没有一点淡雅，不能去参与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总处在疲于奔命之中，有多少幸福感？去过英国的人都知道，从达官贵人到布衣荆钗，喝下午茶从来都是雷打不动的生活。他们并不期望物质生活有多么丰厚，因为过多地追求物质上的富有，不仅会降低人的幸福指数，而且也会给地球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不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张心阳，2004）

这篇评论明确指出，收入增加、财富积累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非幸福感提升的唯一来源，并提出幸福感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感受，人们可以用一种称为“幸福指数”的相对客观和全面的标准对其进行测量。

以某种客观标准对主观幸福感受进行测量，并非晚近才出现的研究方式，只是到了二战后，伴随着国际社会发展价值观由“物本”到“人本”的转换以及生活质量研究同社会指标运动的结合，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幸福感的主要研究范式才经历了由描述性比较到理论建构再到数据测量的不同阶段（Diener & Shieghiro, 1997）。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幸福感测量主要在三种不同的层面展开（苗元江，2009a: 107）。

第一类是宏观的国民幸福指数测量和编制。这种将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结果编制为一种指数（index）加以应用，并将其作为衡量国家发展和公共政策水平标准的做法，一般认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不丹王国（Zurick, 2006）。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许多国家依托各自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构建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测算国内幸福指数，并以此凸显宏观治国理念，一度成为热潮。2006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幸福指数”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国家发展规划纲要中（龚雯、陈家兴、李凤荷，2006）。一个月后，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讲演时，更提出“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胡锦涛，2006）。此后不久，国家统计局也宣布将把“幸福指数”纳入新的统计内容（邢占军，2006b）。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幸福指数”已经成为《新周刊》归纳的当年“年度十大关键词”之首（王志平，2007: 2）。

第二类是中观的社会学层面的幸福指数调查。大体而言，诸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背景等基本人口因素，以及社会阶层与地位、社会失范、社会信任等研究主题，都可以成为社会学视角下观照幸福感的路径。而“欧洲社会调查”、“欧洲晴雨表”舆论调查和“世界价值观调查”等国际调查以及诸如《美国工商人口》杂志推出的“美国人口幸福指数”，都为幸福感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数据资料（卡派尔，1997: 61）。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有学者在研究中国人生活质量的过程中，从社会学层面涉及幸福感的测量问题（林南、卢汉龙，1989）。到了2005年4月，深圳成为中国第一个发布文明指数的城市，“幸福指数”作为七个一级指标之一在列（胡谋，2005）。翌年，深圳又制订了详细的“个人幸福量表”，将幸福感细分为生活满意程度、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个体与社会和谐程度三类指标加以测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了该市的“综合幸福指数”（乐正，2006）。此后，相当多的省市区县开始把“幸福指数”纳入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邢占军，2006a）。

第三类是微观的心理学层面的幸福感测量。此间，中外心理学家们编制了大量不同类型的量表、问卷，设计了不同类型的模型，在技术手段上，这种测量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参见邢占军，2005；苗元江，2009b；范普拉格、卡博内尔，2009）。2004至2006年间完成的六城市主观幸福感调查，以“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为基本工具，呈现了目前相对完整和全面的一份主观幸福感调查报告（邢占军、刘相等，2008）。

可以说，21世纪最初10年内在中国兴起的这种“幸福指数”调查热潮，尽管在不同层面和视角上存在差异，但其本身标志着30多年来中国人幸福感的第二次嬗变。简而言之，一方面，这次嬗变的特征在于，经历了20余年的改革之后，原有的收入等“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无论政府抑或个人，对幸福体验的关注，从仅仅局限于物质需要转变为以新的视角综合审视公民的物质需要、经济条件、生活质量、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戴廉，2006）。这种转变，既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的社会价值观转变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从精神层面上缓解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种种社会矛盾的努力。另一方面，这次嬗变也意味着，以往那种以个人主观感受为基础的幸福体验，通过种种技术手段，似乎正在转变为一种亦可用客观量化的数据，并进而成为可以通过外在手段进行比较和逐步实现的“指标”。然而正如在下一节可以体会到的，这种“被量化的幸福指标”的出现，却似乎使中国人自身的幸福体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