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欧洲的文艺复兴和主要社会思潮

从14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封建社会内孕育并迅速地发展起来,美洲的发现,新航路的开辟,使航海业和殖民贸易空前高涨。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封建的生产关系趋于解体,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逐渐形成。经济基础的变化,势必要求突破封建统治者和教会思想的禁锢,引发一场思想文化的变革,于是在欧洲历史上便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是指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兴,其实质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情势下,通过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进步因素,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发动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运动。其核心是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和封建特权。

文艺复兴运动酝酿于14世纪,15—16世纪达到高潮,对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文艺复兴发轫于意大利,从被恩格斯誉为新时代第一诗人的阿·但丁开始,接着波及法国、英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等诸多欧洲国家。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在16世纪就已被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提出并使用了,最早使用这个术语的是16世纪中叶意大利画家、艺术史家乔治·瓦萨里。到19世纪,雅各布·布尔克哈特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发表,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文艺复兴被视为对西方文明有重要贡献的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发展起来。1855年,儒勒·米什莱出版了以《文艺复兴》为标题的《法国史》(第7卷),认为该时代是中世纪的对立物,体现了一种新的无所不包的近代精神。文艺复兴以自己特有的形式,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文艺复兴对各个学术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哲学、伦理学、文学、美学、艺术、音乐、绘画、自然科学、甚至建筑学等方面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以及反映其思想的作品。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269页;《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4页。他们以古希腊人所培育的自由意识为榜样,将其用于自己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并从古典文化中汲取与他们相通的思想观念,高扬人文精神和自然科学,反对中世纪神学家的人生概念和对自然界的神秘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先进的世界观,打击了中世纪封建教权主义思想体系,为科学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

文艺复兴开启的启蒙运动,使长期被中世纪禁锢的思想来了一次大解放,使人们呼吸到思想自由的清新空气。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英国有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在开辟了“启蒙时代”的法国,有伏尔泰、查理·路易·孟德斯鸠、让-雅克·卢梭,以及“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等;在德国,有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戈特霍尔德·埃尔莱姆·莱辛等。他们以其丰硕的成果和卓越的见识推动着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启蒙运动的作用,首先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宣扬理性和科学。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社会之所以停滞不前,思想之所以愚昧落后,主要原因在于宗教神学的枷锁对人们精神的束缚,要扫除这种障碍,使人们思想得到解放,就必须树立起理性和科学的权威。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尺度,不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宗教、基督教道德,都应当从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领域退出去。其次是尖锐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主张民主与法制。启蒙思想家认为,以宗教神学为精神支柱的封建专制制度扼杀思想自由,从政治上维护宗教权威,造成社会上的不平等、经济的停滞和文化的落后。所以他们积极主张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宣扬“天赋人权”,以新的民主的符合人的理性的制度取而代之。

文艺复兴代表人物

欧洲的启蒙思想,特别是18世纪达到高峰的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和法制思想,对1785年的北美的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对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地爆发的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这些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在其赖以存在的那个时代,它起了推动历史的进步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启蒙思想家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也带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它不可能超越出资产阶级的利益范围,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十分活跃,各种学术观点纷乱杂陈,涌现出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但起主导作用的思潮有两种: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这两种社会思潮,不仅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对以后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产生着影响。

自然主义 在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主义作为反对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神的权威和君权神授的思想而崭露头角。它把自然性、自然法则作为最高命题,以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法、甚至自然神等观念,去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它批判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神学独断论,主张面向自然、解释自然,重新认识人的世界和人自身。断言宇宙间的一切存在和活动都是自然的、可知的,因而宇宙的一切知识都应归于经验科学的研究范围。这种自然主义观点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有益的,并与唯物主义也是相通的。

自然状态说是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历史观。这种观点主观地设想原始人类的生活图景,原始社会的“自然秩序”,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来谈“自然权利”,追求一种“合乎自然”的理想社会的原则。早在17世纪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胡果·格劳秀斯和塞缪尔·普芬道夫就已经阐述了人的“自然权利”,提出要用社会契约说来说明国家起源的问题。后来,英国的T.霍布斯进一步阐明了人的自然状态思想,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是自私自利、相互仇视的,为了私利而争斗不息,总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J.洛克从人的自然状态出发论证私有财产的永恒性,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都有权保存和支配属于自己的东西,私有财产从来都是永恒的自然法则。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坚决否定封建主义制度,同时又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们对新生资产阶级的心声。

自然神论实际是一种不彻底的反神学的宗教哲学思潮,它反对至高无上的神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认为神仅仅是宇宙的始因,是宇宙的创造者,即一个赋予宇宙以规律的非人格的本原。这些规律一经创造,便独立地起作用,再用不着它之外的神的干预。马克思后来指出,在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自然神论是同封建主义的官方宗教思想斗争的妥协形式,是基督教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用格·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想要“限制国王的权力”。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在欧美国家形成一种主张用自然原因和自然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的哲学思潮,即自然主义或新自然主义思潮。由于哲学观点的差异,因而自然主义思想倾向也呈现复杂纷纭的现象。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与人本主义相对的科学主义,同这种自然主义哲学思潮也不无关系。它们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地位和权利的维护的关系上,各持一端,争论不休。这从哲学视角反映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全球性问题。

与自然主义思潮相对应的是人道主义思潮。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是同等意义的概念,研究的对象是相同的,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关注的角度和研究的深度不同而已。下面简要阐述人道主义演化的思想脉络。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如前所说,人类社会进入14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经过中世纪的漫漫长夜,先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新的社会实践呼唤新的理论,人文主义作为人道主义的初始形态,正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适应反对封建桎梏,进行思想启蒙的历史要求而出现于世的。它是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改造现实世界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个时期,处于形成中的人道主义有如下一些鲜明特征:第一,批判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抬高神而贬低人的宗教愚昧主义观点,推崇人的经验与理性,肯定人的存在和价值,主张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取代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高扬人的尊严,宣扬人的意志自由。这种思想集中地反映在当时文学家们的作品中。比如,新时代的伟大诗人但丁说:“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3页。威廉·莎士比亚的名言则是: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无疑是对人和人的作用的高扬,对宗教神学的严重挑战。

第二,反对中世纪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提倡注重现实生活,追求享受人世快乐。法国著名文学家弗朗索瓦·拉伯雷大声疾呼,要服从您的意欲行事。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先驱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明白地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同上书,第11页。他们认为,我不是神,我是凡人,凡是凡人享有的幸福,我都应该享有。主张把人们对天国的向往,回归到对尘世生活的追求。这时的人文主义者倡导一种享乐主义的人生观。

第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要求自由和平等,提倡个性解放。他们认为,人不仅天生就有意志自由,而且是天然平等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先驱乔万尼·薄伽丘认为,人的贵贱不取决于等级,而取决于人的品德高低,他说“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薄伽丘:《十日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页。。尽管这时的人文主义者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缺乏正确的理论依据,还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中进步的东西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但是其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即指向封建等级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宗教神学。它用人道反对神道,用人权反对特权,废除封建等级,主张个性解放,充当了资本主义产生时期市民阶级的意识形态。人文主义在当时是投向封建主义的一把犀利匕首

可见,人道主义是一种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但是人道主义概念却产生于19世纪初,1808年德国教育学家弗里德里希·伊漫奴尔·尼特哈默尔在《当代教育课程中的博爱主义和人道主义之争》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人道主义”(humanis-mus)一词,来表示一种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典范,继德国古典哲学和文学的人道主义代表人物之后,以研究古典的语言、文学和知识领域为目的的教育理论。以后黑格尔才赋予其以更为广泛的意义,理解为肯定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学说。到了19世纪后半期,作为哲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概念在西方国家才普遍确立起来。

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更加壮大,与此相适应,人道主义在理论上也更加完备,并且在政治上以“人权宣言”的形式予以充分的肯定,直接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伴随革命实践的需要,在英法等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洛克、卢梭、伏尔泰等人。他们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为资产阶级革命摇旗呐喊,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人道主义的革命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时的人道主义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以自然主义、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理论依据,批判封建主义的君权神授论,为建立资本主义的“理想王国”提供理论论证。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自由平等,但随着人类各种机能的发展,出现了种种阻力,威胁人类的生存,迫使人们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以维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导致贫富差别和强弱对抗,乃至出现暴君专制,人民又不得不起来革命,推翻暴君统治,重订社会契约,建立自由、平等的新社会。社会契约论就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最初的政治理念。

第二,以“天赋人权”对抗封建特权,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为基本内容的人道主义的完备的理论形态。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都主张人生而自由、平等,每个人按其本性就应该拥有各种“自然权利”。这种权利在政治、法律上就表现为人权和公民权。法国1879年革命后颁布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标志着以“天赋人权”为中心内容的人道主义,已经在政治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第三,坚决反对宗教神学,宣扬无神论思想。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出发,摧毁了上帝存在论和灵魂不死的理论基础,认识到宗教起源于无知、愚昧和恐惧,达到了战斗无神论的高度。

第四,宣扬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辩护。这时的人道主义者大多从人的本性出发,证明满足人的欲望、自我保存、规避不幸是合乎人的本性的。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就是保全自己,具有争执、侵略的本能,因而,人对人像狼一样,都要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的权利和幸福。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也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寻求肉体的快乐,逃避肉体的痛苦,并视其为人们思想、感情和活动的动力。这里清楚地折射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观。

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理论基础是自然主义和抽象人性论,并最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但是这并未妨碍资产阶级以之为武器去号召社会各阶层群众,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这种人道主义不仅是资产阶级理想的意识形态,而且对以后各种人道主义流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世纪德国的哲学人本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以能够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在费尔巴哈哲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是同德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分不开的。40年代初,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使德国资产阶级只能继承18世纪的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战斗武器。但是,新的历史条件、特别是这时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当先天不够强大的德国资产阶级开始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它发现自己身边已经站着另一个敌人,这就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也在德国思想领域得到明显的表现。同时,德国又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得天独厚的哲学环境,又赋予德国人道主义理论以新的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使人道主义更具有哲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法国资产阶级的现实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在德国资产阶级那里变成了抽象的哲学要求;现实人的利益,变成了抽象的人和人的本质的利益。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体现的这种人道主义,特别突出人、人性,高扬人的意义,但又把“人”限于哲学思辨的范围。法国资产阶级有物质动机的意志变成了“人是目的”“意志自律”等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法国革命的人道主义,在德国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变成了哲学人道主义,就像现实的共产主义在德国变成了“哲学共产主义”一样。

第二,使人道主义变成一种博爱主义。在这里博爱上升为人道和人性的根本内容,无博爱便无平等、自由可言。因此,人性主要体现为博爱,以博爱为中心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实际上是德国资产阶级特性及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在哲学上折光的反映,希望用关于“爱”的呓语化解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这里,最充分地暴露了德国哲学人道主义理论的弱点。

第三,在把理性导入人道主义的同时,也把辩证法引入人道主义理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进一步赋予人道主义以新的哲学含义。18世纪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已经开始从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来解释人性与平等原则。康德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从事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自律而又自主的主体。黑格尔更是把理性的能动作用推向了极端。黑格尔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形成的,这一观点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予以很高的评价。黑格尔提出“定在中的自由”,认为自由不能脱离现存的国家制度、自由是发展的思想等,以及费尔巴哈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观点,无疑都丰富了人道主义的理论内容,并且直接成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重要理论来源。

第四,德国的人本主义突出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方面,用“人”和“人性”的异化去说明社会的矛盾和历史的演进。德国狂飙运动的先驱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认为“人道是人类天性的目的”,“各个民族的全部历史,便像是一个竞赛学校,教人去夺取人道和人类尊严的最美丽的花冠”《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439—444页。。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等著作中,把人的“理性”“爱”“意志力”这些“绝对本质”归结为人的自然性,把宗教的本质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进而又把历史解释为人的异化及其扬弃的过程,而不是把人类历史理解为物质生产发展的过程。德国哲学人道主义凸显了历史上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方面,同时又把历史过程变成思辨的产物。它一方面增强了人道主义理论的哲理性,另一方面又使人道主义更加抽象化。它对后来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不可低估。

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资产阶级兴起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内容和作用也在发生变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很多民众接受了人道主义观念,并参加了当时的革命运动,但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就抛弃了蒙在其上的面纱,暴露出这种思想观念的虚伪本质,人道主义便也失去普世的意义。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都是以唯心史观为其思想基础的,在自然观上带有某些唯物主义色彩,但也是肤浅的、狭隘的。列宁曾经这样评价说,“无论是人本主义原理,无论是自然主义,都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8页。。对这些在历史上发生过巨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必须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对其理论上的局限性要有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