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群体力量

每个星期，我都要花几个小时在拥挤的讲堂里讲课。这是一个熟悉的情境，我把它视作日常活动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但是，我仍然记得10年前，我第一次身处这个情境时的样子。几乎在一瞬间，这种体验就让我意识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不管幻灯片的内容如何，只要我翻到下一张，就会让许多支笔一起开始书写。我很快发现，听众里有一部分人，倔强地试图记录下课堂上投影出的每一个字。讲到一半的时候，我渐渐明白，即使我在屏幕上放出一首下流的打油诗，许多专注的学生仍然会从“楠塔基特”（Nantucket）开始，把它们抄下来。

我顿悟的第二件事情是，我应该向自己以前的老师们说声抱歉。实际上，应该道歉许多次。原来，坐在一个拥挤的课堂里，远比你想象的更加引人注意。讲课的时候，我可以听到左边有两个学生一整堂课都在说俏皮话。我可以看到在他们前几排的女生正在偷偷地看杂志。当然，房间角落里还有一个贪睡的家伙，伴着有如安静潮汐的节奏，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睡。

该死，我对自己说。我的历史学教授一定知道，我假装记录关于南北战争前南方状况的笔记时，实际上是在琢磨填字游戏第11个横向的单词。而且，我坦白交代，在线性代数课上我也是这样。还有宗教导论和艺术史。

你以为你自己在课堂里是匿名的，你肯定觉得自己是这样。否则你如何解释，在我做课前准备的时候，第一排的学生会毫无顾忌地聊这样的话：“我还没有开始写周三要交的论文。你觉得他会让我延期吗？”

我需要调动全部意志力，才能忍住不去打断说：“你知道，他就在近4米外。而且，既然你问到了延期，答案是：‘不可以’。”尽管这会很有趣，但如果暴露了这一点，会让我失去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手段，来监控不安分分子。

在人群中这种匿名的感觉，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助人倾向。为了演示这一点，我有时会在讨论助人行为的那堂课上，带一捆废纸。在课前，我“不小心”把纸堆碰倒在了教室前，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已经可以熟练地让纸张散落到最大的范围。虽然有超过一百个人看到了这一幕，却很少会有任何一个人走上前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把它们捡起来，即使此时课程幻灯片的标题页已经投影在了屏幕上，上面用大大的字写着：“第一部分，助人行为”。

学生们的作为，或者说不作为，体现了人们身处人群中时所受到的影响。他人的存在，对于这堂课主题的影响，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这比任何性格类型都能更好地预测他们的行为。请记住，他们都是聪明而有风度的年轻人。当他们单独来到我的办公室时，如果我掉了什么东西，他们会帮我捡起来。其实，在这样一个高度个人化的情境中，他们甚至可能答应帮我割草坪，或是取回干洗的衣服。不管怎样，我是最后给成绩的那个人。

然而，在一个庞大的群体中，他们就会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我转过来背对着他们，尴尬地趴在地上，爬来爬去捡起那些没用的纸张。我向你保证，这个样子看起来很丑，但是对于学生们的冷漠来说，这是一个公正的惩罚。而且你应为出版商拒绝在这本书里放上一张我捡废纸的照片而感到庆幸。

在一组有创意的实验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在头脑中想象自己身处拥挤的电影院，或是与30个朋友一起吃饭的画面⁵。在问了几个不重要的问题，如他们希望影院的室温是多少之后，接下来被试完成了一份看起来无关的慈善调查。

与那些之前被要求想象身处空荡荡的影院，或是想象两个人亲密用餐的被试相比，那些想象自己身处人群之中的被试，承诺的捐款更少。在一项后续的研究中，同样的研究者让另一组被试完成一个词汇分类任务。被要求想象人群的被试，对于诸如“无责任”、“豁免”这样的词反应更快。即使和想象出来的人在一起，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助人行为的看法。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在人群中会习惯于如此感受。以看电影为例。你花了6美元买爆米花，13美元买电影票。但是，当放映机失焦之后，你却只是被动地坐在那里。你不想错过任何东西，所以你假设其他笨蛋会向影院反映这个问题。如果有几十个人可以替你完成一件事，逃避责任就变得很容易。如果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因为在2008—2009年间美国政府注资援助因次贷危机而亏损严重的银行之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似乎将这种说法当成了官方座右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学会了将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一边是身处人群之中，另一边是抛弃责任。反复建立这种联系，最终仅是想到了一群人，就足以触发被动的行为模式。这是一种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不过涉及的不是狗和口水，而是疏离和超然事外。

不过，詹姆斯·巴尔杰案件又是什么情况呢？在电影院、餐厅和课堂里表现冷漠是一回事，当一个孩子身处危险之中时，依然集体置身事外，这就是另一回事了。人群的影响是否如此强大，甚至能影响到我们对生死攸关的紧急情况的反应？

很不幸，答案正是如此。

请考虑以下场景：一个本科生登记参加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要求她与同龄人讨论自己对于大学生活的适应。为了确保她愿意自由地谈论个人问题，研究者将她还有其他学生安排在小隔间里，通过对讲机交流。研究者向她保证，他们不会听谈话的内容，并且小组里的成员不会彼此见面，也不会知道谈话对象的名字⁶。

对讲机已经被设置好，每个学生有两分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只有谈话学生的麦克风是开着的。于是，一个学生讲话，其他人听着，然后轮到另一个人讲话，如此继续下去。开始时谈话很正常。一个学生承认说，自己在小镇里长大，很难习惯城市里的校园。另一个人则不情愿地谈到，自己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遇到压力就容易犯癫痫，这让他在考试周非常担心。

不过，到了第二轮，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当再次轮到那个有健康问题的学生讲话时，他很快变得痛苦起来。他结结巴巴地大声说，他可能需要别人“帮一个小忙”。随着窒息的声音影响到他的言语，他开始变得语无伦次，直到唯一能够听清的词只剩下“癫痫”“死掉”，当然还有“帮帮我”。然后，对讲机失去了声响。

你已经读过了好撒玛利亚人的研究，所以你可能已经猜到，在这个场景里实际上没有人真的遇到危险。除了被试以外，对讲机传出的其他声音，包括那位癫痫患者，都是事先录好的，用来让被试听着不舒服。但是，被试并不知道这一点。在她的脑海中，她听到的声音来自另一个学生，身处严重的紧急医疗状况当中。她会如何反应？你可能也猜到了，这取决于她认为还有多少人和她一组。

如果这个研究的被试相信，他们是在与患者进行一对一的谈话，那么有85%的人会离开小隔间，告知研究者当前的紧急状况。如果他们认为谈话的有三个人，那么救援率会下降到62%。

如果被试认为自己身处在六人小组之中，又会怎样呢？如果他们认为其他四个人有同样的机会救助呢？只有31%的人会离开自己的小隔间。在对讲机那边的癫痫发作开始之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会留在原地不动，安静地等满6分钟之久。

身处人群之中影响到了他们的行为。性别因素不能帮你预测谁会帮忙或谁不会。性格类型也不行。真正影响他们反应的，是被随机分配到的寻常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