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的一个下午，3点半刚过不久，在英国利物浦的布特尔斯特兰德街购物中心（Bootle Strand Shopping Center），一架安全摄像头捕捉到了一幅图像；一般来说，这幅图像都会很快被人遗忘。摄像头拍下的是路边的行人，场景非常无聊。穿着冬装的购物者拎着各种袋子，走向不同的方向。在画面的中央，一个步履蹒跚的小孩儿背对着摄像头，把手高高举起，牵着另一个个子高一点儿、年长一点儿的男孩。没错，这确实是一副寻常的景象，不过它的可爱程度直逼贺卡上那种摆拍的照片：那个年长的、看不见脸的孩子，身高恰好是旁边那个更小孩子的两倍。
不到两天之后，这张照片因为完全意想不到的原因，成了全英国的谈资。这张宁静平和的照片，捕捉到了两岁的詹姆斯·巴尔杰（James Bulger）去世前两小时的图像，当时他刚被人从母亲身边拐走。詹姆斯身边的伙伴不是一个在人潮中守护着他的大哥哥，而是两名10岁的少年凶手中的一个，后来他们承认拐走了詹姆斯，虐待了他，然后把他的尸体留在铁轨上，希望把他的死亡伪装成一起意外。
这桩犯罪的内容，当然还有犯罪者的年龄，既令整个国家感到惊恐，也勾起了人们的兴趣。人们立刻痛心疾首地提出了各种问题：是什么让两个孩子恐吓并杀掉了另一个小孩？这种野蛮的行径，是否能反映当代社会的道德现状？对于这两个年幼的凶手，以及他们罪恶的行为，什么样的惩罚才是公正的？
本章要讨论的并不是这些问题。
杀害詹姆斯的少年，在完成最终的暴力行为之前，与詹姆斯一起待了两个小时，这段时间里他们走了3公里的路程，轮流伴走在他身边，背着他，或是拖拽着他，在街道中穿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庭审中，检方传唤了38位目击证人，他们都在那个下午看到了这三个孩子。38位普通公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都部分地目睹了詹姆斯所经受的痛苦折磨，却没有人出手干预帮助他1。
这38个人中，有一些人证实说，他们看到了詹姆斯在哭泣。有一位证人看到，被告拖拽着詹姆斯，还踢他的肋部。另一个人则看到他们愤怒地摇晃詹姆斯。曾有几次旁观者走上前去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其中一次大孩子们解释说，詹姆斯是他们的弟弟，他们正在带他回家；另一次，他们则说自己发现詹姆斯在街上游荡，于是准备带他去警察局。但是，这些旁观者中没有人护送他们前往宣称的目的地。甚至没有一个人为了安全起见，给警察打电话。
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将杀害詹姆斯的凶手贬为人渣，把他们当成怪物，认为他们的变态行为已经脱离了人类的范畴，但是那38位目击者，看上去仅仅是普通人而已，这一点令人感到不安。从各个方面来说，他们就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但是这一点让人很难接受。当听到他们的故事时，我们有哪个人不会这样想：不，我不会这样做？如果是我，我会伸出援手。我会坚持与孩子们一起走到警察局，甚至抱起詹姆斯，自己把他抱到那里。
就像上一章讲到的那样，我们匆忙地对这些旁观者的品性作出了“所见即所得”式的判断。我们寻找一些持久不变的性格缺陷，来解释他们的不作为：这些人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可怜的小詹姆斯会两次遇到不幸：首先是遇到了10岁大的反社会分子，接下来又被带到一个地方，周围都是冷漠而无动于衷的人？我们会想，如果是在另一座城市，遇到另外一些目击者，结果肯定有所不同。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我同意，哪怕这些旁观者中有一个人特别细心或坚决，那么小詹姆斯就不会遭遇这样悲惨的结局。但是，把詹姆斯的死归咎于38位目击者的性格，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愿意帮忙和不愿意帮忙的人，而詹姆斯的不幸结局在于遇到了后一种人，这种想法不能概括事情的全貌。这种结论也许可以宽慰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和所在的社区要更好一些，但是它却忽视了情境的真正力量。
实际上，关于情境因素塑造行为最有戏剧性的例子之一，恰恰就是情境对于旁观者的影响。我们帮助或者不帮助有需求的人的决定，是一个论述情境对于人性影响的完美起点。因为，尽管出于本能的反应，我们认为詹姆斯·巴尔杰惨案的目击者生性冷漠，但是在一些情境下，我们所有人都会变得不愿意帮忙，有时甚至都不会意识到发生了紧急状况。对于这个结论，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之一，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2开展的一项研究。
情境实验室
在这个实验中，学生被要求到校园里的另一栋楼里，做一个简短的口头报告。他们拿着手绘的地图，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会看到一位安排好的演员，他衣衫褴褛，倒在路边。根据研究者设计的剧本，每位被试经过的时候，这位演员会双眼紧闭，发出痛苦的呻吟，并咳嗽两次。总体来看，仅有40%的学生会尝试帮助他。
更令人惊讶的发现则是决定谁会帮忙和谁不会帮忙的因素。对于助人行为来说，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不是被试某些方面的性格，而是最普通的情境性考虑，即被试是否要赶时间。
如果被试被告知，他们时间很充裕，那么有63%的人会停下来照料那位演员。而在那些被告知迟到了的人中，只有10%的人伸出了援手。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很重要？如果要赶时间，我们就更不可能管别人的事情，这有那么令人惊讶吗？嗯，对于这个研究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在研究者考察的所有可能影响助人行为的因素中，时间压力的影响力最强。着急赶时间，这种常见的日常体验，远比性格类型能更好地预测助人行为。时间压力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被试被安排的口头报告的主题，这一点尤其令人惊讶，因为有一半的学生要发表的报告主题是……好撒玛利亚人
的寓言！
我还没有讲到最具讽刺性的发现。在评估各种助人行为的影响因素时，研究者实际上限制了情境的影响。他们选择的被试，是那些会让你期待他们无论在何种情境下都特别有可能帮助别人的人。这个研究的被试不是一般的普林斯顿学生，他们是神学院的学生。
对于实验中的这群人，你不会期待他们会对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谈论的不是华尔街的经纪人，不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巴尔的摩乌鸦队（Baltimore Ravens）的彪悍后卫，也不是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那些效率低下的管理员。这些是为了成为神职人员而学习的男男女女。但是，他们中却有几十个人，径直从需要帮助的陌生人身边走过。实际上，当需要赶时间时，90%的人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有些人甚至真的直接绕过了那个半清醒的人，去发表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演讲。
情境对于性格以及职业的压倒性胜利，不仅具有讽刺意味，而且也很少有更好的例子，能够如此鲜明地展示日常情境的强大力量。
在塑造助人行为方面，时间压力并不是唯一有影响的因素。在另一个门槛更低的助人行为研究里，研究者在美国一家购物中心里找了116个人，和他们换一美元的零钱3。一位男性的研究者负责接近男性的购物者，另一位女性的研究者则负责女性。在整个商场公认最好闻的店面前，即“肉桂树”（Cin-nabon）或“菲尔茨太太的饼干”（Mrs. Fields Cookies）门前，有60%的人同意帮忙换钱。但是，在服装店前就只有少于20%的人愿意帮忙。后续的问题表明，美食街食品店飘出的香气，让购物者情绪更好，而人们在快乐的时候更愿意伸出援手。
你可以问问给你送来账单，顺便还附赠一粒薄荷糖的饭店服务员，她肯定知道自己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让你在餐后口气清新。有统计分析表明，如果账单和糖果一起送上，平均的小费数额会从15%提升到18%，而如果顾客可以自己选择要哪种糖，这个数字还会变得更高4。免费的糖果让我们情绪更好，不过这种策略之所以有效，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更有可能帮助那些之前帮助了我们的人。也许你曾遇到过有人在街角递给你一面小旗子或是一件饰品，然后向你募捐，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正在于此，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你礼让了另一个司机，对方却没有招手致谢，你会感到生气。互惠的观念，报答人情的义务，也会驱使我们帮助别人。
不同的研究表明，情境太重要了，这让我们没法将世界上的人划分为本性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和本性不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同样一个人，可能在某一天会停下自己悠闲的散步，为迷路的游客指点方向，也可能在第二天早上，在停车场里从你身边开过，因为她没有心情为你让路。
这些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詹姆斯·巴尔杰案件中那些目击者的情况？不能，至少不会提供直接的帮助。我们还没有触及在利物浦的那个下午可能产生了影响的情境因素。当然，这38个目击者中可能有些人像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院学生一样，面临着时间压力，但是另一些人则仅仅是呆坐在汽车中等候朋友，或是在送货途中停下来抽根烟。心境在这里似乎也没什么关系。
不，为了更好地理解英国媒体所说的“38个利物浦人”，我们需要挖掘得更深一些。我们需要考虑一下也许是最强大的情境影响，即身边还有其他人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