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意义

发生于一百多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此后中国的很多事情都“从此而转，因此而变”。正因如此，长期以来戊戌维新一直是学界研究与瞩目的热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可谓比较早的有关戊戌变法史研究的成果。此中，梁启超以当事人的身份讲述了戊戌变法的过程，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戊戌维新运动宏观叙述框架。虽然《戊戌政变记》并非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它所建构的这一叙述框架，对其后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康有为的《我史》与《戊戌政变记》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以康有为为中心的叙述框架。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的教材和专著，虽在具体史实考订上渐趋严谨，但在宏观叙述上普遍采用了梁启超的叙述体系。如颜昌峣的《中国最近百年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9）、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联群出版社，1955）、王栻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等。在此话语系统中，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有为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变法失败缘于顽固派的反对，当时的各种纷争都归结为新旧之争，康梁是新派的代表，他们的反对者均被纳入旧党（或旧派）之列。

庆幸的是，在康梁话语获得认同的同时，也有学者对其叙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这种质疑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戊戌政变过程的质疑。这方面，黄彰健、汤志钧、孔祥吉、杨天石、房德邻、蔡乐苏、马忠文等先生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揭出了康梁叙述中的不实之处。茅海建先生在诸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一、二、三），对戊戌政变的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考辨。这为戊戌时期诸多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二是关于戊戌时期新旧判分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康梁话语系统的影响，学界研究戊戌纷争，一般都是在新旧对立的框架内进行，只研究康梁所代表的新派，而对旧派的言行不加分析，一概否定。而且，凡与康梁相龃龉的人都被戴上旧派的帽子，于是戊戌时期错综复杂的纷争便被简化为新旧之争。而熟谙晚清史的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不仅明确指出梁启超之《戊戌政变记》“作于感情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而且指出“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即除了“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之外，还有“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这提示我注意，戊戌时期的纷争似乎不仅存在于新旧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变法思路之间。之后，台湾学者黄彰健刊发《论光绪丁酉戊戌湖南新旧党争》一文，虽仍将湖南党争限定在新旧框架之中，但已不再依据康梁一家之言立论，而是对旧派的言论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以此作为检验康梁言行的参照，湖南党争因此变得丰满、复杂。汪荣祖从康有为自身的变法思想与理论入手，探讨了变法失败的原因，这与康梁的叙述已然不同。邝兆江在其专著中，从思想、社会和政治三个层面揭示康梁话语的不可靠性，并指出戊戌年新政的主要人物是张之洞，其思想基础是《劝学篇》和《校邠庐抗议》。这里，张之洞由康梁话语下的旧派人物转而变为新政的核心人物，正显示了戊戌新政中新旧问题的复杂性。

在重新审视康梁话语系统的大背景下，近年来大陆学界对戊戌纷争的研究也力求走出康梁的阴影。罗志田的《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利用大量已刊资料，给新旧两派以同等的发言机会，力求还原当时湖南新旧之争的原貌，堪称相关研究的力作。他的另一篇论文《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虽主要不讲戊戌，但对我们认识近代史上新旧之分的模糊性颇具启示性。张勇的《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虽重点不谈“学术之争”，但指出了戊戌时期学术之争的复杂性。在重新审视康梁话语之后，戊戌纷争的复杂性日渐显露。蔡乐苏、张勇、王宪明的《戊戌变法史述论稿》则以多元视角重构了百年前的戊戌变法史。在多元视野之下，《时务报》的汪梁之争便具有“利益之争、权力之争、门户之争”的多重内涵；湖南的党争则在新旧之外，又划分出了处于新旧之间的中间势力。虽然这种划分仍然没有超越新旧框架，但其中所包含的对康梁话语体系的审视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见，在关于戊戌纷争的研究中，学界已开始质疑、审视康梁叙述的可靠性，并在新旧言行并重的思路下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但相关的研究大多仍是在新旧之争、新旧对立的二元框架中进行，而日渐深入的研究已提示我们，戊戌历史是个复杂的多面体，戊戌时期的纷争也不例外，简单地用新旧来统括戊戌纷争，已无法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当我们深入戊戌历史的脉络中便可发现，所谓“新旧”之争，其中的“新”与“旧”都是相对的，新派并非全新，旧派并非全旧，往往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戊戌时期的纷争也并不限于新与旧之间，新派内部同样存在；其纷争之因，也不仅起于观念上的新旧，还包含着学术、政见，乃至个人、群体利益的复杂纠葛。因此，“新旧”二字无法涵盖戊戌时期纷争的丰富内涵，用新旧二分法来研究戊戌时期的各种纷争，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因此，要想深入研究戊戌时期的各种纷争，必须转换视角，超越新旧二分法。

仔细考察戊戌时期的各种政治、学术纷争便可发现，当时的纷争不仅存在于新旧之间，还存在于新派内部。而且，无论是新旧之争，还是新派内部的纷争，其核心与焦点都是康门师徒，时人称之为“康党”。而贯穿各种纷争的主线似可用“康学”“康教”及其“党人做派”来概括。所谓“康学”是指“康党”成员所信奉的康有为的学术政治思想体系，即由《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所阐发的公羊学术与改制理论；所谓“康教”，即指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的创教、传教思想；所谓“党人做派”（或“结党做派”），是指“康党”成员所奉行的结党营私、激进霸道而又处事不守规矩的行为方式。此三者构成了以康门师徒为主之“康党”最为鲜明的特征，也是“康党”成为戊戌时期各种学术政治纷争焦点的关键要素。循此三点顺藤摸瓜，似可解开戊戌时期学术政治背后的很多谜底。

“康党”之称谓，时人早已有之，后人在研究中也时常提及，但迄今为止尚无人进行过专门研究，更无人将之与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而以“康党”为切入点研究康门师徒与戊戌学术、政治纷争之关系，不但可以超越以往的新旧模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此一视角涵盖了戊戌政治与学术纷争的多元面相。有鉴于此，本书力图另辟蹊径，转换视角，从“康党”切入，深入剖析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纷争的真实内涵，进而揭示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种复杂性在于“康党”既是变法派，又与其他变法派不尽相同。当4甲午战败之后，国人的变法呼声不断高涨。多年来以变法为职志的“康党”应声而起，疾呼变法，并成为诸多变法力量之一。但与其他变法派不同，“康党”的变法是有其学术、政治思想理论基础的，时人称之为“康学”“康教”。在“康党”看来，维护其理论与追求变法一样重要，因此，当“康党”的变法及其理论遭到不同人群的质疑与反对时，纷争就在所难免，于是而有戊戌变法时期“康党”与不同群体、不同派系之间的纷争。特别是“康党”的创教思想及“康党”为宣传“康学”“康教”所表现的结党做派，引起了变法派与反对派的同时不满。反对派由反对“康党”的变法，进而反对“康党”的变法理论，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但当本为变法同路人的变法派起而与“康党”对抗时，问题就变得复杂化。“康党”遂由此前的变法派同路人转变为对手方，康门师徒也由此前变法派同人眼中的“吾党”变为“康党”。这不仅使得“康党”逐步陷于孤立，而且造成了变法派的分裂，从而削弱了变法的力量。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一方面缘于变法反对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则缘于变法派内部的分裂。而“康党”竭力宣传的“康学”“康教”及其在宣传中所表现的结党做派，则是造成这种分裂的主要原因。

戊戌政变结束了变法中与变法前的各种纷争，随之而来的是旧派掌权的清廷与“康党”、新党的博弈，此种博弈的复杂性较之此前的纷争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一点恰恰为以往的研究所忽视。政变之初，慈禧太后并不想背上反对变法的骂名，在追捕“康党”、诛杀“六君子”的同时，一度承诺继续新政、不株连新党。在此背景之下，新党也及时表态靠拢清廷，疏离“康党”，希冀依靠清廷继续新政。遗憾的是，清廷并没有兑现其继续新政、不株连新党的承诺，不仅大肆株连，而且停废新政，复旧的阴云驱之不散。因此，不仅出逃海外的“康党”大肆诋毁慈禧太后，攻击其停废新政、株连新党之举，而且那些曾经希冀清廷继续变法的新党也对清廷表示失望，转而批评朝廷，呼吁变法，甚至开始同情“康党”。进入己亥之年，有鉴于此前宣传的失误与新形势的变化，“康党”调整了其宣传策略，由此前的诋毁太后转变为诋毁荣禄，由此前的呼吁列强干涉转变为发动舆论呼吁太后归政。由于清廷在复旧路上的一意孤行，新党对“康党”的宣传给予了极大的配合与支持，并在立嗣上谕出台后，公然与清廷对抗。至此，“康党”、新党出现混一之势。

由此可见，讲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不能不及戊戌政变后与己亥年的诸多纷争。事实上，政变后及己亥年的纷争既是戊戌纷争的延续，也是晚清政局由戊戌到庚子的过渡，不讲己亥，便很难明白戊戌纷争的得失，更难明了庚子政局的由来。据此，政变后及己亥年在戊戌纷争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这也是本书重点挖掘的内容，意在弥补以往研究中只见戊戌不及己亥的不足。

二 研究现状

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有所涉及。近年来，随着戊戌变法史研究的深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现将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1．戊戌时期新旧之争的研究

关于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研究，最早当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与康有为的《我史》，在康梁的话语体系中，戊戌时期的所有学术、政治纷争均为新旧之争，反对康梁者为旧派，支持康梁者即为新派。如梁启超在谈及湖南的纷争时，如是说：“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旧党之焰益炽，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康有为同样将戊戌时期的纷争统统视为新旧之争，谈及百日维新时，他说：“时新定国是，废八股，旧党谤甚沸，御史文悌、黄桂鋆等奔走谋之，聚议将联名翻国是，复八股……于是上谕再责旧党，谤谋乃少息。”谈及湖南变法时称：“时王先谦、欧阳节吾在湘猖獗，大攻新党新政，学会学堂一切皆败，于是草折交杨漪川奏请奖励陈宝箴。上深别白黑，严责湖南旧党，仍奖陈宝箴认真整饬，楚事乃怡然。”于是，本来内涵复杂的戊戌纷争，在此简化为新旧之争。康梁关于戊戌纷争的说法，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影响深远。此后很长时间内，受康梁的影响，相关研究几乎将戊戌时期一切反对康梁者均视为旧派。孔祥吉论及百日维新前后的开新与守旧之争时即认为：“开新与守旧之争贯彻了整个变法的全部过程”, “大大小小的顽固派很快麇集在慈禧、奕、荣禄等人周围，向维新派展开了反扑，其来势之凶猛，大有 ‘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守旧派同改革派之间的论战，从戊戌三月开始，直到光绪帝颁布 ‘明定国是诏’书前夕，历时七、八十天”。对于孙家鼐等人上奏光绪帝时所说的“臣见近日臣工愿变法自强者十之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一二，惟新旧党之争绝少，而邪正党之争实多”，他认为是“顽固派以偷梁换柱的手法，胡搅蛮缠”。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的新旧之争。对于湖南维新运动中的新旧之争问题的研究，学界也深受康梁的影响，邓潭洲认为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反对康梁及学堂、学报、学会的行为，即顽固派对变法派的攻击，而“维新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陈宝箴，本身就是封建大官僚，和顽固派的荣禄和洋务派的张之洞，早已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在举办新政时，固然站在新兴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一边，可是在遇到顽固派或洋务派的责难和阻挠时，就完全动摇、屈服”。在他看来，陈宝箴接受张之洞等人的批评，整顿《湘报》，是“对封建顽固势力完全屈服了”。卢智也认为，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守旧派给维新人士加上“背叛君父”“非圣无法”“蔑弃人伦”“志在逆谋”等种种罪名，不遗余力地攻击维新派，于是在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之间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而陈宝箴对一般改革如废时文、兴学堂、办企业，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对激进的维新人士鼓吹民权、平等学说则难以忍受。当变法宣传越出封建主义的藩篱时，他就对维新派采取遏抑的态度。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时务报》的汪梁之争。汤志钧认为《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与总理汪康年之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洋务派之争，是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结果是洋务派获得胜利，改良派遭到一次政治欺骗”。汤奇学等人也持此说，认为“汪康年是张之洞的代理人”, 《时务报》的“汪梁之争实为洋务派和改良派关于维新运动领导权之争的缩影”。作为《时务报》总理的汪康年，研究者不是通过考察其思想内涵定性其新旧，而是因其与康梁对抗而定性为洋务派，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事实上，无论是百日维新、湖南维新变法，还是《时务报》的汪梁之争，其中的学术、政治纷争均非简单的新旧对立，用新旧二分、新旧二元对立的思路来研究这些问题，显然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且，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对新派的研究，对旧派除了定性的评判之外，缺乏必要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戊戌纷争复杂性的认识渐趋明晰，相关研究开始正视旧派的立场，对康梁建构的话语体系有所突破。这突出表现在对湖南维新变法及《时务报》等的研究中。

对于湖南维新运动中的新旧之争，黄彰健与罗志田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前述黄彰健的《论光绪丁酉戊戌湖南新旧党争》一文，对湖南的新旧党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资料的应用中，不再只依据康梁一家之言立论，而是对旧派的言论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作者仍然是在新旧二分的视野下纵论各种纷争，没有区分湖南变法中的新旧矛盾与新派内部的矛盾，更没有注意到“康党”在湖南戊戌纷争中的特殊地位。罗志田的《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有鉴于以往的研究只给新派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作者对旧派阵营中的王先谦、叶德辉的观念进行了考察，认为王先谦半属洋务运动时代之人，素主变法，特别强调引进西方的器物，是湖南初期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叶德辉同样不反对西学，而且主张入西学之穴以探虎，兼收并蓄“学之有用于世者”。且二人的交游世界也是兼有新旧，并非全是旧派，因此，叶也是湖南初期新政的积极参与者。而湖南新旧之争的关键在于双方忧患意识的侧重点不同：新派害怕不行新政则瓜分之“祸亟”，外患又必引起内乱，从而造成亡国；旧派则认为人心不固将先生内乱而招外侮，然后亡国。这里，作者对湖南戊戌纷争的研究同样没有超越新旧二元对立的思路。此外，邝兆江的《湖南新旧党争浅论并简介〈明辨录〉（附〈明辨录〉序编目及书信按语〈西医论〉）》一文，对以“新旧”党争这个二极化的观念解释湖南变法运动的进程与失败提出质疑，认为太过笼统，有失准确。因此，他提出了以新、旧两极及中间等不同官绅的态度来解释湖南的政治纷争，但这仍然没有摆脱“新旧”的拘囿。

虽然这些关于湖南维新运动的研究仍是在新旧对立的框架内讨论问题，但他们都给旧派以发言权，与以往以康梁之是非为是非的研究趋向已有明显的不同。茅海建的《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一文，则从张、陈交谊入手，考察了张之洞与陈宝箴长达十余年的交谊，认为二人志同道合，且在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上大体一致。张之洞对《湘学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干预，陈宝箴都予以支持，两人共同上呈废八股的科举改制奏折，暗中有抵制康有为学说之意。陈宝箴上奏要求下旨令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自行毁版，并在变法最关键时刻提议召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这里不见新旧，突出的是张、陈与康的对抗，显示某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杨念群则明确质疑以新旧之争的政治冲突为唯一线索来框限时务学堂之争的研究取向，认为这种解释取向从文化分析的意义上看有可能恰恰是中了“文化普遍主义”的圈套。在他看来，时务学堂之争无非是一场奇特的“内部”文化事件，而并非单纯从中西对抗角度理解的“政治事件”。

与此同时，近年来学界对《时务报》汪梁之争的研究，也渐趋深入。崔志海通过分析汪康年的思想、汪康年在《时务报》创办中的作用以及汪康年与梁启超之间的纷争指出，汪康年是维新派中的一员，绝非洋务派的代理人，其在《时务报》初创中的作用远大于黄遵宪、梁启超，汪梁之争也是维新派内部的矛盾。其对汪梁之争性质的分析值得重视，他说：“汪梁之争只是维新派内部因地域和学术门户之见的权力之争，对于《时务报》内的这场冲突，汪康年固然有不对的地方，但梁启超也要负重要责任。他门户之见太深，不能正确对待门户之外的同志，党同伐异，将党派集团利益置于维新事业之上，这也是他后来与革命党人合作、屡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廖梅研究时务报馆的汪梁、章梁之争时，不再将之归结为“政治斗争”，认为汪梁之争不是政见不同所致，而是管理权冲突与学术冲突相交杂所致。在走出了新旧之争的拘囿之后，研究者对《时务报》汪梁之争的解读更加多元。黄旦、詹佳如的《同人、帮派与中国同人报—— 〈时务报〉纷争的报刊史意义》一文，认为：“康门师徒较之汪康年等人更具有自己的身份认同和鲜明的政治主张，始终有借助报纸宣扬 ‘康学’的意图，康门弟子试图将《时务报》变为党派宣传工具的做法，最终危及了同人合作。”茅海建利用张之洞档案资料研究张之洞与《时务报》的关系，认为：“康的‘今文公羊’、‘孔子改制’等学说为张之洞等官员所不喜，汪更多地代表着张之洞一派的立场。梁、汪之间，由此生隙。”而张之洞在汪梁之间偏于汪，“不仅是私人关系的远近，也有学术观念及政治态度上的差异”。由此可见，《时务报》的汪梁之争非但不是维新派与洋务派之争，而且并非维新派内部简单的个人矛盾，与康梁的学术观念、政治主张密切相关。此外，茅海建还对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初识及在上海合作共办强学会、《强学报》的过程进行了细化研究，指出张、康初识于南京，牵线人是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康有为的学术主张及政治见解与张之洞有很大的差别，而康有为办理强学会时坚持己见，与张之洞一派决裂，这是张、康关系的转折点，也说明了两人因学术分歧导致政治反目的起因。

可见，新旧对立并不能概括戊戌纷争的全部内涵，用新旧对立审视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显然太过简单。事实上，不止《时务报》的汪梁之争与康梁的学术、政治观念有关，戊戌时期的很多纷争，都与此有关，即时人所谓的“康学”“康教”。而且，有着不同学术、政治思想的康梁还有着与其他维新派全然不同的做派，这与康梁的学术、政治主张一道构成了康门师徒的重要特征，时人因此称之为“康党”。以“康党”为切入点，似可开拓探讨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新视野。

当我们转换视角，以“康党”为切入点审视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时，便可看到全然不同的景象。在此视角之下，戊戌政变后“康党”与清廷之间的政治纷争不容忽视。政变后，“康党”与清廷之间展开的一系列角逐，同样构成了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重要画卷，但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少之又少。桑兵在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中，对此有所涉及，但由于作者的侧重点在于庚子勤王，因此，对“康党”在戊戌政变后的活动论述较为简略。书中以一章的篇幅，简单回溯了政变后康梁的活动，即从其呼吁救上、归政到清廷立嗣后走上勤王之路的心路历程，其中对康梁的活动论述较多，对“康党”、新党之间及二者与清廷之间的角逐关注较少，但书中一些论断颇有启发性，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鉴于此，本书以两章的篇幅对“康党”与戊戌己亥政局变动做了系统梳理与深入探讨。

2．关于康有为戊戌时期学术政治思想的研究。

以“康党”为视角，康门师徒的学术政治思想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就学界现有研究而言，关于康有为个人的学术政治思想研究已经有了很多优秀的成果，就戊戌时期而言，其中关注较多的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有为与今文经学、康有为与廖平的学术纠葛、康有为与理学等问题。

汤志钧的《试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文，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内容、思想意义、学术价值及引起的反响进行了分析，指出《新学伪经考》不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不是单纯的“辨伪专著”，而是披着经学外衣，作为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的理论工具。对于该书所引发的社会反响，作者主要探讨的是戊戌变法中反对变法者在思想上的攻击和责难，对变法前时人的反响关注较少，特别是对变法前与变法中时人评判《新学伪经考》的不同视角缺乏分析。

朱维铮同样强调《新学伪经考》的思想价值与历史意义，指出康有为虽然是渺小的经学家，《新学伪经考》虽然缺乏学术的意义，却仍然具有历史的意义。他强调了廖平的经学思想对康有为的影响，认为假如没有更原始的材料予以否证，那么廖平至少充当了康有为理论体系的助产士，是可以肯定的。作者还以朱一新与康有为的论学为例，分析了《新学伪经考》的初始反响，但分析比较简略。至于其他时人如何评价《新学伪经考》，作者并未展开。

张勇则对朱一新与康有为论学中所显示的《新学伪经考》的“初始效应”做了深入的剖析，同时还扩大搜索范围，兼及俞樾、谭献等人对《新学伪经考》的评价，认为《新学伪经考》在其刊行后的最初数年中，并没有在学界及政界引起激烈的反响，即使政变前对康有为学术悖谬的参劾，竟少牵连《新学伪经考》者。但作者没有进一步对《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的不同反响进行比较，也没有分析造成此一状况的原因。这正是本书着力研究的内容。

与《新学伪经考》一样受学界关注的是康有为另一部著作《孔子改制考》。在《近代经学与政治》中，汤志钧分析了康有为“孔子改制”与戊戌维新的关系，指出“孔子改制”是和康有为的维新活动相始终的，清朝封建势力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攻击，恰恰也是从“孔子改制”开始。康有为通过孔子“托古改制”的理论，将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从而使人们相信，变法维新就是遵循孔子的“立法”，孔子也就成为变法维新的祖师。康有为塑造的孔子，已使孔子资产阶级化了。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上书言事、学会组织、报刊舆论中无不宣传“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且有专门出版机构刊印这类书籍，这样就必然冲荡封建势力，而新旧斗争，也就围绕“新学伪经”“孔子改制”而展开。显然，汤先生将康有为的理论视为了改良派的理论，并将围绕“新学伪经”“孔子改制”展开的斗争视为新旧斗争。

公羊学统是康有为学术政治思想的特色，萧公权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在梳理康有为家世、生平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变法蓝图及大同理想。其中，对康有为与公羊学之关系，作者有精辟的论述，指出，康有为认为《春秋公羊传》是最完备和最可靠的儒家真理，这是他获得政治和社会哲学的经纬与思想泉源。公羊学派借实际政治来解释儒学与在学术致知上不甚求史实确切而重微言大义的传统，对康有为影响深刻……作者充分肯定了康有为重估儒学的意义，认为康氏所处之世正值社会与政治的大变化，并迫使彻底重估儒家传统，以及极力欲使大清帝国在思想和制度上适应新的情况。说康氏利用儒家之名以息反对变法者之口，忽略了他的诚心。说他自认为儒家乃需要而非信服，同样是不公平的。康氏的治经给他提供了社会哲学的基础，同时为他的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柱。保全中国的文化认同（儒学）和维持中国的政治独立（帝国），在康的心目中是同等重要的。以儒变法与以儒为教正是康有为实现其保存儒学与政治独立的途径。书中还对康有为与理学和康有为与朱次琦、廖平等之间学术关联做了分析。

房德邻曾两度撰文分析康廖之间的学术公案，并及康有为经学思想从古到今的转变过程，认为康有为的“两考”是受廖平的影响写出来的，这在学术界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康有为当时是否看到过《辟刘篇》和《知圣篇》，康有为的“两考”是否袭用了他的“两篇”。作者在分析大量时人日记及廖给康书信等史料的基础上指出，康有为写“两考”时并没有看到廖平所著的《辟刘篇》和《知圣篇》，事实上廖平在光绪十六年还没有写出“两篇”。关于康有为的学术转变，作者通过分析康有为的《民工篇》和《教学通义》，指出康的今文经学观点最初受到龚自珍的影响，而后喜好今文经的翁同龢、潘祖荫等人也影响了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转向，当然他也受到了廖平的影响。刘巍以《教学通义》为切入点，考察了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并及廖康之间的学术纠葛。作者认为，康有为早年对周公的尊崇系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观念的启发，同时也受到常州公羊学派的影响。康有为上书活动失败促使他调整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提出了以匹夫自任“合民权”以保国、保种、保教的新理论与策略，与这种思想相表里的是对孔子的重新诠释与今文经学立场的确立。此时，廖平的“辟刘之议”可能启发了康有为的新思路。

可以说，在康有为个人学术政治思想方面，现有的研究丰富且深入，为本书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但相对于康有为个人的学术政治思想而言，学界对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康门弟子此期的学术政治思想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关于康门弟子此期对康有为学术政治思想的宣传与传播，迄今尚无研究，这也成为本书努力发掘的内容。

3．关于戊戌时期康有为宗教观念的研究

康有为的宗教观念是康有为思想的重要方面，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对康有为民国初年宗教思想与活动的研究上，对其戊戌时期宗教观念的研究相对简略。耿云志的《略论康有为的国教观》一文，提纲挈领，对康有为国教观应当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指出：“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和活动，值得更加深入的讨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康有为的圣人情节及其自为教主的使命感；（二）康氏对儒学宗教化的解释；（三）康氏以孔教为国教主张及其政治化的运作；（四）失败原因的全面检讨。”随后，作者从这几个方面入手，略作分析。

萧公权曾对康有为的宗教观念做过全面的论述，在他看来，康有为“拟从几个途径将儒学转化为宗教：一、应用儒学中可用的思想，并借用佛教和基督教中可借用者；二、承认各教平等，但坚持儒教在学说上与实用上的优异性；三、辩称由于在实质性的优异性，儒教在理论上适宜于全人类，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

汪荣祖认为，康有为的孔教论，是“以基督教义阐发儒家学说者”,“康氏借西方教会主义，以孔圣为先知，受天命以拯救世人，有为且欲创立孔教会，以儒者为牧师。但其心态，似仍非 ‘宗教的’，因其所谓之教，实与西人之所谓宗教有异，所谓孔教实不似西方宗教之 ‘出世’。其孔教之主旨在改制，而孔圣实系 ‘改制教主’”。

喻大华的《论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及其倡立孔教的活动》，也是从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入手探讨康有为对儒学的宗教化阐释，认为康有为儒学宗教化的探索，经历了“援西入中”——实现儒学的近代化，纳儒入教——实现儒学的宗教化，以及其所设计的大同世界——堪称孔教的彼岸三个步骤，这使得儒学发生了质变，一定程度地适应了近代社会。

程群、曾奕的《儒学与宗教——论康有为对宗教的阐释及其对诸教的判分》一文，同样探讨了康有为如何从理论上将儒学确立为宗教的努力，作者认为康有为将儒学确立为孔教，虽颇有取西方宗教之形式，但西方政教分离，无世俗教化之权，且与诸教并列，奉行信教自由之原则，不是康有为的目标。他处处强调将孔教建立为国教，又谓孔教少有神权之内容，乃合于当世，则欲将世俗政治之教化、教育职能收入其中。换言之，康有为建立孔教，绝非看重其超越的方面，而是强调其作为道德教化的力量。此种态度与历朝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并无不同。康有为建立孔教的努力过程，同时亦是融通耶、佛、儒三教的过程，这一努力最后通过消除宗教的超越性而强调其道德的力量来完成。换言之，通过强调宗教在政治或教育方面的功能来完成儒学的重建与转化。

魏义霞的《康有为“孔子为教主”意图和意义》一文，探讨了康有为定“孔子为教主”的内涵、意图和意义，认为借助“孔子为教主”，康有为着重阐发了三个问题：第一，在中国本土文化的视域内推崇孔子，主要表现为将诸子百家归结为孔子之学。第二，在世界学术视域内，坚守孔教的至高无上性，主要表现为宣称孔教优于佛教，高于早于耶教（西学）。第三，孔教不仅有学术意蕴，而且有更为迫切的价值意蕴和实践指向，主要表现为将孔教奉为国教来保国、保种。这表明，“孔子为教主”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救亡维度和意图。

唐文明的《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是一部专门探讨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著作。与一般论著多侧重探讨康有为晚期的孔教思想与活动不同，该书作者对康有为前期的孔教思想做了深入的发掘，认为孔教主张贯穿康有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康有为光绪十六年会晤廖平之前，其时他还没有彻底确立他的今文经学立场；第二个阶段是从他确立自己的今文经学立场一直到戊戌变法；第三阶段是从他戊戌流亡后到辛亥革命前；第四阶段则是在辛亥革命后。其中，作者特别强调了青年康有为的重要性，认为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提出的敷教主张规定了他后来的孔教思想的基本方向，只是康有为此时的孔教思想以理学为基础，与其后的以经学为基础有所不同。

可以说，近年来学界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且对康有为中年、青年时期孔教思想之研究也有所推进。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康有为个人身上，至于康门弟子在戊戌时期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阐发、传播，则缺乏应有的关注。

此外，近年来，学界对于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等论著，对戊戌变法过程中的诸多史实进行了细密的考订，这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

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康党”这一新的视角切入，力求对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做出新的解读。

三 写作思路与结构

以“康党”为切入点，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展现丰富、复杂的面貌，这种复杂性是与“康党”自身的学术政治主张、行为做派及其终极关怀密切相关的。凭借着特有的学术政治追求，“康党”在甲午战后不断高涨的变法浪潮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成为弄潮儿，并逐渐挤进变法的决策层。但当“康党”为了实现其学术政治追求不加妥协，甚至不计手段时，各种纷争随之而来，并最终牵动了戊戌政局的逆转，而在政变后的政局中，“康党”更是各种政治纷争的焦点。为展现此一复杂面貌，本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七章。

第一章，主要论述“康党”的政治思想与宗教观念，这是“康党”区别于其他趋新人士的关键所在，也是反对派攻击“康党”的重点所在。其理论基础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时人称之为“康学”“康教”。而后，康门师徒通过创办报刊、学校与学会等途径，对“康学”“康教”进行宣传，其宣传力度之大，引人注目。

第二章，分析“康党”的政治思想引发的社会反响。“康学”“康教”一体两面，构成了“康党”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但是，时人对“康学”“康教”的反响大不相同，甚至对“康学”的不同内容也有不同的反应。一方面，由于“康学”的不同部分问世的时空条件不同、内容侧重点不同，“康学”问世后所引发的社会反响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上。前者虽离经叛道，但因其问世较早，且其内涵与政治距离较远，因此在其问世之初，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学术政治纷争。而后者却不同，当其问世之际，戊戌变法风起云涌，其鲜明的改制主旨很快引起了反对派的批评与责难；相反，部分变法派却因康有为借“素王改制”倡导变法而对康有为肃然起敬。另一方面，由于“康教”不符合中国国情，且其中透露了康有为的创教野心，因此受到时人的一致批评与质疑。变法派官绅对“康教”的批评与康门师徒为维护“康学”“康教”所表现的结党做派，最终成为康门师徒与变法派官绅关系疏离的重要原因。为了论述的方便，本章主要考察前者，即时人对“康学”的态度异同；对于后者，即时人对“康教”的态度，因其与《时务报》有颇多关系，故放在第三章中进行讨论。

第三章，梳理了“康党”与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重点分析“康党”的由来、“康党”的做派，并以《时务报》为中心，探讨了“康党”与变法派官绅的前合后离，说明造成“康党”与变法派官绅关系的疏离，不仅与“康学”有关，而且——更为主要的是——与时人对“康教”及“康党”做派的不满密切相关。

第四章，考察“康党”与湖南维新运动的关系。湖南维新变法的实践清楚地显示，“康学”对湖南的变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使湖南的维新一度染上了颇为激进的色彩，这在时务学堂、《湘报》与南学会都有清楚的体现。于是，部分湖南官绅抵拒“康学”“康教”“康党”，从而显示与康门弟子不尽相同的变法路径。

第五章，主要论述“康党”与百日维新的关系，以观察百日维新前后，“康党”在北京的作为及其引发非议与纷争的原因。本章指出，百日维新开始之后，因各种实质性变法措施的出台，触及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故纷争因而变得复杂，新与旧、“康党”与非“康党”等矛盾纠缠在一起。此时，“康党”及时拿出新党、旧党的标签，对当时的支持者与反对派大加标贴，新旧矛盾、“康党”与非“康党”的矛盾在此合二为一，本来复杂的政治纷争，便简化成了新旧党争。而对那些只反“康党”不反变法的人们来说，“康党”这种混淆“康党”与新党的做法难以令其信服，于是王先谦等人出而辨析“康党”与新党之不同。

第六章，系统论述“康党”与戊戌政变后政局变动之关系，详细考察了戊戌政变后清廷对“康党”、新党、新政的政策变化，以及“康党”对时局的应对与其他新党对清廷、“康党”的态度变化。政变之初，清廷一度承诺不株连新党，且继续新政，但后来的事实是，清廷并未兑现其承诺，不但株连新党，而且停废新政、幽闭光绪，以致趋新士人大失所望，大批士人开始离心清廷。反观“康党”，政变之初，为了为自己的流亡活动正名，大肆诋毁慈禧太后，甚至篡改、伪造密诏，将自己塑造成新党的领袖。“康党”对慈禧太后的肆意诋毁与谩骂引起了时人的反感与轻视，但其力斥慈禧停废新政、株连新党的宣传，则因符合事实，得到了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与此同时，新党舆论也由政变之初的靠拢清廷、疏离“康党”转而变为批判清廷、同情“康党”。

第七章，考察己亥年“康党”为应对时局的策略调整与清廷对“康党”的政策。时至己亥年，“康党”面对新的时局，及时调整其宣传策略，不再痛诋慈禧，荣禄取代慈禧成为发动政变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发动舆论攻势，呼吁太后归政、皇上亲政。这是“康党”面对己亥时局做出的策略调整，也是对其前期宣传失当的适度纠偏。反观此期清廷的“康党”政策，非但没有丝毫的放宽，而且还不时发布缉拿“康党”的上谕，并暗中布局，先有刘学询、庆宽的日本之行，后有李鸿章的粤督之命，其真实命意均在“康党”。而且，清廷在复旧的路上渐行渐远，刚毅南下将清廷的复旧之风推向极致；与此同时，清廷一直暗中筹划废立，并于己亥年末宣布立嗣之谕。复观新党舆论，此时已与“康党”渐趋一致，在刚毅南下，刘学询、庆宽赴日，李鸿章任粤督，立嗣上谕出台等问题上，新党与“康党”前呼后应、里应外合，给清廷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清廷的种种倒行逆施，最终将政变以来本已开始离心清廷的新党推向公然与之对抗的道路，庚子勤王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四 研究方法

本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采取政治史与思想史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既注重政治运作的过程，也关注思想脉络的演变，在政治变动中寻求思想演化的轨迹；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在充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得出公允的结论。此外，在研究中，秉持力求略人所详，详人所略的理念，如第五章关于百日维新的既有研究较多，固该章论述简略；而第六章、第七章因前人研究较少，故不惜笔墨，力求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