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惯了无所作为
在群体中，我们更难看清紧急情况的真相。
有许多紧急情况在发生时看起来并不那么紧急。过路人在街上看到3个没有成人监护的小孩，会将其视为粗心大意教养的例子，虽然不幸，却无伤大雅。公寓的住户曾从睡梦中被醉汉惊醒，却对深夜的尖叫无动于衷。著名电视台主持人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认为前所未有的冰川融化仅仅是反映了全球气温“自然的起伏变化”，更不要说内布拉斯加州突然数量暴增的水滨公寓开发商了
。诸如此类。
情境，即使是那些紧急的，也可能很模糊。在彼时彼刻，我们经常意识不到它们是紧急的。因此，我们会参考周围的人。我们估量他们的反应，这样就可以调整自己的反应。
如果看起来没有人因为当前的情况警觉起来，每个人都像平时一样做自己的事情，那么人们就会假设万事大吉。
1999年，伊格纳西奥·门德斯（Ignacio Mendez）的死引起了广泛关注。为什么？门德斯死在纽约的地铁上，但是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都没人注意到他。许多人认为，门德斯之死反映出了这座城市居民的性格。如他的外甥所说：“那是早上八点半，有一百万人在坐车，居然没人发现他死了？这让我感觉纽约人情冷漠。人们只关心自己。”7
他的反应可以理解。如果所爱之人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愤怒。而且你也可以找到其他例子支持他对纽约人的反感，因为类似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好几起。
然而，对于纽约市民性格的指控，并不能令我信服。这只是“所见即所得”的再次发作。如果你或我在早上九点半登上1号线地铁，经过这个大个子并在他身边坐下，又能怎么样呢？他直直地坐在座位上，闭着眼睛，而且根据一些报道，身上满是酒气。你有多大可能，会摇摇他的肩膀，或是对他耳语，来确认他状况良好？
作为一个在中西部长大，后来移民到纽约的人，我能够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以及第一次坐地铁的经历，当时我完全遵从了父母对于目光接触的规定。我不记得他们具体要求我怎么做，但我确信，他们不允许我去捅旁边没反应的乘客。
如果你在九点半登上了门德斯乘坐的地铁，你可能会环顾四周，看到其他乘客做着每天乘车时都会做的事。也许瞥见门德斯的时候，你会愣一下。但是，看起来没有人关心他，那么你也没有理由这么做。其他乘客待在车上的时间比你更长，从逻辑上讲，他们比你更了解情况。也许刚才他们还看到门德斯醒过来呢。
其他人了解一些你不了解的东西，在这个例子里是“当前的状况并不紧急”，这种想法是令人感到宽慰的。
如果人群看起来没有为当前的状况担忧，我们每个人都会更满足于现状，于是形成了一种不作为的循环，每当新人加入这个情境，都会继续下去。
你不知道这是一个紧急情境，于是你面对失去意识的地铁乘客时表现出的冷静，减轻了九点三刻上车的乘客的担心，而他们的无动于衷又以相同的方式，影响到了十点钟的乘客。以此类推。
我们认为群体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而且不限于助人的情境。实际上，第3章更加仔细地探讨了这种观念，反思了群体的影响，有时它们不是导致了不作为，而是导致了不寻常的行为。但是，我们在模糊的情境中会参考他人的反应，调整自己的反应，这种倾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没有向别人伸出援手的情况及原因。
情境实验室
前面提到的癫痫研究的两位研究者做了另外一个实验，他们也让学生完成一份书写问卷，在这个过程中墙上的通风口渗出了蒸汽似的烟雾8。如果被试自己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那么有75%的人会立刻起身，报告可能出现了某种问题。但是，另外一些学生与两位演员一起坐在房间里，这两个人被指示不对烟雾作出反应，那么只有10%的被试会采取行动。
没错，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身处群体中的被试，10个人中有9个人会呆坐在满是烟雾的房间里，没有反应。就算几乎看不到眼前的纸张，他们也会扇走烟雾，继续填问卷，有时还会不停地咳嗽。其他人的无动于衷影响到了他们，让他们确信这些烟雾并没有那么不正常，肯定不需要采取行动。在实验后的访谈中，他们表示这也许只是蒸汽而已，或者是空调泄漏什么的。
身处群体之中，紧急的情境在我们眼中变成了寻常的情况。
即使我们确实意识到了紧急情境，但身处群体之中，仍然会使我们更不容易参与其中。群体稀释了责任。不需要找别的例子，只要看看无所不在的群发邮件，就可以观察到这种过程。实际上，就在我写下这段话几分钟之前，刚好有一封邮件跳进了我的收件箱。发件人是我们系一位心怀好意的管理者，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教员们，
这位学生（请参见附件）希望有人能帮她在暑假实习方面提供建议。你们有没有任何想法或推荐给她？
谢谢
心怀好意的系管理者
我花了五秒钟的时间删除了这封邮件。
为什么？因为我很忙。因为我不认识这个学生。因为我知道，我们系其他17位教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像我一样回答她的问题。而且我知道如果自己什么也不做，也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后果。实话实说，如果我参与到这个交流中，会有许多微小的却令人厌烦的成本，而且没有什么切实可见的好处来抵消它们。
当然，如果这个学生直接联系我，或者如果我们的管理者将邮件单独转发给我，并解释了为什么我是理想的人选，我的感觉会完全不同。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我不回应，甚至如果只说对不起，我没有建议，也会让我看起来或感觉自己像一个混蛋。
身处群体之中，即使这个群体是虚拟的、数字空间里的，也会带来不作为。群体好像是助人压力的放气阀。一封直接的邮件请求，会将这种压力百分之百地放到我身上，使不回应变得非常让人不舒服。尽管我和你都有一些看起来不会受到这种不适感影响的同事，更不要提有些朋友看起来从来不介意让别人付账单。但是，一封群发的邮件，就会让责任感分散开来，将回应的压力平均分配到我们18个人的身上。忽略5.5%的责任很容易。而且我猜，我的每个同事都会这样做，让这个学生只能依靠自己，或者直接联系某个人。
换句话说，群体让我们可以逃避责任。一位名叫马克斯·林格尔曼（Max Ringlmann）的工程师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时他要求1到8个人的群体一起拉东西。尽管随着团队的规模增长，整体的合力提高了，每个人贡献的平均力量却下降了。一个人独自拉可以产生63公斤的力量。3个人的团队产生了160公斤的力量，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只有53公斤。一个8个人的团队可以产生248公斤的力量，而平均每个人只有31公斤。因此，与一个人相比，8个人并没有提供8倍的拉力。而且，他们并没有相互掣肘：即使团队里的其他成员都是演员，只是假装发力，被试付出的努力仍然要比一个人时少9。
在删除群发邮件的人身上，在从不挺身而出的项目团队成员身上，以及在课堂中用沉默来回应提问的学生身上，都表现出了相同的社会惰化。而且，有的时候，这些学生会来回翻笔记本，假装在仔细寻找答案，避免目光接触，直到老师叫了另外一个人。是的，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当年也是这样做的。
责任会在群体中扩散。化学家所说的扩散，是指原子从高浓度的区域，扩散到低浓度的区域。群体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然而，在紧急情境中又会如何呢？毫无疑问，员工会抓住任何机会避免额外的、没有报酬的责任，而且我们大多数人在四年级的夏令营之后，就不会再有动力全力拉绳子了。
嗯，在紧急情境中帮助人确实也有潜在的成本。身体上的危险，投入的时间。而且，如果你的努力被证明是不成功或不必要的，还会带来尴尬。同时，在这个诉讼日渐增多的社会里如果你用海姆立克急救法（Heimlich maneu-ver）救了别人的命，却弄断了肋骨，你还可能被起诉。
有时我们会愿意承担风险。如在提供帮助的潜在收益超过了风险时。或者有时不提供帮助的风险更大，就像你首次约会，想要留下一个好印象，或者你不确定如果自己没有伸出援手，将来会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时那样。但是，如果周围有人可以替我们承担责任，我们就更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如果别人同样有能力，为什么要我承担重担？在我们的助人行为背后，存在着成本／收益分析，即使我们并没有在意识层面做这样的计算。
在一些不成熟的化学知识普及之后，请允许我再介绍一些半吊子物理学。助人行为完全取决于惯性。静止的物体会一直保持静止，除非受到外力。紧急情境中的旁观者，从定义上来说，并没有参与到过程当中，而是需要有强大的外力，才能改变这种状态。身处人群之中，将我们推向了被动状态，使帮助别人变得比登山还要困难。因此，不作为的惯性只有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