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的“柏拉图式政治哲学”[6]。施特劳斯受到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影响，但他对施莱尔马赫的继承更多的是研究形式和方法，他的政治哲学基础在近代更多继承的是尼采—海德格尔的脉络。当然，尼采—海德格尔都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导致了当前的危机，所以要回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前的传统，而施特劳斯则认为，今天的危机恰恰是遗忘了希腊遗忘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问题）造成的结果。但是，施特劳斯接受了尼采—海德格尔的基本诊断，他笔下的希腊是政治哲学的希腊，而非传统形而上学的希腊，并构建出历史上的“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脉络。
施特劳斯主张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但他思想的起点继承了尼采—海德格尔对西方文明危机的判断，要处理的是现代性问题。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施特劳斯提出“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政治现实主义、自然权利观念的兴起降低道德的重要性；第二次是卢梭—康德—黑格尔，自然状态转化为历史观念；第三次是尼采—海德格尔，极端的历史主义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17世纪以来西方“自然权利”的兴起，直接导致了“历史观念”的产生，并最终取代了西方古典的“自然正当”传统。卢梭和尼采分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的开启者，他们深刻地暴露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但也正因此，他们同时成为后世所有批判现代性的源头，海德格尔更是指出了西方现代性背后的实质是虚无主义的深渊。这就需要充分理解西方现代性对古典传统的背离和反叛，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古今之争”。他进而将古今之争阐释为哲学和政治的冲突。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在于认为，政治必须在哲学学说中才能奠定正当性基础，而从前的政治往往以习俗、道德或宗教为基础。在经历过彻底的虚无主义之后，哲学试图为政治奠定基础面临难以解决的困难，一方面哲学会怀疑、嘲笑所有习俗、宗教神圣和道德等“意见”；另一方面哲学又不能为这个世界找到稳固的真理基础。因此，哲学作为纯粹的知性追求，对任何政治社会都极其危险，具有极大的颠覆性。
古典政治哲人正是看到了政治和哲学的这种根本冲突，才要决定从“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这就是“苏格拉底转向”的意义，这也让传统上处理柏拉图著作中哪些部分代表苏格拉底本人思想的“苏格拉底问题”焕发新意。“政治哲人”和“自然哲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政治哲人是知道使用特别的写作方式，通过“显白”和“隐微”两种教导的区分，既能传授政治社会所需的习俗、道德和宗教这些“意见”，又使真正的教导能为某些人所认识，他们只有通过字里行间阅读，才能真正把握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因此，施特劳斯及其后学的研究贯彻这个原则，非常注重前人作品谋篇布局所蕴含的意图，注重文本结构及其戏剧张力的分析。“自然哲人”则要用“真理”取代政治社会“意见”，但真理在经历现代虚无主义之后，难以获得稳固基础。“古今之争”问题的核心就成了“现代哲人”抛弃古典“政治哲人”对政治与哲学关系的深刻认识，现代性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现代政治哲学对古典政治哲学的遗忘。施特劳斯在此并不反对哲学，而是思考传统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他明确反对重回传统形而上学，而是要走向政治哲学，通过重新解释“苏格拉底问题”，重返古典，接续“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晚年写作了系列作品处理“苏格拉底问题”。比如《城与人》（1964）、《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1966）、《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齐家〉义疏》（1970）、《色诺芬的苏格拉底》（1972）、临终完成死后出版的《柏拉图〈法义〉的论辩与情节》（1975）、生前拟好篇目死后由弟子编辑出版的文集《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1984）。施特劳斯着重阐述“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从早年时期研究自然哲学转向对政治哲学的研究。阿里斯托芬的《云》呈现的是早年热衷于自然哲学的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直接导致的是智术师的相对主义，早期苏格拉底认为哲学高于政治，哲学要揭示真理，不用顾及所谓的“真理”对人世习俗、政治生活的颠覆。正是由于阿里斯托芬对早期苏格拉底的攻击，才有了后来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以及后来的“柏拉图式政治哲学”。苏格拉底开创的政治哲学得到柏拉图和色诺芬的继承。这里尤其要提到色诺芬，现代思想家基本都认为色诺芬的写作太浅白、不够“哲学”，施特劳斯却认为，色诺芬将显白和隐微的写作技艺发挥到淋漓尽致，苏格拉底作为普通公民的形象背后是古典政治哲人的典范。
但是，政治哲人并非完全固守习俗、因循守旧，并非必然拥护贵族制、君主制，反对具有革命性的民主制，施特劳斯并没有十分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在他看来，政治哲人首先是哲人，而非政治家，他知道政治受“机运”的极大影响，必须受制于有限的政治场域，难以绝对实现“最佳政制”。政治社会只有在固有传统基础上进行有限度的改革，通过教育、通过影响立法者来改革本国不完善的政治状况，而非推行普世秩序和价值。正因此，施特劳斯弟子有所分化，既有美国政治传统的拥护者，也有对之不遗余力的批评者。政治哲人获取这种政治视野、理解政治与哲学的张力，并不在于接受各种“XX之争”的教条，而是通过字里行间的阅读，通过研读伟大著作来进行哲学追问。相对于道德保守主义，施特劳斯更强调“自由教育”，最重要的教诲在于将人们引向对伟大著作的细读。
施特劳斯带来的研究传统也受到不少批评，我们在此不涉及因政治立场不同而产生的攻讦，而是总结施特劳斯在思想基础、现代性问题、古典研究三方面受到的质疑。这些质疑简述如下：首先，施特劳斯的政治思考是后形而上学的。他试图通过追寻“柏拉图式政治哲学”，返回古典政治哲学关注的系列问题来重新为“哲学”奠基，这种奠基在于理解哲学与政治的张力，而非找出这个世界整体性的“哲学”基础。这极其依赖于区分显白和隐微的书写技艺，强调政治习俗和道德的重要性。但是，如果缺乏对自然秩序的整体把握，自然正当是否能够获得足够支撑，习俗道德和“高贵谎言”本身是否能够为政治世界奠定坚实基础，甚至是否能够在面对其他社会习俗的冲击中保持政治稳定，这些都值得怀疑。其次，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问题是哲学启蒙的问题，但他其实翻转了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的关系，现代哲学形而上学的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因此，他对现代性三次浪潮的相关学者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他们的政治立场。古代到近代的转变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变化，施特劳斯的考察并不充分。再次，政治哲学作为“第一哲学”，这在古代哲学研究中也造成困难，尤其表现在亚里士多德研究之中。亚里士多德明确说过理论哲学高于实践哲学，如何处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施特劳斯及其后学必须要面对的挑战。施特劳斯并不重视亚里士多德目的论形而上学（同样也不重视柏拉图的“理念论”），基本不涉及相关讨论，后学者对这个问题分歧较大。如何处理西方从古至今的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仍然需要施特劳斯后学给予更充分的重视。
二、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传统
中国接触古希腊哲学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始于利玛窦1582年进入中国。西方传教士当时主要译介基督教哲学、托马斯著作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兼及当时的科学和数学思想。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6卷。这个时期古希腊哲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学说，但大多出于传教士基督教宣扬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之需。李之藻和葡萄牙耶稣会士傅汎际合作节译出版亚里士多德的《寰有铨》（即《论天》，1628），并翻译介绍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名理探》（未完成）。《名理探》后由南怀仁完成翻译，并将之与其他传教士的逻辑和科学著作汇编为《穷理学》，进呈康熙（1683）。此外，当时传教士撰写的《灵言蠡勺》的灵魂学说涉及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修身西学》《西学治平》《西学齐家》中的伦理学说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相关译介工作持续到雍正朝，但当时罗马教廷因“礼仪之争”反复禁止中国教徒祭孔祭祖，并干涉中国内政。1723年，雍正明令全面“禁教”，西学东渐之势断绝，古希腊哲学的译介也同样中断。
清末林则徐主持东南禁烟和海防，迈出近代了解西方的第一步，与魏源等人开始介绍西方各国状况。随后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及相关应用知识，注重实用性，西方思想的引介集中在近代科学发展的源头，如培根等哲学家。在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过程中，有学者开始整体介绍西方思想的历史流变，追溯至古希腊，如王韬《西学原始考》《西国天学源流》，以及在上海“格致书院”推行考课制度期间选辑的历年优秀课试论文集《格致书院课艺》，系统介绍了西方科学和哲学发展历史，古希腊作为西学的源头得到引介和研究评论。同类译书还有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西学略述》（1886）等。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才真正开始对古希腊哲学进行专门译介。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失败之后，避祸东瀛，广泛接触日本出版的西学著作，认识到“希腊罗马之文明，为近世全世界文明所自出”，撰写了不少有关希腊哲学、历史的文章，如《论希腊古代学术》（1902）、《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1903），以及《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史》等。王国维自日本归来后也撰写了《希腊圣人苏格拉底传》《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传》《柏拉图之政治学说》《希腊大哲学家雅里大德勒传》（1904）等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很少是通过研读原著后撰写，多依据西文哲学史类著作的转述，还算不上真正的研究。这个时期值得特别提到的是署名公猛的《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1903），这篇长文分几期刊发于《浙江潮》，系统介绍古希腊哲学，以诡辩派（智者派）为界，将之分为“以宇宙万有研究为哲学之目的”和“以人间为哲学之中心”两个阶段，并在介绍各派哲学前以“绪论”的方式概述了作者对希腊哲学和哲学史的总体看法。
辛亥前后，思想界的译介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西方近代思想。例如，梁启超着重译介西方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国家、法权学说，并将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生追溯至培根、笛卡尔；严复本着救亡图存之心，相继翻译了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约翰·穆勒、孟德斯鸠等人著作；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译介和研究；章太炎吸收西方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等等。这个时期还没有对希腊哲学著作的直接翻译，评介并未超出基本的概述水平，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的学者已经开始在中西比较中将西方思想（包括古希腊思想）吸收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比如章太炎提出的“真如”概念就是在与柏拉图的“伊跌耶”（理念）相互对比中得到深入阐发的。而且，正是在这些基础评述的过程中，为中国了解希腊哲学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我国古希腊研究的真正奠基，始于学衡派、陈康和严群，我们接下来介绍他们的工作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