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成果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之伴生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摆脱中世纪封建枷锁的束缚，各种社会思潮的碰击也启迪了人们的思考。欧洲发达国家各类学校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人们自由地探讨各个领域的学术问题，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问题，在文学、艺术、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产生了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果，从但丁开始涌出现了一批诸如达·芬奇、歌德、伏尔泰、卢梭、康德、黑格尔等对人类精神发生了巨大影响的精英人物。这个时期，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主要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等。尽管这些学说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矛盾和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新思想，对以后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类精神的发展对马克思的人格和思想的形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产生的思想渊源。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完成于19世纪初产业革命中的英国和法国，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得到最大的发展。其创始人是威廉·配第（1623—1687），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其主要代表著作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经济学表达了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力图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马克思说：“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成就是：第一，它“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力图探讨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古典经济学家竭力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和封建行会的各种垄断，提出“自由放任”的口号，宣扬经济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生活是受永恒的“自然规律”支配的，国家干预只会破坏经济的自然运行。用亚当·斯密的形象说法，就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生活起指导作用，不需要国家用“有形的手”去调节经济的运行。他们关于“自由放任”和“自然规律”的说法，实际上承认了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客观的运行法则，这对推进人们去正确认识社会历史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社会历史规律，恰恰相反，他们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视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是永恒的。不仅如此，他们在研究问题时，也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出发，而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的。例如，亚当·斯密就把自然规律的基础归结为利己主义，认为无论是商品交换，还是分工、货币等经济现象，都是个人的利己主义活动的结果。

第二，古典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在地租、利润、利息等特殊形式上开始考察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不仅具有经济学意义，而且也包含有哲学意义，是以经济学形式对劳动作为主体的创造力的肯定。配第是最先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家。他接受了霍布斯于1651年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的观点，进一步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也要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他说：“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并通过对生产和交换的考察，得出了商品价值（他称之为“自然价格”）是由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劳动量决定的结论。配第只是劳动价值论的初步探索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奠基人是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明确地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又提出一个矛盾的说法，即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构成的。李嘉图批评了亚当·斯密的错误说法，进一步阐明了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必要劳动决定的正确观点，并把这一规定作为资产阶级制度内在联系的基础，据此，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现象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毫无疑问，这些重要思想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

第三，探讨了对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有重大意义的劳动、分工等重要经济范畴。劳动似乎是一个人人皆知的简单概念，但是在经济学上对劳动做出科学概括，把握劳动一般概念，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一范畴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之前，货币主义者把财富看成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是存在于货币中的物。重工主义者、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的认识进了一大步，他们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本身转移到主体活动，即工业劳动、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而重农学派更进一步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即农业活动，视为创造财富的活动，也就是看作产品的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不过，这种认识还是把财富的创造局限于某种生产活动。亚当·斯密的贡献就在于，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具体规定，抽象出一般的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而是诸种具体劳动的一般抽象。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这里的劳动指的是一般劳动，它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当然，这种认识的形成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关系的产物。

古典经济学家们对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和当时的社会分工，都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形式是工场手工业，而工场手工业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它内部存在诸多分工。因此，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他特别注重分工的作用，并由此开始论述自己的经济理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所产生的高度的生产力，就是同劳动分工推动着技术改造和采用机器生产直接联系的；分工的程度同时就是劳动生产力增进程度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亚当·斯密还认识到，分工和交换是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人们在劳动中通过分工、交换便构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不仅如此，他还比较详细地考察了社会分工产生的原因，虽然有些看法是不正确的，但也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通过分工、交换的考察，从经济联系上去理解人们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很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它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从其早期著作，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看得十分清楚。

第四，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作了深入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马克思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亚当·斯密已经根据收入形式的不同，来划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他认为，地租、工资、利润是文明社会的三种基本收入，与此相联系而形成“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的”三大社会集团，“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这表明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特别是他第一次把资本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提了出来。他已经认识到，资本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资本家就是凭借这种支配权压迫工人，以利润的形式取得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初步的分析。

基于亚当·斯密已达到的认识，李嘉图有意识地把三个阶级利益的对立作为自己研究的内容。他已经把雇佣工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阶级，并且通过分析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的经济根源。所以，马克思说，“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这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及其理论价值的高度评价。正是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奠定了马克思后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于18世纪下半期，19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其著名代表人物有：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约翰·特利波·费希特（1762—1814）、弗里德里希·威廉·谢林（1775—1854）、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如果说，英国古典经济学以其经济理论推进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那么德国古典哲学则丰富了人类的哲学思维。如前所述，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德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受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要求；但另一方面特殊的历史环境又决定它缺乏勇气和力量用革命手段去推翻封建统治，具有妥协性。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理论表达，德国古典哲学也具有两面性：它的辩证法思想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变革社会的革命要求，而其唯心主义和抽象思辨的形式又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种矛盾情况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得尤为典型。正如马克思后来说的那样，“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

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把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加以研究。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自己的回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迈进了一大步。费尔巴哈在自己所处的特殊生活环境里，对此作了唯物主义的解答，尽管他是直观唯物主义者，但他对解决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做了重大贡献。

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首先提出并探讨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观点具有二元论的特点。他承认有某种不依赖人的意识而独立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但又认为“自在之物”本身在原则上是无法认识的，因而陷入不可知论。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学说。他把人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感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借助于先天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即时间和空间，把由“自在之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感觉的混乱状态整理出秩序，使之成为时空中的现象。二是知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使用先天的知性的纯概念或范畴，对感觉表象作进一步加工整理，使之带有条理性和规律性，形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真正知识。三是理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试图超越现象世界而去认识“自在之物”，如世界、上帝之类的东西，而这时必然陷入自相矛盾导致失败。因为，在康德看来，带普遍性、必然性的规律并非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而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也就是说，知性不是从自然界引出规律，而是为自然界制定规律。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显然，康德在认识论上持先验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反对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和机械论又有积极意义。

费希特继承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批判了康德的“自在之物”。他反对康德割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主张思维创造存在，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建立两者的统一。费希特把“自我”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认为“自我”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唯一的实在。而“非我”，即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是“自我”的产物，是“自我建立非我”。这样“自我”就成为无条件的、不受任何东西决定的绝对主体“绝对自我”。费希特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由主体产生与本身相对立的客体，最后又在“绝对自我”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他虽然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自我”克服“非我”的“实践活动”，但这种活动也只是自我意识的活动，而不是感性的、现实的物质活动。

谢林用他的“同一哲学”否定了康德的二元论，也反对费希特“自我”产生“非我”的学说。他认为，“自我”不能离开“非我”而存在，因而不能说“自我”产生“非我”；同样，“非我”也不能离开“自我”而存在，因而也不能说“非我”产生“自我”。在他看来，要真正解决“自我”与“非我”的关系，就必须有一个超越两者之上的更高的原则，这个原则只能是绝对的同一性。在这种同一性中，“自我”和“非我”、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都融合为一，达到没有任何差别。只有这种无差别的，原始的同一性，才是真正的绝对。谢林的同一哲学，是企图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但他的“绝对同一性”不过是另一种精神实体，他否定费希特的“自我”，也不过是用一个更高的精神实体作为世界的本原。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大代表，他创立了一个庞大而又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辩证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他清除了康德的二元论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克服了谢林“同一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的同一性问题。他的最基本观点是认为，“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是宇宙的永恒的本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绝对理念”在自我发展中外化为自然界，进而通过发展又克服了外化，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回归自身，最后在自我发展的最高阶段——绝对精神中认识了自我。尽管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是彻底唯心主义的，但在其论证中包含有合理思想，特别是辩证发展思想。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念是按辩证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辩证法也就是绝对理念运动、发展和转化的一般规律；而绝对理念的发展又是通过逻辑体系展开的，是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逻辑推演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逻辑学；绝对理念的发展过程，同时又是它的自我认识过程，因而又是认识论。这样，黑格尔就在唯心主义基础上阐明了辩证法（本体论）、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黑格尔把德国古典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果，是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辩证的发展观，从世界观的高度开始用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为科学的认识论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康德早在《自然通史与天体论》中，就以其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说”动摇了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观点，在主张宇宙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上打开一个缺口。他提出的“二律背反”的学说，实际上揭示了人们认识在一定范围产生矛盾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思想在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思想中也有明显的体现。费希特把矛盾对立看成是发展的必然环节。他认为，“自我”只有设置自己的对立面“非我”，才能存在和发展，并通过矛盾对立而达到新的、更高的统一。他已经明确地把“正、反、合”视为发展的重要原则。谢林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对立统一思想的作用，认为事物本身含有内在的矛盾，正是矛盾的对立面构成事物自身的同一。谢林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事物发展的动力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认为这是一切运动的“最后根据”。谢林的这些思想是很有意义的，但也只是一些天才的猜测，同他无差别的“绝对的同一”是矛盾的。

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他却是辩证法大师，他继承了前人的辩证法思想，并加以系统化，特别是他以客观唯心主义的形式，阐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中的许多合理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对辩证法所做的巨大贡献。马克思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恩格斯也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关于世界辩证发展的学说，彻底打破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统治，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黑格尔是在哲学史上最先把质量互变作为一条普遍规律提出来的哲学家。他认为，质是某事物之所以为某事物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一旦丧失，某物就不再成为某物。量是事物外在的规定性，它的变化一般不会影响事物的性质，但这是有一定限度的，量变达到一定限度就会引起质变。量变引起质变的关节点就是“度”。他说，量变是“渐进的过程”，而质变则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是“飞跃”。“一切生和死，都不是连续的前进，倒是渐进的中断，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黑格尔特别突出地阐明了对立统一，即矛盾学说。他批评了康德只把矛盾限于理性本身的观点，指出矛盾是客观的、普遍的，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天地间没有任何事物不包含矛盾，并认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的根源。黑格尔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否定之否定的概念和理论。他用“否定之否定”来描绘绝对精神规定自身、超出自身、又回归到自身的辩证发展过程，并以此作为构造其整个体系的方法。在他看来，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实现，是一系列概念的活动和展开，而这个过程是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黑格尔在抽象的、思辨的表述中，已初步认识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运动的规律。从哲学史上来看，黑格尔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历史上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又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他是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进行的，但并没有妨碍他为人类哲学思想做出的重大贡献。

不仅如此，黑格尔还试图描述历史自身发展的规律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他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发展的、有内在联系的过程，从而提出了“世界历史”思想。他反对把历史视为无数偶然现象的堆积，认为社会发展是服从于一定规律的，并力图去揭示这种规律；他不满意人们用思想、意见说明历史动因的观点，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都不是历史事变背后的真正原因，在这些动机背后还有应当而且必须加以探究的动力。但是，黑格尔只是提出了认识历史发展动因和规律的任务，他不可能解决这个任务，根本原因是，他仍然把历史的动因归结于绝对观念。然而，他提出从思想动机背后寻找历史的动因，从偶然现象中探讨必然性的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合理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最具有历史感。“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位最著名的代表是费尔巴哈。他同上述的几个德国古典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战斗无神论者，在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斗争中，建立起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哲学。首先，他激烈地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发表的《实证哲学批判》《黑格尔哲学批判》等文中指出，黑格尔哲学并不具有绝对的、无限的意义，它也是在一定时代条件下产生的，“它本身就应当具有一种一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性质”。他认为，黑格尔的这个自满自足的体系，根本错误就在于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宾词。它从抽象的脱离了人的理性出发，而不是从人的直接的感性出发，因此他才可以大言不惭宣称穷尽了一切真理。在这里，费尔巴哈还提出了后来成为他哲学基础的自然、人、人的本质等概念，他说“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但这里的自然被他理解为“普遍的实体”、客观的理性。

费尔巴哈在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中深刻地批判了宗教神学。他说，“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秘密，最后只归结到一点，就是：他用哲学否定了神学，然后又用神学否定了哲学”。他把黑格尔的哲学称作“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他说：“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他由此出发，从人与对象的关系，剖析了神学的实质，指出宗教信奉的“神”无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在宗教中，“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就是说，人自己把自己的本质异化出去，外化为神、上帝，然后又向自己外化的对象顶礼膜拜，人自己的本质反过来成为压迫自身的力量。费尔巴哈的这些观点，尽管也还带有德国哲学的思辨色彩，但是他给宗教神学以致命的打击。就是说，神、上帝并不神圣，它不过是人自己创造的。

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和宗教神学中，费尔巴哈提出了他的人本主义哲学。费尔巴哈把自然界和人作为哲学的最高对象，强调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认为自然界是非发生的永恒的实体，是第一性的实体，是人们借助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感性存在物；人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而是主体和客体、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体；肉体是精神产生的基础，离开肉体，离开作为身体有机部分的大脑，思维和精神是不可能存在的。他说：“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存在的根据在他自身中，因为只有存在才是感性、理性、必然性、真理，简言之，存在是一切的一切。”他从人与自然的统一的角度，明白无误地阐明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且由此出发批判把人的思维变成独立精神实体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宗教神学。费尔巴哈把人作为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基础，而对人又作了抽象的理解，具有人本主义的色彩和直观性，而且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冲破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统治，恢复唯物主义的应有权威，使当时沉闷的德国思想界为之清新和振奋，并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从恩格斯后来对当时情景的描述，看到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巨大影响。他说：“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受到费尔巴哈哲学怎样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都是力图反映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要求，但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不是颂扬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对它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抨击。空想社会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的一种社会思潮。空想社会主义从英国人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发表《乌托邦》算起，已经500年了。继之有意大利人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德国人托马斯·闵采尔关于《千载太平天国》的幻想，英国“掘地派”领袖温斯坦莱的《自由法》等。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还处于萌芽阶段，用恩格斯的话说，还只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到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理想的著作。比如，让·梅里叶的《遗书》、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的论战著作以及巴贝夫的演说和论文。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突破《乌托邦》以来的文学形式，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和论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等重大的社会主义原则。用恩格斯的话说，共产主义的思想微光终于点燃起“直接共产主义理论”。到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到最高阶段，产生出英法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即法国的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夏尔·傅立叶（1772—1837）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1771—1858）。他们继承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对未来理想社会探索的成果，使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成为更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在历史观上还是唯心主义的，但试图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天才的思想萌芽，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其主要理论观点可概括如下：

历史观中的辩证因素。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并未超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关于理性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包含着历史的辩证法。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发展过程，其中包含着一系列发展阶段，而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是永恒的。比如，傅立叶认为，文明制度（指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提出“应该怀疑文明制度，怀疑它的必要性、它的优越性，以及怀疑它的永久性”。圣西门把人类社会划分为社会形式：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神学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实业制度”，即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这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其中每一个新的社会都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

触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试图用社会的经济状况来说明政治制度。圣西门认为，物质生产是任何社会联合的目的，“所有者是社会大厦的基础”。因此，政府的形式不是本质的，所有者（财产关系）才是问题的本质。他指出，15世纪以前的欧洲，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贵族占有土地，在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因而也就掌握了政权。后来，随着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在经济上取得了支配地位，于是他们就要求从贵族手中夺取政权。他还认为，“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历史进步的合乎规律的趋势应是日益广泛地组织物质生产和改善社会关系，它将导致人类更加广泛的协作，随着历史的发展，政治将完全溶化于经济中，政治上对人的统治将变为对物的管理。傅立叶则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看作是从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因。比如，宗法制度向野蛮制度过渡，是同小生产过渡到中等生产相适应的；而大生产出现时，社会就由野蛮制度过渡到文明制度。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圣西门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新的奴役形式”，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并且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己主义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复活的奴隶制”“社会地狱”，认为这种社会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即在它自身不断重新创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欧文认为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三位一体的祸害”，而其中最主要的祸害是私有制，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它“理论上是那样不合乎正义，而在实践上又同样不合乎理性”。他们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说达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最高极限。

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应该是“实业制度”和“和谐社会”。欧文主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联合体。在联合体中，实行财产公有，主要生产资料归公社，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公社中不再有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差别，实行按需分配，废除国家，等等。圣西门认为，在未来的新社会，每个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是他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傅立叶进一步认识到，劳动不仅是财富的源泉，而且也是人的真正的生活需要和自我锻炼。但劳动的这一特性，在文明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自由发展的。因为在这个阶段上，劳动玷污了一种令人厌恶的性质。因此，未来的社会制度必须保证按照人的愿望自由地选择劳动。

空想社会主义者很多构想还流于空想，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无疑为以后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材料。恩格斯曾经指出，“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其中包括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及其本质特征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是为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论证。恩格斯在谈到黑格尔哲学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影响时说，“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创立”。从这些论述中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近几百年来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果。没有这些先进的思想成果绝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这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之为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的重要原因。

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社会历史理论

继空想社会主义之后，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在探索历史哲学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所谓的“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是指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5—1830）的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梯叶里，J. -N. -A.（1795—1856）、弗朗索瓦·皮埃尔·古尧姆·基佐（1797—1874）、米涅（1796—1884）等。他们的许多观点继承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和发展。

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重要贡献之一，是他们突破过去把历史视为某个杰出人物活动结果的英雄史观，明确地提出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应当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们批评以往历史学家“总是顽强地不承认人民群众有首创精神和思想”，而把一个新国家的建立，一种社会新风气的形成，仅仅看成是某个“英雄”或者“王公”的创造物，人民群众则“不过是某个人的思想的掩饰物”。梯叶里等人之所以批评18世纪启蒙学者的英雄史观，明确地提出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思想，主要原因是受到近代的群众运动、特别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当时的刊物上出现了诸如“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这样感人肺腑的警句。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所谓的“人民群众”，主要指的是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他们还是抱一种蔑视的态度。这是他们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他们批评英雄史观，提出人民群众的作用还是有重要价值的，启发了以后人们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

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阶级斗争的思想。不同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他们结合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对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作了考察，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阶级斗争同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

在他们看来，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法国革命都是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贵族和第三等级是欧洲社会中最主要的因素，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着欧洲的政治发展。财产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基础，阶级斗争的原因在于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和冲突。梯叶里认为，在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长老派与天主教派之间的斗争不过是阶级利益矛盾的反映，“双方面都是为了这种真正的利益而进行战争。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掩饰或借口”。米涅对18世纪法国革命中各政党之间的斗争作了分析，并把这种斗争生动地概括为“变化破坏利益；利益产生政党；政党进行斗争”。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能够提出这样重要的观点，达到如此认识高度，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说的，是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发现了现代社会中阶级存在和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也必须看到，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热烈地赞扬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却否定第三等级内部存在阶级斗争；只承认过去阶级斗争是进步的，却否认资产阶级统治下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把这种阶级斗争说成是“疯狂的举动”。1830年，在欧洲主要国家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以后，他们公开为资产阶级统治辩护，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中，基佐还成为屠杀工人的刽子手。

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第三个重要贡献是，他们不赞同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政治机构决定社会生活的观点，试图证明财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思想的现实基础。

基佐在其所著的《法兰西论丛》中说，大部分作家、学者、历史学家和政论家，都力图用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明社会的某一状况，说明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性质，其实，为了理解社会的政治制度，首先就应当研究社会本身。因为，“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首先是结果，在社会因受制度影响而发生变化以前，社会就创造了制度”。他认为，社会状况是由财产关系、公民生活所决定的。从历史上看，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一切民族那里，财产关系、公民生活都是和土地关系密切联系着的。因此，“要了解政治制度、就必须研究这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要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就应当理解土地关系的性质”。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这些思想，比起主张“意见支配世界”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恩格斯曾指出，国家的政治行为是历史上决定性的东西这种观念，曾经支配着以往的整个历史观，它“只有为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才使之发生动摇”。

从上述可看出，欧洲中世纪后人文社会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成果，不仅提高了近代欧洲社会思想文化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而且为以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