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陌生人把那张圣母画像给我，皱巴巴的画像令我着迷不已。它已经经历诺曼底和天晓得还有多少战役。或许这是个预兆，象征神终于找到了我。我把它放在皮夹里两年，不时抽出来思索。有一天我问道：“就算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又怎么样呢？就算如此，也只是更说明了信仰随恐惧而生。我们需要也想要有神，但光是期待并不能就让它成真。信仰，不论多么热切，多么虔诚，多么强烈，都对上帝是否存在的事实未置一词。”第二天我到一家书店，从皮夹里取出如今对我毫无作用的画像，小心翼翼地夹进一本名为《心灵平静》（Peace of Mind）的书里，或许能让其他准备战斗的灵魂获得些许帮助。
虽然死的念头一直让我觉得恐惧，但我宁可有这样原始的恐惧，也不想接受某些因不可解而更富吸引力的信仰。我痛恨“正因为它不可解，所以我信”这样的说法。但是身为治疗师，我只把这样的想法放在心里：我知道宗教信仰是安心力量的来源，若没有更好的取代方法，我也绝不会干预。
我这种不可知的论调很少动摇，或许有几次在学校早祷之时，看到老师同学全都低着头向天上的父喃喃低语，曾令我觉得不安。是不是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疯了？我疑惑。接着报上又刊出我们敬爱的罗斯福每周日上教堂的照片，让我不禁思索：罗斯福的信仰可不能掉以轻心。
至于葆拉的想法呢？她给儿子的信，她对我们的存在都有个我们无从了解的目的这样的想法，又该怎么解答？弗洛伊德必然会对葆拉的比喻感兴趣，而我又完全认同弗洛伊德的宗教观。他一定会说：“这正是满足期待的典型例子。我们期待存在，担心自己不存在，于是我们创造了有趣的神仙故事，让美梦全都成真。未知的目的地等着我们：忍受折磨的灵魂、天国、不朽、上帝、复活，这些全都是幻想，全都是消减难免一死痛苦的糖果。”
葆拉对我的怀疑论调总是温和地回应，轻轻提醒我，虽然我觉得她的信仰不真实，但它们亦不容否认。我虽然怀疑，却爱葆拉的比喻，也以从未有过的耐心聆听她讲道。或许这是一种交换：我以怀疑想法的一隅交换接近她的恩典。我嫉妒她的儿子，他可明白自己有多么幸福？我多么希望自己有这样的母亲。
在这段时期，我参加了朋友母亲的葬礼，牧师讲了一段慰藉的话语。他描述一群人在海滨哀伤地向扬帆出海的船只告别，船影越来越小，只剩桅杆顶端还看得见，最后连桅杆也消失了，人们低语道：“她走了。”然而就在此刻，在遥远的某一方，另一群人正在张望海平面，他们看到了桅顶出现，不禁欢呼：“她来了。”
若是不认识葆拉之前，我听到这样的话只会嗤之以鼻：“愚蠢的寓言。”现在我的反应却不再这样强烈了。我环顾其他吊唁者，有一刻甚至觉得和他们合为一体，因幻象而结合，因船接近新生命的岸边这样的意象而欣喜。
在我认识葆拉之前，总是对加州最普遍的“新时代”现象大加挞伐：塔罗牌、易经、练功、复活、星象学、命理学、针灸、科学论派（知识为根据之教派，宣称使信徒发挥人的最大潜能）、前世今生的治疗。以前我总想：人就是需要这些东西，以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而且有些人就是无法独立，让他们仰赖这些神话吧，可怜的家伙。如今我的态度缓和多了，我会用比较不那么激烈的句子：“谁知道呢？”“或许吧！”“人生本来就是复杂难解的。”
葆拉和我熟识之后，我们打算组成一个临终病人的团体。如今这类团体很普遍，但1973年时，是才开风气之先，临终就像色情一样是禁忌的课题，我们无所遵循，必须全靠自己张罗。然而我们一开始就碰到难题：怎么成立这样的团体？到哪里去找成员？难道要我们登广告：“征临终病人”？
不过葆拉在教会、医院和居家护理组织的人脉，帮我们介绍了一些可能的人选。斯坦福洗肾中心转介来第一位成员：年方19岁的吉姆，患有严重的肾脏病。吉姆虽知道自己人生短暂，但却无意更进一步了解死亡。他避开葆拉和我的视线，甚至根本避开和我们的任何接触。“我是个没有希望的人，”他说道，“谁会要我当丈夫或朋友？何必一直去面对被排斥的痛苦呢？我太常说这些，也太常被人拒绝了。不需旁人，我也可以活得好好的。”葆拉和我只见过他两次，他没有再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结论是，吉姆太健康了。他对洗肾抱持了太大的希望，而且洗肾延缓死亡的时间也太长，让他否定的情绪生了根。我们要找的是已经来日无多、对人生不抱希望的病人。
接着罗伯和萨尔相继加入。他们俩都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标准：罗伯总否认自己临终，而萨尔则说他已经和病魔妥协，无须我们协助。年方27岁的罗伯已经和高度恶性的脑瘤奋战了6个月，他对自己病情的态度时常在两极间摇摆，一会儿他会坚持：“看着好了，我会在6周之内爬上阿尔卑斯山。”（恐怕他毕生连内华达州以东都没去过。）一会儿他又诅咒自己麻痹的双腿害他连保险契约书都找不到：“我得查查万一我自杀，妻小是否就无法得到理赔。”
虽然我们知道人数不够多，但还是创立了这个小团体，成员就是葆拉、萨尔、罗伯和我四个人。由于萨尔和葆拉无须协助，而我又是治疗师，因此罗伯成了小组存在的唯一理由，只是他非常顽固，我们一方面鼓励指引他，一方面也尊重他否定排拒的选择。然而支持一个持负面态度的人实在叫人产生无力感，尤其我们只是想帮助罗伯接受他濒临死亡的事实，让他仅余的生命不致留憾。我们全都对聚会不怎么热心。两个月后罗伯头痛加剧，在睡梦中溘然而逝。我真怀疑我们帮上了什么忙。
萨尔则以不同的方式迎接死亡。死亡越迫近，他的精神却益发提升，死亡使他的生命获得了他先前从未察觉的意义。他患的是多发性骨髓细胞瘤，这是一种会侵犯骨骼疼痛不堪的疾病。由于他已经骨折多次，因此全身从头到腿包在石膏下。许多人都爱萨尔，很难相信他才30岁。他就像葆拉一样，在最绝望的时刻获得启发，明白癌症是他的圣职，这改变了他随后的一切，包括同意加入我们的群体：他觉得这是协助其他人超越病魔，寻觅生命真义的机会。
萨尔加入我们时，机会还没有成熟，我们的团体太小，还不能提供给他合适的听众，然而他在其他地方依旧找到讲台：尤其是在高中向惨绿时期的青少年演讲。“你们想吃迷幻药来戕害身体，想要用酒、大麻、可卡因来杀死它？”他雷霆万钧的声音回响在大礼堂：“你们想要开快车撞烂你的身体？杀死它？把它丢下金门大桥？你们不想要它？那么把你们的身体给我！让我拥有它。我需要它，我接受它，我想要活下去！”
这样的诉求深深打动人心。听他演说，令我不禁战栗。“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他的演说铿锵有力，学生们专注聆听，感受到他的诚意，知道他没有多余的时间胡说。
一个月之后，艾芙琳加入我们的团体，让萨尔有更多机会为他的圣职而努力。62岁的艾芙琳罹患晚期淋巴癌，坐着轮椅被推进我们的聚会，当时她还正在输血。她对自己的病情很坦然，心知自己即将死亡。“我可以接受这点，”她说，“这已经不重要了。但重要的是我的女儿，她让我连这最后一程都不得安宁！”艾芙琳把担任临床心理医师的女儿骂得一文不值：“睚眦必报，缺乏爱心的女人。”几个月前因为女儿照顾艾芙琳的猫时错喂了食物，两人大吵一架，迄今依然冷战。
听了她的倾诉之后，萨尔简单扼要但热忱地向她说：“请听我说，艾芙琳，我也不久于人世了。你的猫吃什么有什么要紧？谁先屈服又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来日不多了，我们别再假装了吧。你女儿的爱是这世上对你最重要的事，请你在走前一定要把这点告诉她！否则你会毁了她的人生，她永远不能复原，而且还会把这种伤害传给她的女儿！一定要打断这样的循环！”
这样的恳求生了效。虽然几天后艾芙琳就去世了，但护士告诉我们，她被萨尔的话打动，和女儿流泪和解。我为萨尔骄傲，这是我们这个团体第一个成功的事例！
又有两位病人加入我们的团体。几个月后我们觉得有了足够的经验和了解，可以嘉惠更多的病患。因此，葆拉更认真地寻找人选，她和美国癌症学会接触，得到一些信息，经面谈筛选之后，我们接受了七名新病人，全都是乳癌患者。我们终于正式开始营运。
在全体会员头一次聚会中，葆拉一开始朗读了一段犹太教的故事，令我吃了一惊：
一名牧师和主谈论天堂与地狱。主说：“我让你看地狱的景象。”他带着牧师走进一个房间，房内一张大圆桌，围桌而坐的人们似乎都饥肠辘辘。桌上有一大锅热腾腾、香喷喷的汤，叫人不由得流口水。围桌而坐的每一个人都拿着手把很长的汤匙，虽然正好够得到锅，却比人的手臂还长，因此人们不能把食物喂进自己的嘴里，大家都吃不到，难怪饿坏了。
“现在我再带你去看天堂。”主说道。他们走进另一个房间，里头的陈设和第一间一模一样，同样的大圆桌，同样的热汤。围桌而坐的人也都拿着长柄汤匙，但每一个人都吃得很饱，都开心满足。牧师不明白，主说：“很简单，不过要一点技巧。在这个房间里，他们都会互相喂食。”
虽然葆拉擅自决定以这段故事作为开场白，令我措手不及，但我并未多想。我们还没有厘清相互之间的角色和合作的关系，她用这样的方式也无可厚非。此外，她的判断总是很精准，这是迄今我所见过最具启发性的开场白。
我们的团体要取什么名字呢？葆拉说：“桥梁团体”。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团体在癌症病患之间架起了桥梁；第二，我们在这个团体中，就像打桥牌一样，把牌摊在桌面上。
“桥梁”成长得很快。每隔一两周，就有恐惧的新面孔加入，葆拉会拉着新成员的手，邀他们外出午餐，教导、鼓励、启发他们。不久我们的人数就太多了，不得不分为两个八人小组，我也请了一些精神科住院医师做组长。所有的成员都反对分组，认为这会影响整个大家庭的完整，我提出妥协的办法：我们可以分组讨论1小时15分钟，最后15分钟再合并，交换心得。
这些聚会探讨的是其他团体不敢面对的课题，一次次的聚会中，成员带来病情转移的新噩耗、新的悲剧，而每一次我们都找到安抚慰藉的方法。偶尔要是有人病得太重、太虚弱，无法参与会议，我们也会把聚会移到他家举行。
我们讨论的内容百无禁忌，葆拉也在每一次重要的讨论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比如一位名叫伊娃的成员谈到朋友突然在睡梦中因心脏病去世，令她嫉妒不已：“这真是离开人世最好的方式。”但葆拉却不以为然，认为猝死是悲哀的死法。
当时我很替葆拉难为情。我不由得疑惑：为什么她要让自己出糗？谁能否认伊娃的话，在睡梦中逝去怎么不是最幸福的死法？然而葆拉一如往常，不慌不忙地说明她的观点：“你需要时间，许许多多的时间，让别人准备好面对你的死亡——你的丈夫、朋友、最重要的是你的孩子。你必须对未完成的一切有小白所交代，不能任意抛弃人生的计划。你的工作必须完成，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而且死是生的一部分，在睡梦中错过它，就等于错过人生最伟大的冒险。”
不过伊娃并不为所动：“葆拉，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羡慕朋友的猝死，我一直都喜欢惊奇之举。”
我们的团体不久就在斯坦福社区闻名遐迩。学生（精神科住院医师、护士、大学部学生）都透过镜子观察聚会的情形，有时候成员的痛苦实在太难承受，学生们也热泪盈眶地奔出观察室。一般精神治疗虽然允许医科学生从旁观察，但通常都不情不愿，然而我们这个团体却欢迎学生观察。全体成员就像葆拉一样，非常希望有学生受教，他们有许多体验想教导学生，因为死的迫近使他们自觉更加有智慧。他们尤其明白：生命是不能延迟的，非得活在当下，不能拖到周末、度假、孩子们长大，或是退休的暮年。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怨叹：“我竟然等到现在，等到癌症缠身，才学会如何生活，多么可悲啊！”
那段时期我一心一意想在学界出人头地，研究、研究基金的申请、演讲、教学和写作的忙碌工作限制了我和葆拉的接触。我是否害怕太亲近她？或许她的宇宙观，她超脱世俗目标的态度，威胁了我在学术市场追求成功的努力。当然，每周聚会我都会看到她。在聚会中，我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她才是协调一切的灵魂人物。她带领新的成员，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把她的私人经验和他们分享，并且在每次聚会之间和他们联系，共进午餐，在任何人有急需时提供帮助。
或许可用“精神导师”来形容葆拉的角色。她提升我们的团体，使它更有内涵。她每次开口，我都专心聆听：她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观点。她教导成员沉思冥想，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找到平静的中心，忍受痛苦。一天在聚会行将结束之际，她出其不意地从袋中拿出一支蜡烛，点燃之后放在地板上。接着她说：“我们靠近一点。”并向坐在她两旁的成员伸出双手：“凝视这支蜡烛，静静地沉思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