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医学系的学生，老师教我们望、闻、问、切的艺术。我检视深红色的喉咙、鼓胀的耳膜和网膜上错综复杂的动脉血管；我聆听心脏的僧帽瓣嘶嘶作响、小肠如低音喇叭的流动声、肺部的杂音；我触摸脾和肝脏平滑的边缘、紧绷的卵巢囊肿以及冷硬的前列腺肿瘤。
对于病人的了解，这正是医学院所教的内容，但向病人学习，这种更高深的教育却更晚才获启蒙。或许最先是由我的教授怀特何恩（John Whitehorn）所传授，他总说：“聆听病人，让他们教导你。要保住你的智慧，必须永远做学生。”他的意思不仅是懂得聆听能让你对病人了解更多，他是希望我们以病人为师。
怀特何恩闪闪发亮的头上悉心剪妥的新月形灰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这位规规矩矩、一丝不苟、彬彬有礼的名师30年来一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系的主任。他戴着金丝边眼镜，毫无多余的装饰——脸上没有一条皱纹，一年到头穿着的棕色西装（我们猜想他衣橱里一定有两三套一模一样的西装以便更换）没有一丝褶皱。他也没有多余的表情：讲课时他只动嘴唇，其他一切——不论是手、脸颊或眉毛，都保持不动。
在我担任第三年精神科住院医师时，每周四下午，就有五名同学和我一起跟随怀特何恩医师看诊。我们先在他用橡木装潢的办公室用午餐，菜色简单，而且总是一成不变——鲔鱼三明治、冷盘和冷的蟹饼，接着是水果色拉和乏味的胡桃派。不过用餐的方式却很讲究：麻织桌布、闪闪发亮的银托盘和骨瓷餐具。午餐时的对话轻松而冗长，虽然我们每一个都有电话要回，有病人等着照顾，怀特何恩医师却总是慢条斯理，最后甚至连我，全组最匆忙的一个，也学会让时间等待。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可以向教授提任何问题：我还记得问过他妄想症的源起、医师对自杀病人的责任以及治疗和宿命之间的冲突这些问题，虽然他仔细地回答，但显然却偏爱其他的话题：波斯弓箭手的准度、希腊和西班牙大理石的特性比较、盖茨堡之役的重大失策以及他发明改进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他原先是化学系的学生）。
午餐后，怀特何恩在办公室里为四五名病人看诊，我们则安静地在一旁观看。他看诊的时间很难预估，有些15分钟就结束，有些则持续两三个小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夏日在又凉又幽暗的办公室里，橙绿条纹的窗帘隔绝了巴尔的摩炙热的太阳，窗外攀藤植物绽放了蓬松的花朵。由角窗上望出去，正巧可看到医院员工专用的网球场。喔，那时我多渴望上场打球！一心一意都在梦想发出ACE球，或是挥拍上网，然而网球场上日影越来越长，一直到薄暮吞噬了网球场上的余光，我才死心，把注意力移回怀特何恩医师的问诊上。
他的步调轻松，有的是时间。再没有比病人的职业和兴趣更能吸引他的了。上一周他还在鼓励南美果农大谈特谈咖啡树，下一周则是和历史教授讨论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企图侵略英国反遭击灭）的挫败。他问得巨细靡遗，让你以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明白种植高度和咖啡豆质量的关联，或是发现无敌舰队幕后的政治动机。他如此巧妙地切入私人的领域，即使一心提防的偏执病人也不由地畅谈自己的心路历程，总令我吃惊叹服。
怀特何恩医师借着让病人为师，和病人的“人”而非“病情”建立起关系，他的做法不但提升了病人的自信，也让病人更愿意倾诉心声。
也许你会说他的问诊手腕高明，但这么说可不公平。怀特何恩医师真的希望病人能把他看成是一位收集者，多年来累积了惊人的宝物。他说：“如果你能让病人多谈他们的人生和兴趣，那么就能和病人双赢。多了解病人的生活，不但能让你得到教诲，也能获得关于他们病情的一切资料。”
15年后，即20世纪70年代初期，怀特何恩医师已经去世，我也跻身精神病学教授之林，却有一位罹患末期乳癌名叫葆拉的妇女进入我的生命，继续教育我。虽然我当时还不明白，她也从未提过，但我却相信从一开始，她就肩负了教化我的使命。
葆拉在肿瘤科听社工人员说我有意组成绝症病人治疗团体之后，就打电话来。她第一次踏进我的办公室，我就立刻被她的外表吸引：她尊严的仪态、灿烂的笑容、一头如男孩般剪得短短的闪闪发亮的白发，以及她湛蓝、智慧的双眼中熠熠生辉的光彩。
她一开口就不由得让人注意：“我是葆拉·韦斯特，罹患末期癌症，但我并非癌症病人。”的确，在我和她共度的这么多年人生历程中，我从没有把她当成病人。她言简意赅地说明她的病史：五年前发现乳房肿瘤，开刀切除，接着另一只乳房也生了肿瘤，也切除了。紧跟着是化学治疗和随之而来的副作用：恶心、呕吐、头发掉光，接着是放射治疗，人体可以承受的最大剂量。然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止癌细胞扩散的速度——头骨、脊椎、眼眶。肿瘤细胞侵蚀她的五脏六腑，虽然她已经手术切除乳房、淋巴结、卵巢、肾上腺，癌细胞依然恶性蔓延。
想象葆拉的身体，必然是满布伤疤的胸膛，没有乳房、肌肉，就像发生船难的大帆船一样，空留骨架。在她的胸膛之下，腹部处处是手术疤痕，全靠着因注射类固醇而肥厚的笨重臀部支撑。简言之，这是个年届55岁而没有乳房、肾上腺、子宫、卵巢，而且我相信也丧失了生命力的女人。
我欣赏的是身材坚实优美、丰胸性感的女人，但第一次看见葆拉，却发生了奇事：我觉得她很美，而且爱上了她。
我们议定每周不定期会面一次，或许有人以为这算是“心理治疗”，因为我把她的名字列入门诊名单，而在会面的50分钟里，她也的确坐在病人的椅子上。但其实我们的角色很混淆，比如我们从没有谈过费用的问题。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并非一般的问诊，也不想在她面前谈钱，那太庸俗了。不只金钱，还有其他如性行为、婚姻或社交关系等这类事，都在杜绝之列。
生命、死亡、性灵、和平、超然的存在，这些才是我们讨论的课题，也是葆拉唯一在意的事。我们多半是谈死亡。每周我们四个（而非两人）在我的办公室会面——葆拉和我，她的死亡和我的死亡。她成为我的死亡姬妾：把死亡介绍给我，教我该如何看待它，甚至和它做朋友。我渐渐明白死亡虽然声名狼藉，虽然不能带来欢乐，但它并不是把我们拖进无以名状恐怖境地的恶魔。我学会揭开死亡的神秘面纱，看待它的真面目，这是个事件，是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所有可能的终结。葆拉说：“这是个中性事件，但我们却一直用恐惧来渲染它。”
每一周葆拉都翩然来到我的办公室，带着我所喜爱的明灿微笑，把手伸进大草袋中，拿出日记放在膝上，和我分享她过去一周的反省和梦想。我仔细聆听，努力做出适当的回答。每当我说出不知自己对她是否有助益的疑问，她都露出迷惑的表情，接着在凝思片刻之后，再度绽放微笑，好像给我保证一样，再回头谈她的日记。
我们一起回顾了她和癌症全程的接触：最先的惊吓和不敢置信、肢体的摧残、逐渐的接受，到最后习惯告诉旁人：“我患了癌症。”她述说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朋友的支持。这点倒不难理解：大概没有人会不爱葆拉。（当然我从没有向葆拉告白，直到许久以后，她不复相信我之时。）
接着她叙述癌症复发的那段可怕时光。那是她的骷髅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处），她经历了所有癌症复发病人所扛的十字架：放射治疗室，室内上方悬着世界末日的金属眼球、冷漠无情的技术人员、不安的朋友、漠不关心的医师，而最叫她受不了的，就是无所不在的刻意的隐瞒。她打电话给外科医师，也是她20年来的至交，结果只有护士告诉她不必再来挂号了，因为医师已经无能为力。谈到此她不禁潸然泪下。“医师是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不了解，只要他们现身，就是对病人莫大的安慰？”她问道：“为什么他们不了解，就是在他们束手无策的那一刻，才是病人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葆拉告诉我，得知自己走向死亡的恐怖，随着其他人的退缩而与日俱增。濒死病人的疏离感随着其他人强颜欢笑想隐瞒死的逼近而更加强烈。然而死亡是掩饰不了的，迹象无所不在：护士压低声音说话，医师老是看错病灶位置，实习生蹑手蹑脚地走进病房，家人视死如归的勇敢笑容，以及访客的强作欢颜。一名癌症病人曾告诉我，她知道自己死期已近，因为平时检查完总是轻拍她臀部的医师，这一次却和她握手道别。
除了死亡之外，我们也害怕伴随死亡而来的孤绝无援。我们毕生都想找伴共度人生，却必须孑然一身面临死亡。生者规避濒死的人预示了最后必然的遗弃。葆拉告诉我，濒死者的疏离来自两个方面，病人自绝于生者，不想吐露她的恐惧和可怕的念头，以免拖累家人朋友。而朋友则却步不前，觉得自己帮不上忙，手足无措，也不情愿太接近，以免预见自己不免也会经历的过程。
不过葆拉如今已不再孤立，至少一直有我支持她。纵使其他人遗弃葆拉，我也不会这么做。然而我却不知道未来她会视我为不认主的彼得，不认她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
她无法以适当的言词来描述这段疏离期间的痛苦，只能称之为“客西马尼花园”（基督被犹大出卖而被捕之地）。她曾带来女儿所画的石版画，图上有几个人正用石头抛击圣徒，圣徒是个蹲伏在地下的瘦小女人，她脆弱的双手无力保护自己。这张画如今悬在我的办公室里，每当我看到它，就想到葆拉说：“我就是那个女人，面对他人的攻击脆弱无援。”
后来是一位牧师助她脱离了这段时期，他指点她：“知道‘为什么’的人，就能忍受‘怎么会这样’，癌症就是你的十字架，磨难就是你的圣职。”
这个启示改变了一切。在她描述她接纳自己的圣职，致力于缓解其他癌症病患的折磨时，我开始了解自己的角色：不是我在帮助她，而是她在帮助我，我才是她圣职的对象。我可以帮得上忙，但并不是透过支持、解释或是关怀、忠实，我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让她教育我。
来日不多的癌症病人可能经历“黄金时期”吗？葆拉做到了。是她教导我：坦然面对死亡可以让人以更丰富、更满足的方式体验人生。当时我很怀疑，觉得所谓的“黄金时期”是她一贯的夸张说法。“黄金时期？真的吗？葆拉，死亡哪有什么黄金可言？”
葆拉斥责我：“这是哪门子问题！所谓黄金时期并不是死亡，而是在面对死亡时把生命发挥得淋漓尽致。想想最后的时光多么深刻和宝贵：最后的春天，最后一次蒲公英茸毛的飞舞，最后一次紫藤花的飘零。”
葆拉接着说：“黄金时期也是伟大的解放时期，是你可以向所有琐事小节说不的时刻，让你自己全神贯注在你最关怀的一切——好友齐集一堂，四时的变换，海水的起伏。”她对医界死亡学大师库布洛-罗丝（Elizabeth Kulber-Ross）颇为不屑。罗丝未能体认黄金时期的可贵，反而把死亡归为几个消极的临床阶段：愤怒、否定、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这种想法总让她生气。她认为这样僵化的情感反应区分只会剥夺病人和医师的人性，我相信她是对的。
葆拉的黄金时期是热烈的个人探索时期：她曾梦到在广大的厅堂漫游，梦中家里出现从未使用过的新房间。这段时间也是她准备的时期：她梦到自己由地下室到阁楼大扫除，也梦到重新整理柜子和衣橱。她也为先生做准备，例如有时她很想外出购物，为家人准备餐点，但却刻意压抑这样的念头，以便训练丈夫自立。有一次她告诉我，她先生第一次提到等“我”而非“我们”退休，令她很骄傲。这种时候我总睁大眼睛不敢置信。这样的美德真的存在于小说世界之外吗？精神病学的教科书上很少讨论“善良”的性格，只说这是对抗恶意冲动的一种防御。一开始我询问她的动机，并且旁敲侧击想找出漏洞，但最后我相信她的诚意，也让自己沐浴在她的光辉里。
葆拉觉得，准备死亡不但必要，而且需要非常专注。她知道自己的癌细胞扩散到脊髓之后，写了一封告别信给13岁的儿子，连我都不禁感动泪下。在最后一段，她告诉儿子说，胎儿的肺并不会呼吸，眼睛也不能视物，因此胎儿准备降生到它无法想象的世界，葆拉说：“我们不也是在准备降生到超越我们世界，甚至凌驾于我们想象之上的世界吗？”
我对宗教信仰总是很困惑。自有记忆以来，我总觉得宗教其实就是为了安抚人心、纾解焦虑而发展出来的。在我十二三岁时，有一天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和一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人谈到我对上帝存在与否的怀疑，这名士兵刚由欧洲前线返国，他听了我的话，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圣母和耶稣画像，他曾带着这张画经历诺曼底登陆。“翻过来，读读背后，大声读。”
“战壕没有无神论者。”我读道。
“对，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他缓缓复诵，“不论是基督徒的上帝，犹太人的上帝，中国人的神，还是其他的神……一定都得有神，我们不能没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