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我们这一批学生没有分配工作。当时，学校说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高中生，也有人说我们是教育革命的“试验品”，既然是“试验品”就有一个“合格”或“不合格”的问题。现在看，这一批高中生确属“试验品”，别的合格不合格有待研究，就文化教育质量水平来讲，太差！后来自己也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中学四年多，除了劳动，没学到多少东西。不管怎样说，对我来讲，首先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得参加工作，为贫困的家里增加收入。
父亲领我去糖业烟酒公司白糖发运站的一位负责人家里面试，碰巧，这位负责人是我同学的父亲，他简单问了几句话，就说上班吧。
上班的任务是押车。
七十年代初，糖厂生产的白糖，属于计划分配，由糖业烟酒公司包销。白糖要运往全国各地，押运员的主要任务是要保证列车上白糖的安全。押运员每天的工资五元钱（每二十四小时为一个工作日），用现在的眼光看，五元钱够干啥？但是，在那时，每天五元钱的收入确属高收入。你想，县团级干部每月的收入才一百多元，押一天车收入五元钱怎么能不让人眼馋呢？
并不是每天都有押车的任务，而是等。当然，大家都愿意等一趟比较远的差事，差事远也就意味着能多挣点钱，更何况，一路上只要有充裕的时间，还可游山逛景，所以，这样的差事也就充满了诱惑力。等了几天，好不容易等上任务，但路途又比较近，目的地北京，四个人组成一个押运小组。
出发的那天上午，我们聚集在站台边上，远看着一辆蒸汽车头冒着粗粗的白气，从站台对面第三道顶着四节装满白糖的车皮慢慢地向前开来。押车的人年龄都不大，也就是十七、八岁，每人背一个黄书包，没等火车停稳，便快速地向火车跑去。匆忙中大家发现火车皮的扶手在另一面，也就是说要想扒上车皮顶上，必须迅速地从车皮的连接部位底下钻过去。此刻，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危险性，四个人刚钻进铁道就发现火车开始启动。大家突然紧张起来，我前面的小赵浑身哆嗦，竟吓得动也不敢动。没别的办法，因为四个人都在车皮底下，惟一的希望只有硬着头皮，快速地从车皮底下钻出去。说时迟，那时快，先爬出一个。这时，我看见火车轮子在加速。我是倒数第二个，我使劲推了一把前面小赵的后腿，“快！”，我弯曲着腰，手和脚趴在地上均顺着火车轮子的前进速度在紧张地向右挪动，能听见站台上的人们在慌乱地喊叫……车皮底下，三个人终于爬出了铁道，奔跑着……追逐着火车，迅速地扒上了车皮侧面的扶手，三个人都在车皮侧面的扶手上直直地立着，眼看着火车轰隆隆地飞一样地跑起来了……
先爬上车皮顶上的小张，慌里慌张地把我们一个一个费力地拉到车顶上，我坐在用帆布盖着的白糖上面，能看见站台上的人们在挥动着双手向我们惊叫……这时，我才想到，刚才多危险呵！生死之间，生与死竟挨得那样的近。
我们在装满一袋袋白糖的车皮顶上风餐露宿，在火车尾部的守车里摇摇晃晃地打瞌睡，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在站台上巡逻，火车编组的时候，我们爬卧在白糖上，看着空旷的铁路货场，等待列车的启动……
三月的夜晚，空旷的站台里冷冷清清的，碧蓝的天幕上挂满了亮晶晶的星星，银色的月光映照着黑乎乎的货场，高大的电线杆子投下一条长长的暗影，四节车皮孤伶伶地躺在铁轨上，我们四个人都趴在白糖上面静静地睡着了……
虽然押车的工作又脏又累，但毕竟是去北京，临出发前，我特意换上了蓝斜纹布料的单裤子。在宣化车站的货场，清晨，我从车皮上往下爬的时候，裤子膝盖这个地方让车皮挂了一个三角形的一寸多长的口子。总不能穿着烂裤子进北京呵，六点多，货场的水泥站台上一个人影也没有，我蹲着，一条腿跪在地上，从身上拿出自备的针线包，一针一线地把裤子缝好。为啥会带针线包呢？自己知道裤子快破了，早有思想准备，出门就这么一条像回事的蓝裤子。哪像现在的裤子，质量是涤纶的，想穿烂都不容易。
四节车皮经过几次编组，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用两天多的时间到了北京东站。大家一人盯一节车皮，看着搬运工人扛完了最后一袋白糖，与相关人员办妥了交接手续，然后去北京糖业烟酒公司下属的崇文门商店办理其它事情。
晚上，我们和传达室的老大爷躺在一条土炕上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每人领了十几元的工资和返程车票钱，便像鸟儿一样飞向了我们想去的地方。
从天坛到中山公园，从故宫到景山，从北海公园到动物园。我们没忘了互相侧耳贴着墙在天坛公园的回音壁下说悄悄话儿，也没忘了在中山公园的展览厅看灵芝草，没忘了在故宫看皇帝用过的珍奇异宝，也没忘了在景山看明朝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树，没忘了在北海公园的白塔下欣赏美景，也没忘了在动物园里的猴山看群猴嬉闹。下午四点多，我们已在颐和园的湖中划船了。现在想起来，那不是在观景，而是在跑景，在每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是跑，如今，把这些景点连起来，用一天的时间无论如何也转游不下来。
回到大同我准备再等下一趟押车的工作，去了糖厂和同事们一见面，才知道当时我们钻进车皮底下是多么危险，似乎成了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当然，最严肃的还是白糖发运站的负责人。在业务室门口我笑着和他打招呼，他头也没抬，忽然，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知道那天有多危险吗？”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朝外走了。看得出来，他对那天的事儿是很生气的。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着他那让人不解的一脸苦相。我想，当事人那时为什么没感到害怕呢？
晚上十一点多，我一个人从距城里十几里外的糖厂往家里走，黑漆漆的公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想着同事们说的话，我才感觉到有点后怕。我不知道将来的路该怎样走。
如果……人生有许多的如果，有时可能是好，有时又可能是坏。但我知道，人生的道路本身就充满了坎坷。押车仅仅是我从学校走向社会很小的一段经历，但却成了我以后工作中值得回味的一次教训了。
2002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