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经历了历史发展过程。因为亚里士多德流传下来的著作多为课程讲稿，学者们便对这些讲稿的各卷各章进行了分别研究，不仅进行辨伪工作，而且指出，亚里士多德很多著作的各卷章分属不同时期不同主题，后来才由亚里士多德弟子纂辑汇编成书，其中尤以《形而上学》《物理学》为甚。纳托普、策勒等人都发现了亚里士多德文本（如《形而上学》）中的矛盾，或者通过判定某部分为伪作来消除矛盾，或者认为这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不成熟部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发展论以耶格尔及其学生罗斯为代表。耶格尔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发展史研究》（1912）和《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1923）中，详细对比和分析了亚里士多德早期著作残篇与后期成熟著作，亚里士多德经历了从原先的柏拉图主义的神学研究发展为重视经验科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变化。罗斯编订的很多亚里士多德著作（如《形而上学》《物理学》《论灵魂》等）仍然是现在最权威的亚里士多德希腊语校勘本，他在校勘考订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相关问题。亚里士多德研究中持发展论的还有：德国的斯坦泽尔（J.Stenzel）、霍夫曼（E.Hoffmann），法国的维尔纳（Werner）、罗班（Robin），英国的泰勒（A.E.Taylor）等学者。
需要说明的是，发展论延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总体上依托于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在19世纪的兴起。分析哲学虽然是在19世纪数理逻辑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但继承了孔德、马赫的实证主义传统，针对的正是当时英美的新黑格尔主义（布拉德雷等人）。这和发展论兴起的基本要素不谋而合，发展论的方法和思想基础与后来的分析哲学研究传统有相通之处，不少坚持分析哲学研究的学者都是发展论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分析哲学在其形式分析、概念分析的思想方法确立之后，开始进军古代哲学研究领域。分析哲学最初进入古代哲学时，继承了很多发展论的成果，使分析哲学从开始就能集中精力处理更具“哲学性”和“逻辑性”的成熟期著作。他们用分析哲学处理相关主题，又反过来进一步论证了原先的发展论观点。
分析哲学传统[5]。1939年，赖尔（Gilbert Ryle）发表论文《柏拉图的巴门尼德》，被后人视为分析哲学进军古代哲学研究的宣言。20世纪50年代，在英美学界，分别以欧文（G.E.L.Owen）和弗拉斯托斯（G.Vlastos）为代表，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研究还是柏拉图研究，分析哲学方法开始替代发生论。标志性的成果是1957年召开国际第一届亚里士多德学术大会，会后出版会议文集《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标志着逻辑分析方法的全面崛起。他们依托分析哲学在逻辑和语言上的成果，强调精确有力地重构古人的论证，重新反思柏拉图晚期对话、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和形而上学著作中包含的哲学论证的合法性与局限性。分析哲学对古代哲学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分析哲学发展过程中要处理的问题，对古人论证的关注点也随分析哲学的发展而不同。例如，日常语言学派关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分析，功能主义的扩张使亚里士多德灵魂论成为研究焦点，安斯库姆发表《现代道德哲学》提出美德伦理学以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德性观念又成为学界热点。
分析哲学的研究大多从某篇某个问题甚或某个关键语句切入，通过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多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以下仅列举分析哲学传统在古代哲学各个领域的开创性成果：1.弗拉斯托斯（G.Vlastos）主编的两卷本《柏拉图：批判论文集》（Plato：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1971—1972），囊括欧文（G.Owen）、艾尔文（T.Irwin）、艾伦（R.Allen）、阿克里尔（J.Ackrill）、伯恩耶特（M.Burnyeat）、麦克道威尔（J.McDowell）、威廉斯（B.Williams）等学者的重要研究文章。2.巴恩斯（J.Barnes）、斯科菲尔德（M.Schofield）和索拉比（R.Sorabji）共同主编的《亚里士多德论文集》（Articles on Aristotle，1975—1979），囊括欧文（G.Owen）、阿克里尔（J.Ackrill）、伯恩耶特（M.Burnyeat）、弗雷德（M.Frede）、安斯库姆（G.Anscombe）、威廉斯（B.Williams）、斯特劳森（P.Strawson）、艾尔文（T.H.Irwin）等学者的重要文章。3.阿尔格拉（K.Algra）、巴恩斯（J.Barnes）等人主编的《剑桥希腊化哲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Hellenistic Philosophy，1999）。分析哲学方法的引入，还产生了不少重要的评注和翻译成果。如奥斯汀发起的《克拉雷登亚里士多德丛书》（The Clarendon Aristotle Series），致力于提供准确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英文翻译和详细评注，已成为亚里士多德研究领域的必备文献。又如索拉比（R.Sorabji）于1987年发起的“古代评注者论亚里士多德”，致力于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代评注，已经取得很大成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传统开始检讨之前的古典哲学研究方式，开始注重在历史语境中具体地考察古代哲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其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弗雷德（M.Frede）强调不仅要指出古代哲学论证的真实性及其困难，还应当在历史语境中澄清哲学家坚持这些论证的“好的理由”。分析哲学传统不再是仅仅作割裂的、个别的概念分析，而是将之与文本框架和历史传承联系起来。这种“历史进路”（historical approach）在Julia Annas等人创立的《牛津古代哲学研究》（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上文中的《剑桥希腊化哲学史》就是这种方法影响下撰写而成的研究佳作。如卡恩（Charles Kahn）、罗伊（Christopher Rowe）、伯恩耶特（M.Burnyeat）等当代柏拉图研究大家，都关注柏拉图文本的叙述方式和文本细节，强调人物对话对于论证展开的重要性，并重视将柏拉图的伦理、政治反思放在希腊文化和社会背景中来研究。分析哲学传统的这种转变当然有借鉴施特劳斯学派注重文本结构、图宾根学派注重历史传承的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受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观影响。这种转变是分析哲学研究的内在扩展，仍然坚持和继承了分析哲学的固有传统，并非全新意义的“转向”。
分析哲学传统严肃地对待希腊哲学，并将之作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来对待，对深入阐发希腊哲学家的文本论证有很大贡献，但也随之带来某些问题。相关问题简述如下：首先，分析哲学关注古代哲学，往往出于分析哲学本身在当代的发展需要，这其实有把亚里士多德视为现代分析哲学家的危险。他们的研究也常常受分析哲学在当代的发展的影响。比如之前说过的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某部分思想的关注，深受分析哲学本身当时的研究方向影响，如概念分析、功能主义等等。古代哲学研究变成了分析哲学当代发展的延伸。这种倾向即便不会让研究者认为当代关注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更高明，也至少主导了对古代哲学研究的进路和重点。更有甚者，他们可能还会试图让古代哲学家回答当代分析哲学关注的问题。其次，分析哲学擅长分析文本中所包含的逻辑论证，这种分析常常从某篇某个问题甚或某个关键语句切入，只分析比较某些句子和段落，难以形成对哲学家以及整个古代的整体把握，往往理解较为零散和过于技术化。虽然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改观，但鉴于分析哲学从思想基础上怀疑哲学体系的可能性，是否能给出对古代思想家的整体理解，这是分析哲学传统面临的挑战。
（3）反思形而上学的诗学—政治哲学传统
分析哲学在英美的兴起与反对当时英美流行的新黑格尔主义有密切关系，同样，欧洲大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也兴起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针对对象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先验论和观念论。这种反思在希腊哲学研究中形成两条脉络，一条是小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开创的文本释义学传统，一条是尼采—海德格尔对西方虚无主义的反思，并直指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施特劳斯综合二者，形成了富有特色并影响巨大的古典哲学研究传统。海德格尔开启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也形成了研究古希腊哲学的独立传统，在当代仍然具有很大活力。
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文本释义传统由小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所开创，强调注意柏拉图对话的戏剧形式。在小施莱格尔的建议下，施莱尔马赫编订、翻译了最早的德译本《柏拉图全集》，施莱尔马赫为每篇对话的“导言”集中体现了他研究柏拉图的基本原则。小施莱格尔是19世纪著名的浪漫派哲学家，反对先验论和观念论哲学，提出柏拉图对话的诗学解读方式。小施莱格尔重启诗与哲学之争，并认为诗高于哲学（或者思辨哲学），这深深影响了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方向。此外，施莱尔马赫还是著名的新教神学家，当时神学释义学也影响他对柏拉图的解读：《圣经》文本必须从文本自身开始，并通过文本自身才能得到解读。施莱尔马赫文本释义传统的基础是柏拉图在《斐德若》和《书简七》中的“书写批判”，最重要的特征便是以对话文本为中心，反对当时受康德、黑格尔影响下提出的原则——“比古人更好地理解古人”（从对话中提炼出作者最重要观念，借此构造出其思想整个体系）。施莱尔马赫重视作者在文本中的排篇布局意图，注重戏剧—诗歌形式的解读。施莱尔马赫解释学传统在英美学界也有很大影响，如肖里（Paul Shorey）、弗里德兰德（Paul Friedländer），等等都受到过他的影响。
尼采和海德格尔“回到希腊”。尼采、海德格尔都认为现代社会面临虚无主义的危机，虽然他们对虚无主义的理解有差别，甚至海德格尔也有对尼采作为“颠倒的形而上学家”的批评，但他们总体观点是相同的，虚无主义来源于真理或最高价值失去基础（尼采的“上帝死了”），真理只是人类形而上学传统的虚构，克服虚无主义需要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价值重估或解构。尼采认为，要克服虚无主义，就要摆脱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启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传统，返回古希腊的悲剧精神。海德格尔通过对“存在者”和“存在”进行存在论区分，认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将人有关存在的表象（理念、上帝等）取代、遮蔽了存在本身，以此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要求返回“前苏格拉底哲学”。海德格尔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并非是对哲学的否定（正如后现代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相反，正是否定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后，哲学才真正开始。海德格尔的观点其实影响了后来德国政治哲学或实践哲学的复兴，他的学生，阿伦特、伽达默尔、施特劳斯、克莱茵、洛维特等人多少都有这种倾向。除了开启上述学者对希腊哲学的诗学—政治哲学解读方向，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还包括布伦塔诺、胡塞尔）本身对研究希腊哲学至今仍有影响。胡塞尔、布伦塔诺、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思想家用现象学的视角进入古希腊，都得到当代不少学者的重视，并影响了某些希腊哲学研究者。存在主义受现象学直接影响，某些希腊哲学研究者受存在主义影响，也出了不少成绩，例如法国学者阿多（Pierre Hadot）。阿多受法国存在主义影响较大，他的《什么是古代哲学？》质疑传统柏拉图为中心的古代哲学史观（古代哲学核心是形而上学、知识论），主张古代哲学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并强调它在希腊化时期和早期教父哲学之中的延续，影响深远。阿多对斯多亚学派的马可·奥勒留有过深入研究，他还开启了《普罗提诺著作集》（Les Écrits de Plotin），致力于《九章集》的翻译和注疏，不仅关注新柏拉图主义宗教层面的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更强调灵魂本性、伦理生活和政治生活等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