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有关于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因受康梁话语系统的影响，大多采用的是新旧之争、新旧对立的二元分析框架或模式，一部戊戌变法史，亦就简化成了一部新旧斗争史。实际上只要我们深入戊戌历史的脉络中便可发现，戊戌时期的所谓“新旧之争”，其中的“新”与“旧”都是相对的，新派并非全新，旧派也并非全旧，往往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旧很难截然二分。比如，湖南人王先谦，在人们的笔下历来都是反对戊戌变法的旧派人物，但实际上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就与此君有着很大的关系，除时务学堂外，他还先后参与创办或独自创办过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大经丝织公司和湖南炼矿总公司，对湖南近代实业的产生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也参与过湖南一些新政的制定和推行；然而他又确实支持过一些守旧学生对时务学堂的攻讦，并领衔向巡抚陈宝箴递呈过要求整顿时务学堂，撤换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新派教习的《湘绅公呈》，制定过一份约束学生言行、抵制维新思想的《湘省学约》。他是“旧”还是“新”？我认为他是既“旧”又“新”。在晚清，王先谦这样既“旧”又“新”的人物，绝不是个案，而有其普遍性，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另外，戊戌时期的纷争也不仅仅限于“新”与“旧”之间，新派内部同样是纷争不断。而引起纷争的原因，也不仅是观念或思想上的“新旧”，还包含有学术、政见乃至利益的复杂纠葛。以湖南时务学堂的纷争为例，该纷争就既有思想上的新旧不同，也有学术上的学派差异，还有经费筹集、人事权4力、名分引起的矛盾。因此，“新旧”二字无法涵盖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丰富内涵，用“新旧”二分法来研究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我们要想深入研究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必须转换视角，超越“新旧”二分法，超越“新旧”之争、“新旧”对立的二元分析框架或模式。贾小叶的《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一书，对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该书认为，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无论是“新旧”之争，还是新派内部的纷争，其核心与焦点都是康门师徒，时人称之为“康党”。而以“康党”为切入点研究康门师徒与戊戌学术政治纷争之关系，不但可以超越以往的“新旧”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涵盖戊戌政治与学术纷争的多元面相。所谓“康党”，其特征似可用“康学”“康教”及其党人做派来概括。所谓“康学”是指康党成员所信奉的学术政治思想体系，即由《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所阐发的公羊学术与改制理论；所谓“康教”，即是指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的创教、传教思想。“康学”“康教”一体两面，构成了康有为的学术政治思想与宗教观念的核心内容；所谓“党人做派”，是指“康党”成员所奉行的结党营私、激进霸道而又处事不守规矩的行为方式。此三者构成了以康门师徒为主之“康党”最为鲜明的特征，也是“康党”成为戊戌时期各种学术政治纷争焦点的关键要素。循此三点顺藤摸瓜，便可解开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背后的很多谜底。有鉴于此，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转换视角，从“康党”切入，深入剖析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纷争的真实内涵，进而揭示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全书以时间顺序为经，以基本问题为纬，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七章对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通读全书，以下几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视角的转换，以及由视角转换带来的对常见史料的重新解读。比如，该书认为，“康党”特有的政治思想、宗教观念即“康学”“康教”，是“康党”区别于戊戌时期其他变法派官绅的重要特征，也是“康党”戊戌时期倡导变法的理论依据，更是此期“康党”成员著书、立说、办学、办报所着力宣传的内容。在“康党”成员的大力宣传下，“康学”“康教”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好似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康门师徒因具有共同的变法理论与终极关怀，因此在变法中前呼后应，显示了极强的凝聚力，对推动变法的展开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创办《时务报》、《知新报》、时务学堂，以及变科举、废八股等维新事业，都与康门师徒的努力密不可分；但另一方面，康门师徒的变法理论并不能得到变法派的一致认可，对于那些曾经倡导过洋务的官僚而言，康门师徒的“素王改制”论已令他们无法接受，遑论“康教”！而那些能够接受“素王改制”的维新士人，在面对“康教”时，同样无法接受。“康学”“康教”在当时引发的争议，遂成为康门师徒与变法派官绅关系疏离的重要原因。“康学”“康教”本已令人侧目，而康门师徒为维护、宣传“康学”“康教”所表现的结党营私的霸道做派，更令人生厌，从而加速了变法派的分裂。康门师徒遂由变法初期变法派眼中“吾党”变成了“康党”。“康党”与变法派关系由合到离的转变，无论在时务报馆还是在湖南维新运动中，都展示得十分清晰。这些已充分显示，当戊戌变法之际，很多纷争主要是在同为变法派的洋务官僚、部分维新派与“康党”之间展开。而纷争的焦点又都指向了“康党”及其学说“康学”“康教”，只要翻阅一下戊戌政变后苏舆整理的《翼教丛编》便可明了这一点，“康党”与洋务派官僚、“康党”与其他维新派之间的纷争错综复杂，这诸多纷争又最终交缠在一起，使得千载难逢的变法良机化为乌有。如此议论，既深刻又合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其二，内容的创新。如对“康党”内涵与“康党”称谓前后变化的考察、对湖南维新运动的深入研究与补充，特别是该书以两章近15万字的篇幅，对戊戌己亥年间的政治纷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梳理，突出了此期清廷、“康党”与新党之间的互动关系，弥补了学术界现有研究的缺失，这是该书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比如，第六章在论述“康党”与戊戌政变后政局变动之关系时，详细考察了戊戌政变后清廷对“康党”、新党、新政的政策变化，以及“康党”对时局的应对与其他新党对清廷、“康党”的态度6变化。政变之初，清廷一度承诺不株连新党，且继续新政。但后来的事实是，清廷并未兑现其承诺，不但株连新党，而且停废新政、幽闭光绪，以致大失趋新士人之所望，大批士人开始离心清廷。反观“康党”，政变之初，为了为自己的流亡活动正名，大肆诋毁慈禧太后，甚至篡改、伪造密诏，将自己塑造成新党的领袖。“康党”对慈禧太后的恣意诋毁与谩骂引起了时人的反感与轻视，其对慈禧停废新政、株连新党的宣传则因符合事实得到了更多的理解与支持。时人舆论由政变之初的靠拢清廷、疏离“康党”转而变为批判清廷、同情“康党”。在此基础上，该书强调了戊戌政变在清朝统治中的转折意义，这种转折体现为由此而来的清廷失道与士人离心。怨我孤陋寡闻，此前还没有学者如此深入地考察过“康党”与戊戌政变后政局变动之关系。

其三，资料的丰富。“论从史出”，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有十份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则不说话，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一些人不看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就在那里高谈阔论，动辄写出洋洋洒洒少则万字多则数万字，甚至数十万字的论文或著作来。当然，不看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所发表的高谈阔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真相，值得怀疑。与此种现象相反，该书所引用的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十分丰富。这些资料突出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当时的报刊，尤其是对《时务报》《知新报》《清议报》《湘报》《国闻报》《新闻报》《中外日报》《申报》等，进行了系统的查阅与充分的利用；（2）时人的日记、书札，特别是对《郑孝胥日记》《翁同龢日记》《师伏堂未刊日记》《忘山庐日记》《缘督庐日记钞》《复堂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的利用颇为充分；（3）档案资料也是本书资料的重要来源，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 《光绪朝朱批奏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的张之洞档案等；（4）时人的文集，如《康有为全集》《饮冰室合集》《〈饮冰室合集〉集外文》《谭嗣同全集》《严复集》《宋恕集》《张之洞全集》《李鸿章全集》《黄遵宪全集》等。正因为该书是在大量占有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的基础写成的，所得出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也就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符合历史实事。

除上述三点外，该书的文笔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国史学向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一个好的史学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即所谓“出文入史”。如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史学巨著，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被称为“无韵之离骚”。但现在这一优良传统受到挑战，有的文章和著作只是一大堆材料，毫无文字优美可言，读起来非常枯燥无味，提不起兴趣；有的只是罗列国外新名词，不知所云；有的读起来如雾里看花，绕来绕去，摸不着头脑。曾有不少青年学生和老师告我，他们读一些学者甚至是著名学者的文章，一是读不懂，二是读后不知道文章要解决或说明什么问题。而该书不仅文笔十分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读起来不觉枯燥，而且观点明确，论说充分。我们搞史学的人，往往抱怨自己的著作发行量少，没有读者，因而出版难，出版社不愿做赔本的生意。当然，不可否认，史学著作出版难的确有其社会方面的原因，但除社会方面的原因外，史学著作普遍的选题狭窄，文笔枯燥，读起来让人昏昏欲睡，恐怕也是其原因之一。

以上是我通读该书之后得出的一些印象，对错与否，读者自有判断。但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这是一本很见功力、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位年轻人，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来，实属不易。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好的文章或著作也有进一步提高和深化的空间和必要。也许受时间与课题内容所限，该书没有涉及“康党”与庚子之后政局变动的关系，个别论点也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

小叶是2002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毕业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的。依据我15年来的观察和了解，小叶为人低调，顾全大局，和所里同事的关系处得都很好。除了自己的研究外，她还能积极参与集体研究项目，保质按时完成交给的写作任务，这在当下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参加集体项目，费时费力，会影响个人的研究计划和成果发8表，最终影响自己的职称评定，所以很多人不愿参加。在业务方面，她能下苦功，能坐冷板凳，且勤于思考，有较强的问题意识，虽然孩子小，家务负担繁重，但这并没有太多影响她的科研工作，这几年她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好文章，而该书的完稿和出版，是对她辛勤付出的回报。作为她的同事和曾经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我为她取得的优异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也真诚地希望她能再接再厉，持之以恒，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来，以回报关心她、爱护她的人们。

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应小叶的要求，拉拉杂杂地写了上述这些话，权为序。

郑大华

2017年4月2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