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经常听到同学、朋友准备去某某地方打工，所以，便不由得想起自己童年时打工的情景，那是在六十年代。那时出去打工叫“干活”或者叫“参加劳动”。因为家里孩子多，父亲每月不足五十元的收入常常是“入不敷出”。
一九六四年冬天，放寒假的时候，父亲经过跟单位领导申请，决定让九岁的我和十一岁的我哥去果品公司炸弹营仓库劳动。我清楚地记得，果品公司炸弹营仓库在当时大同市城区的西北角。我曾天真地问过父亲，这炸弹营仓库是不是放过炸弹？父亲说这个他也不知道。倒是我和我哥，因为这炸弹营仓库里有没有炸弹争辩过好几次，而争论的结果，是我哥说他见有的仓库里放着许多木箱子，木箱子里一定放着炸弹。
一天早晨，天气很冷。我和我哥穿着中式的棉衣、棉裤，手里提着用小手绢包着的玉米面发糕，由父亲领着去干活。玉米面发糕是我和我哥中午吃饭的干粮。干活，中午是不能回家的。一路上，父亲在中间，左手领着我，右手领着我哥，他反复叮嘱我俩，去了要听领导的话，不要乱跑。如果有人问你们多大啦，让我说十一岁，让我哥说十三岁。
到了炸弹营仓库的业务办公室，父亲让仓库经理看看我俩能干点啥活？经理第一句话就问我：“多大啦？”我说：“十一岁”。问我哥，我哥说：“十三岁”。经理直摇头：“不像，不像。”经理又问我：“到底几岁了？”我说：“我爸说我十一岁啦！”经理笑了。他说：“老高，这么大两个孩子，你说，让他们干点啥！？”经理一副为难的样子。当时，我们兄弟俩长得又瘦又小。
父亲把我们兄弟俩放在办公室里便走了，因为他要去忙工作。经理让我们俩烤炉子，他在屋里来回踱了几圈，然后，他决定让我们兄弟俩捡花生。
捡花生的地方，是一个小院，里面破破烂烂的，倚着院内墙壁分四面垒着灶台，灶台上架着大铁锅，两口锅算一组，记得总共有七、八口大锅。工人们正满头大汗地炒着花生。大锅上方顶棚上拴着一根绳子和不断翻动的铁铲子连着，虽然是寒冬腊月，工人们竟有人只穿了一件汗衫，扣子都没系，敞着胸膛。小院中间空地上堆得都是装满花生的麻袋，锅台上下，麻袋周围洒落着不少花生。我们哥俩的工作任务，就是每天负责把洒落在地上的花生装在麻袋里。那时，我的个头似乎比麻袋高不了多少，边干边玩，干完了就靠在麻袋旁看工人师傅们炒花生。炒花生用砂子，所以炒花生的锅里尽是绿豆粒大小的砂子。花生炒熟了要过筛子，然后把熟花生装进麻袋里。这时，我和我哥就忙着给他们撑麻袋口。工人们挺喜欢我们俩，休息时，就悄悄地给我们搓一把熟花生，让我俩藏在麻袋后面吃。中午，我和我哥两人端一个茶杯，就着开水吃干粮，边吃边和工人师傅们聊天，不着边际地瞎聊，常常让人们笑得哈哈的。也有好心的人，说外边太冷，让我俩到办公室里吃饭，我觉得不如在外边自在，说啥也不去。我俩还交了一个朋友，现在我已忘了他姓啥，我最佩服他胳膊上的肌肉，炒起花生来，真有劲。
当时，他刚结婚。每天中午，他那年轻漂亮的媳妇都要给他送饭来，可口的饭菜用锃亮的铝饭盒装着，非常让人羡慕。每逢新媳妇一来，一块炒花生的工友们便要开玩笑，新媳妇红着脸，怪不好意思的。她眼睛挺大，眉毛黑黑的，她穿着红绸子做的对襟棉袄，打扮得很精神。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新媳妇走时，他都要给媳妇装一盒花生，很诡秘。我不敢说。
炸弹营仓库的院子很大，有一、二百米长，院子北面的仓库里放着各种水果，听说有苹果、梨、柿子等。我和我哥曾和仓库经理说，能不能让我俩去捡苹果。经理说我俩太小，根本不同意。而我俩想去捡苹果的内心，是想，捡苹果就能吃苹果。
有一天，我哥还真的去苹果仓库帮了半天忙，结果是，回来时在他的棉袄的口袋中给我装回一个冻柿子，一咬一个牙印，柿子冻得就像石头蛋儿。
在仓库劳动，我和我哥的工资是每人每天六毛钱，我俩的工资合起来顶一个临时工的工资。既然我已能挣钱，我向父亲提了一个条件，等劳动完了，开了工资，是否可以给我买一个玩具——左轮手枪，一元七角一把，父亲答应了，实际上到了暑假也没给买。
每天捡花生，免不了吃花生。一次，因为吃花生，生病了，上吐下泻，发高烧，我迷迷糊糊地躺在办公室的床上，听见经理打电话让父亲来接我。临走时，经理让我把小手绢里的干粮带上。那天，我妈给我俩带得是小烧饼，一个孩子两个。
在炸弹营仓库劳动了半个月，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竟有三十多年不吃花生。我知道，是那时候吃伤了。
1998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