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在讲到清末的中国经济时，我们注意到在1895年至1913年间，中国至少有民间和半官方创办的549家制造业和矿业企业，是利用机械动力的。这些企业的创办资本共达120288000元。此外，同在这一时期开办的96家外资和40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拥有创办资本103153000元。这当然只是根据当时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资料作出的粗略估计。

不包括现代矿业，但包括兵工厂和公用事业的两个相似的表格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可以看出中资现代工业的增长。第一个表格表明，在1913年有698家工厂，拥有创办资本为330824000元，工人270717名；第二个表格表明，1920年有1759家工厂，拥有创办资本为500620000元，工人557622名。在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时军火生产，又因缺乏船只运输，所以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为中资工业的扩大提供了机会。虽然购置设备的订单已早发出，生产资料仍主要来自国外——但大多数新工厂的开业，不得不等到战争结束和订购的机器运抵中国后才能开工。

在民国的前10年间，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也有增加，但在1914—1918年的4年中，直接的投资却很少。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几年。例如，1918年和1922年，中国修订了关税税则，提高了从日本向中国进口细纱的进口税，于是日本遂在中国开办新的纱厂。

同晚清中国人或外国开办的工厂一样，20世纪第二个10年开办的工厂（和矿场），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以及江苏、辽宁、河北、广东、山东和湖北等地，换言之，主要是在沿海和长江流域。

中华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工业普查，是1933年刘大钧领导经济统计研究所的调查者们进行的，是直接从工厂的经理收集来的统计资料。除了不包括外资公司以及满洲、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西藏和蒙古（除了满洲外，其他各省区的现代工厂均微不足道）外，一般都认为这次统计是相当可靠的。刘大钧1937年发表的调查，记录了2435家中资工厂，资本为406926634元，总产值为1113974413元，雇用工人493257名。这些工厂都集中在沿海省份，而集中在上海的工厂有1186家。在1933年，80%以上的中资工厂，都设置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各省以及满洲的辽宁；如果把外资企业也算进来（它们当然限于在条约口岸），这个比例就更大。

巫宝三在对中国1933年的国民收入研究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补充，即增加了对在中国境内外资工厂的估计，也增加了满洲和其他被略去省份工厂的估计。巫宝三修订过的估计，工厂总数为3841家（中资3167家，外资674家），总产值为2186159000元（中资为1415459000元，外资为770700000元），雇用工人738029名。

刘大中和叶孔嘉在表4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进一步修订，列出1933年中国现代工业部门几个行业的总产值和工人人数，统计中国关内和满洲运用机械动力从事制造业的企业，不计每家企业的工人人数，在1933年创总产值为2645400000元，雇用工人共1075800名。与刘大钧和巫宝三的统计一对照，刘大中、叶孔嘉的统计尽管不包括公用事业，但总数实际上是较高的。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刘大中、叶孔嘉对工厂下的定义较为宽泛，而且包括了满洲的工厂；还因为他们对棉纱、棉布、水泥、生铁和钢的数据，使用了其他来源的材料，而不是使用刘大钧的调查结果。

对1949年以前的其他年份而言，没有严格可比的数据，特别是没有总产值的数据。国民政府经济部1937年报告，当年有3935家工厂（不包括矿场，但包括公用事业和兵工厂），根据《工厂法》在该部注册，雇用工人457063名，有创业资本377938000元。在3935家工厂中，有1235家（占30%）设在上海，2063家（占52%）设在沿海各省，637家（占17%）设在内地。纺织业和食品业占注册工厂总资本的55%。至于1933年至1936年的世界性经济萧条在中国的影响程度，现在还不够清楚。1937年以后，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天津、武汉等制造业中心，战争造成的严重破坏，生产的下降，以及新投资的停滞，都可以从各地和部分定性的证据中推知。同样，对国民政府努力在大后方发展制造业基地——主要是与战争有关的工业虽很广泛，但没有完全的报道。

1938年至1940年间，448家“工厂”和12182名“技术人员”随国民政府和军队的撤退，一起搬迁到内地的四川、湖南、广西和陕西。1943年初，重庆经济部发表一份工业报告，虽然缺少产量数字，但提供了一些大后方工业发展情况。报告提到的3758家工厂和241662名工人中，有590家工厂是在1937年以前就有的，有3168家工厂是1938年至1942年期间创办的。这些工厂的总资本，考虑到物价指数上涨了10倍，大约等于上海1933年中资工厂的资本，工人的数目也大致相同。这些工厂，大多数设置在四川（1654家）、湖南（501家）、陕西（385家）、广西（292家），其余的厂家分散设在大后方各地。与战前工业着重在消费品生产对照，新的战时工业，约有50%（根据资本衡量）制造军用品和生产资料。另一个与战前工业相对照，是在战时工业中，国有企业起着主导作用。在登记的工厂中，只有656家（17%）是公营的，但其资本却占资本总额的69%。与私营企业相比，公营企业的规模大，使用的机械动力多，并控制了生产资料部门（特别是在化学和金属制品以及机械制造方面）。

战时大后方的工业化模式，特别把重点放在与军事有关的生产资料和化学制品上，这从表5可以明显看出来。1942年以后，内地的工业建设开始放慢，新建工厂的数目急剧下降，不仅产量停止上升，一些生产资料行业也在下降。其所以如此，除原料短缺和运输设施不足外，还因为这些企业（每一家都做好了回上海的准备）对战后命运前途未卜，而最主要的原因是通货膨胀。对商品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比生产产品更有利可图。

在1937年至1945年的战争期间，沦陷区的工业生产很可能是停滞或下降，但没有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在1937—1939年间，沦陷区的工业生产明显下降。在华北，从1939年或1940年到1943年或1944年，煤、铁和钢、水泥、电力和化学制品的产量有增长，但有些消费品工业如棉、毛织品和面粉的产量，实际上仍低于战前水平。华北的工厂产品总值的指数（按1939年物价）在急剧下降之后，到1942年，已经恢复到1933年的水平。不过，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上海的纱厂在战争时期情况很凄惨；中资纱厂的棉纱和棉布产量自1937年起即急剧下降，在1939—1941年间虽略有回升，以后就奄奄一息，几近停产了。现在仍不清楚，日本人控制的企业生产状况是否会好一些。

与此同时，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工业，从1936年起即迅速增长，至少到1941年为止。在30年代中期以前满洲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农业开垦区的扩大。当时也出现一些小型华人资金的企业，但主要的现代工业却是日本人控制下的生产资料企业网，为日本经济提供原料和半成品。鞍山、本溪钢铁厂和抚顺煤矿，是垂直统一管理的大型企业，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企业。伪满洲国政权巩固后，在日本权益集团支持下，建立一个综合性生产资料制造部门的大计划，固定资本主要由日本提供，总投资率1924年为9%,1934年达到17%,1939年达到23%（中国全国1933年的相应投资率为5%，这个数很可能在1949年以前没有被超过）。广义的工业（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小型工业和建筑业）在1936年至1941年间，每年以9.9%的比率扩大；与此相比，在1924年至1936年间仅为4.4%。工厂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快，占中国总人口8%—9%的满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年以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伪满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显然是以牺牲小型工业为代价，换言之，是伴随工业部门的“现代化”而实现的。伪满工业部门的扩大速度，与其生产总值的扩大速度相同，而工业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并未提高。伪满和关内恰好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对比。1941年后，由于从日本来的设备、资金和某些重要原料的减少，伪满工业的增长和多样化经营均停止了。1945年至1946年，严重的战争破坏和苏军搬走最现代化的工厂和设备（损失合计10亿美元或更多），使战后的中国所能利用的满洲生产能力大为降低。

1946年至1949年是充满动乱的年代，内战很快遍及全国，通货恶性膨胀。到1947年，消费品的生产可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满洲的重工业和矿业生产能力已大为削弱；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实际上抛弃了战时内迁“温室”式的生产资料工厂（这些工厂一直依靠军事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订货）。这两者合起来，遂导致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及其相对的重要性都显著下降；换言之，又回到战前着重于消费品生产的工业结构模式。

日本投降后，在沦陷区到处引起工业生产的部分破坏。日本的技术人员撤走后，生产暂时停顿下来；而中国对接管日本的产业和恢复工业生产，又没有适当的计划。收回的工厂被当成战利品，国民党的各派各系，不论文武，都抢着要分一杯羹。抗战时期在内地建立的工厂，却任其毁坏。从前为日本人所控制的工厂和矿场，为扩大国营工业部门提供了基础。在资源委员会的主持下，生产资料生产的重要部门、电力和矿场，都要划归政府控制。1947年底，资源委员会监督291家工厂和矿场，总就业人数为223770人。在消费品部门，1945年有69家日本和敌伪纺织厂（其中38家纱厂、6家毛织厂和25家有关企业）被没收，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一家由政府投资的控股公司，在经济部的指导下经营。1947年，中纺公司控制中国纱锭的36.1%和织布机的59.4%，所属工厂生产43.7%的纱和72.6%的棉布。中纺公司的纱厂，由政府提供充分的营运资金，为其购买原棉受到外汇分配上的优待；与私营纱厂相比，占有明显优势——其地位与战时日本在中国的纱厂相似，甚至是当年日本纱厂的继承者，不同的是日本人管理得更为有效率。中纺公司的经营方针，主要是为其自身和政府谋求短期效益。

从1948年底起，由于失控的通货膨胀，中共对运输和原料供应的破坏，劳动力的短缺，工人的骚动和人为过失，国营和私营的工厂和矿场已是奄奄一息。

对工业发展的精密衡量，是看一段时间内生产的增长。约翰·K.张最近编制的1912—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指数（不包括手工业），替代了所有以前的产量估计，并为上述分散的观察联系起来，提供了一条数量线索加以证实。张的指数根据15种制造业和矿业产品，涉及约50%的工业产量，用1933年的物价为衡量单位，见表6。这个估计，把中资和外资公用与关内和满洲都包括进去了。工业生产从很低的起点开始，一直持续增长到1936年。从制造业和矿业总体上看，中国显然没有受到世界性经济不景气的不利影响，尽管有许多工厂经历了暂时的实际困难。由于把关内和满洲合在一起，出现了在不景气年代中的某种上升趋势。上海工业所受不景气年代的影响，比满洲的工业企业更为严重。战争的爆发使工业在1937年至1938年急剧下降，随后在未沦陷地区和满洲的工业产量都有回升，到1942年达到顶点。从1942年起，对情况就不够清楚；1946年是全年产量下降，接着在1947年至1948年略有恢复，但没有达到1936年的水平。

从几个选定时间段的年均增长率（用净增值表示）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工业明显扩大（1912—1920年，13.4%），随后是1921年至1922年的战后衰退；从1923年至1936年，平均增长率为8.7%;1912年至1942年为8.4%；而1912年至1949年整个时期——因为1949年是个低年份，则为5.6%。因此，在战前具有代表性的年份，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的产量，如用1933年的物价计算，是以给人深刻印象的8%—9%增长率在增长。

然而，正如表2中刘—叶的国民收入估计所表明的，工业是包括传统工业，在中国经济中仅占一个小位置；而在广义的工业部门里，现代工厂的总产值却低于手工制造业的总产值。在1933年，中国的工厂、手工业、矿业和公用事业的合计产值，只占国内净产值的10.5%。在工业产值中，手工业产值占67.8%、工厂占20.9%、矿业占7.0%、公用事业占4.3%。在估计4691万的全部非农业工作人口中，有1213万（25.9%）受雇于手工业、113万（2.4%）受雇于工厂、77万（1.6%）受雇于矿场、4万（0.09%）受雇于公用事业。虽然约翰·K.张的估计有8%—9%的年增长率，但这个增长的起点是很低的。在民国时期的近40年中，整个工业部门的产值，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没有多少变化。所谓30年代中国现代工业部门的弱小，是与当时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而言；若与1895年的日本相比，则是相当可观的，也是有进一步发展潜力的。

整个看来，手工业在工业部门所占的相对份额，在20世纪30年代，无疑比在1850年或1912年为少（见表3）。当然，在19世纪中叶，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工业；甚至在1912年也只是刚刚露出的一棵嫩芽。表7概括了刘—叶关于1933年手工业在各种工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的估计。考虑到与工厂产品比较，在所得到的资料中，对手工业的概括是不完全的。这样，对所有的工业来说，64.5%的平均数确实是太低了。刘—叶根据就业和每个手工业工人的增值作出的补充估计，实际上表明，1933年手工业在总增值中所占份额接近75%。

到这里，比较确切的数据资料就结束了。经常有人断言，在鸦片战争之后一个世纪中，由于进口外国货物，国内中资及外资现代工业产品的竞争，传统的手工制造业一直在下降。如前面所指出的，满洲可能是这个情况，即工厂工业的增长，是以牺牲小型的（即手工业的）工业为代价的。但就整个中国来说，情况都是如此吗？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虽不够完整，但亦能够充分说明，从绝对量上讲，手工业产值没有不保持住原有的水平，而且还有所增长；这与上述认为下降的看法是不同的。

上述问题所以变得如此复杂，是看用什么定义去界说“手工业”与各种行业之间的差异，大多数界说据以解释实地调查时间次数的选择。从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的城市或半城市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至少从唐代起就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不过，就其产值和从业人数来看，至少在1912年以前以及随后的40年中，被农村和城市家庭手工业生产所掩盖了。例如，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想像得到，手工纺纱曾经是农民家庭一项主要手工业，然而其绝对产量在20世纪下降了。在对外贸易和工厂生产日益增长的刺激下，手工业作坊迅速发展起来，遂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于是即全部或部分取代了家庭手工业生产。这些小型工厂雇用少数工人，不用机械动力，加工供出口的农产品（如轧棉花和缫丝），或作为分包商向现代工厂供应零配件，或冒险仿制比较粗糙便宜的工厂制品（如纺织品、卷烟、火柴和面粉）。所以，中国初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跟日本一样，所采取的不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采取符合中国劳动—资本比率较高的特点形式。

有些手工业没有经受住竞争，进口的煤油几乎代替了点灯用的植物油。在20世纪前25年中，曾经是繁荣的纺织业，到20年代末开始衰落。原因固然很多，日本人的竞争，1931年后的中国失掉满洲的市场，人造丝的出现，以及国际市场的普遍不景气。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内对茶叶的需求没有什么变化，但茶叶出口的下降，说明制茶业也遇到困难。不过，不论是丝业或是制茶业的情况，从19世纪以来，并未因工厂产品取代手工业产品而使产量直线下降。

至于手工棉纺织业，我们了解得比较具体一些。布鲁斯·雷诺兹发现，手工纺纱的绝对产量及其在全部棉纱产量中的份额，在1875年至1905年间都急剧减少，而在1906年至1919年间却缓慢下降，在1920年至1931年间再度锐减（见表8）。对照之下，在1875年至1931年半个多世纪中，手工织布产量的相对份额虽然下降了，但其总产量实际是增加了。从需求方面来看，这种增加的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手工织布和质量较好的机织布，各有其独立的市场。典型手工织的布，是用进口和国内机器纺的线作为经线，而以手工纺的线为纬线。直到20年代国内纱厂大发展起来后，才不用手工纺的纬线。从供求方面来看，手工纺织业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是因为在1949年以前，手工纺织业还在中国家庭农业生产体系中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关键是有可供利用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家庭劳动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生存下去；与工厂劳动不同，即使他们的边际产品在生存费用以下，也照样从事手工业生产。换言之，只要现代工厂付给工人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手工业工人在别无选择挣得收入时，家庭手工业几乎能在任何价格水平上与工厂工业竞争。农村家庭把从事手工业当做对农业的补充。为了尽可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农民们可以对各样农村副业的利益进行估计，决定进入或离开某一副业；这也因此决定手工业各行业变化无常的命运。在20世纪，随着经过改进的木织机、铁齿轮织机和提花机的推广，手工织布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使手工织布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手工纺纱。廉价的进口纱和国产的机纺纱，使得手工纺纱与其他的副业相比，愈来愈无利可图。农民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机纺纱，可以参照机织产品的样式来织布；这样，织布比纺纱更为有利可图，农村家庭副业遂即转向织布业。20年代和30年代的不同时期，在一些手工织布中心，如河北的定县，还有宝坻和高阳，山东的潍县，都曾经一时“繁荣”过；天津、青岛和上海的纱厂，向数量很大的农民家庭供应棉纱，纺织商有时向他们提供织布机，并承包他们的产品，使之销售到整个华北和满洲。

对20世纪手工业发展变化历程的了解，很多情况来源于30年代对中国农村的实地调查。中日战争前一段短时期的学术风气兴旺，说明实地调查工作是很重要的。经过近二十年的政治混乱之后，看来是个有希望的时期，中国似乎终于开始其现代经济发展进程；这一进程曾给西方和日本的现代经济发展带来财富和实力。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甚至多数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都关注经济制度及其效能对福利的影响，分析其内部相互关系，观察其效能，都是一致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跟着人口增长，或者是手工业的绝对产量至少保持不变，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贫困的，只有少数人是富有的；贫苦百姓甚至连很低的生活水平也不能保证。此外，由于“示范效应”强有力的吸引力，繁荣看来只有通过大规模工业化才能达到。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往往过分重视很小的现代经济部门，又倾向于过分看重手工业状况周期性波动中的低落阶段，而忽视其高涨阶段，并据此作出各种结论，尽管从实际经验中得到的可靠资料，往往与这些结论相矛盾。于是好像传统部门瓦解得愈严重，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就愈有可能早日到来。20世纪30年代初，对手工纺织业来说，十之八九同样是相对不景气时期，但这主要不是由于现代纱厂的竞争，而是由于1931年后失去了满洲和热河的市场。需要提醒的，是把在1936年至1937年还没有恢复的手工纺织业，作为可供选择的市场发展结果，这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不符，而且也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的中国经济向上发展趋势相矛盾。在1937年至1949年之间长期中日战争和内战的痛苦年代里，难道可以认为现代的和城市的消费品制造工厂，所受到的破坏和质量的下降，会比广大分散的手工业部门小吗？

在洋货进口和国内工厂生产增长的情况下，从绝对数字上说，手工业生产的命运决定于两个因素，即进口货和工厂产品的结构以及总需求的大小和构成。例如（见表28），在1925年，进口货至多只有50.5%是同手工业竞争的（棉织品、棉纱、面粉、糖、烟草、纸、化学制品、染料和颜料）。除了棉织品和煤油的影响外，剩下的品种中最大宗的是糖（此项进口在1925年数量特多，其中包括不与手工业竞争的未加工的糖）、化学药品、染料和颜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代替土染料）以及烟草（其国内加工在20年代增长了，明显的未被进口货压倒）。其他具有潜在竞争性的进口货，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不可能对国内手工业造成严重影响。

至于工厂产品的影响，情况与进口货相似，其中也不包括手工纺纱产量急剧下降情况。1933年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为手工业碾米和磨粉，两者合计占整个手工业总产值的67%。碾米和磨粉的总产量加上进口面粉，其中有95%出自手工业部门。自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食品工厂的产品和进口货的竞争，手工业产品即使下降，其幅度也不会很大。

由于我们对手工业的国内市场了解得不多，所以直接讲清民国时期总需求的格局是困难的。不过，这里的三个间接指标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从1912年至1949年，中国人口几乎以1%的年平均率增长，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2%。单是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沿海商业与制造业人口的增长，足以解释进口或国内工厂生产商品消费量的大部分。现代工业产品很大一部分，是由城市消费品构成；这些产品在中国农村并没什么用处。甚至普遍使用的棉织品，其产品质量和成本的差异也是很重要的。就传统需求来说，工厂的产品可能是“劣等”货。即使不是如此，农村人口仍继续使用手工业产品，因为在低工资而价格昂贵的情况下，手工业产品的单位成本比现代工业产品要低一些。

第二个指标是30年代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一项研究表明，用1913年的物价来计算，从1875年到1928年的手工业出口值年均增长2.6%。另一个估计表明，从1812年到1931年大宗手工业产品出口额每年增长1.1%。由于对国内消费缺乏更多的了解，仅从出口增长的数字当然不是结论性的。不过，对中国20年代大宗单项出口商品的丝绸而言，充分的事实说明，直到1930年，国内市场销售的绝对数量，是与出口量同时增长的，两者间的相对份额比例大体上没有变化。

最后一个指标是农业产值，特别是需要进行加工的经济作物，在1912—1949年间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每年略低于1%大致相同。珀金斯估计，1914—1918年，每年的农产品总值为160.1亿元至170.3亿元；1931—1937年，每年为191.4亿元至197.9亿元；二十多年中约共增加16%—19%。珀金斯还证明，在30年代，能够在现代工厂加工的农产品，不超过5%或6%，或者不到20世纪的前10年代和30年之间农产品增长百分数的一半。换言之，在最坏的情况下，农产品的手工加工仍保持不变。

关于工厂工业，除了其数量上的重要性较小之外，还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1）如上所述，现代制造工业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在条约口岸及1931年以后的满洲。以最重要的棉纺织业来说，在1924年，中国87.0%的纱锭和91.1%的织机，设置在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而上海、天津、青岛三个城市即占纱锭的67.7%和织机的71.9%。现代工厂制造业虽有某种程度的地理分布，例如30年代的纱锭（1918年，纱锭总数的61.8 %设在上海，而1932年是55.4%,1935年是51.1%）。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内地省份几乎依旧不知道现代工厂工业为何物。

（2）所以地理上集中的原因，是外资工厂在制造业中占有很大份额，这些外资工厂全部建在条约口岸。从1931年至1945年间，满洲的经济与关内的经济没有联系。但恰恰是在满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现代中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建立可观的重工业基地。各种资料表明，在中国抗战前的制造业中，外国企业占有很突出的地位，但对其在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各种估计，却彼此相距甚远。刘大中和叶孔嘉把刘大钧的数据与其他数据结合起来，得出1933年关内和满洲中外资工厂产值和雇工的数字（见表9）。

在中国关内，中资工厂占工厂工业产量的78%，比起中国制造工业资本构成中的中资份额，这是一个实际上较高的比重。根据粗略的估计，在30年代，外资的资本份额仅占总数的37%。到底外国在华企业的重要性，是按其产值份额来衡量，还是按其资本的投资额与中国企业比较的相对规模来衡量，这就产生了问题。过分注意资本的构成，容易导致夸大外资工业的重要性。资本份额是非常难以计量的，而且会使人忽视中国企业多数是从事轻工业产品制造，资本的不可分割问题很小，而劳动力可以代替资本的程度却很大。换句话说，中外企业的资本和产值比率的相同，实际上是个假设。表10所示，20年代和30年代制造业的几个行业中，外资企业产值份额的数据（关于1933年，又见表3），表中包括煤炭的数据；除了条约口岸的集中问题外，这里的有关工厂，一般也适用于矿业。

（3）不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工厂工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1933年，生产资料占工厂净增值的25%。用产值衡量，最大的工业部门依次是棉纺织、面粉、卷烟和榨油工业。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中资工厂中，50%（1211家）从事纺织和食品生产。这1211家工厂合起来，占全部中资工厂产值的76%，雇用工人数占71%，动力设备占60%，资本投资占58%。

（4）工厂的平均规模很小。在同行业工厂中，中资工厂的规模常小于外资工厂；但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工厂，或与其他国家早期的工厂相比，则就不算小了。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资本总额为4.06亿元，平均每个工厂为16.6万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约合5万美元左右。这些工厂共有动力的总功率为507300匹马力，平均每家工厂200匹马力，每家工厂的工人平均为202人。

（5）对于中资工厂，甚至设在条约口岸的中资工厂，其所处的社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传统的”；这就强烈冲击“现代的”事物，即使这些工厂使用机械动力和复杂的机器。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中，只有612家是作为合股公司组织起来的。由于没有较为发育的股票交易市场，股东和工厂经理人员之间形成特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股东对获得短期利润的需要，常常与通过再投资扩大企业，但却与使其现代化的长远目标相矛盾。那些保证股息的做法，常常迫使企业为了获得营运资金而借高利贷。在民国时期，为现代工业筹措资金一直是不充足的，投资于购置农田和城市房地产总是具有吸引力。此外，在一段时期内，还出现了商品、外汇和政府债券的投机交易。下面我们还将讨论政府的财政政策，如何使资金从生产性投资转移到其他方面去的。

中资工厂缺乏有才干的管理人员。在1931年，82家纱厂的4000名技术人员中，只有500名接受过正规训练。高层管理同官督商办时期（见第11卷）的管理状况没有多大区别。成本会计这类技术很少被采用。在廉价土地上盖两层楼厂房是很普遍的，折旧提成和设备维修的不足是人所共见的。这是工业化初期的现象，世界上到处都是一样；同50年前美国的纺织工业相比，中国的情况并不特别坏。

中国工厂的工头总想摆“长衫客”的架子，不屑于做卑下的工作，把真正监督工人的工作交给技术上无能的监工。这些监工往往是“承包人”，通过与童工的父母达成协议等方式招工。到1933年，中国虽然已有100多万工厂工人，但总的说不是一支熟练的、稳定的、有纪律的劳动力。如同日本一样，各工业部门的变化可能很大；有经验的工人可以得到奖励，熟练的男工工资要高些，受到的训练也多些，而且通常终身受雇于一家企业。但在占优势地位的纺织工业，除了机修工人，经验并不十分重要。许多工人保持着同农村的联系，其所以要离开农村，原是想用工厂的工资补贴贫乏的农业收入。对年轻的妇女和儿童来说，尤其是如此，他们在劳动力中占了很高的比例。在刘大钧调查2435家工厂的493257名工人中，有男工202762人，女工243435人，16岁以下的童工47060人；在纺织工业中，相应的数字是84767人、187847人、29758人。由于这样一支劳动力并不是完全终身从事于工厂劳动，又由于可以从农民中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因此，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工人的工资低，劳动时间长。1937年之前，中国纺织厂通行每班12小时的两班工作制，日资的纺织厂普遍采用11小时的工作班。不过，用中国农村的标准来衡量，城市工人的实际收入还是比较高的，这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一个原因。在资本昂贵和劳动力便宜的情况下，在一些中国的企业中，生产的“合理化”表现为通过降低工资，或延长工时来加强使用劳动力的方式。低工资的普遍实行，使劳动力不断大量轮换现象永久存在，也因之使工人不愿割断与农村的联系，以便在工业出现衰退时能够回到农村这个避难所。这种情况又使雇主们确信，工人能靠“一把米”过活。此外，低工资的常规又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低反过来又使工资进一步下降。

也许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中国工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需求疲软。如果在条约口岸以外的地区，传统社会和日益凋敝的农村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那些由工资较高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新的或改进的商品（也是较贵的商品），怎么可能会有市场？

（6）现代工业集中于沿海城市，外国企业占有很大比重，消费品占优势，大多数工厂规模小，而且技术落后——所有这些，都是使现代工业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国民总产值中，仅占有很小的比例。但估计“制造业≠”（见表3，指工厂产品、矿产品、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中的现代份额，只占30年代国内总产值的5%（表2），或7%（表3）——说明中国的经济显然是不发达的。但不应由此引出结论，认为现代工业和运输业，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无关紧要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产业在数量上不多，但在1953—1957年期间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却有2/3以上来自现有工厂增加的产量。苏联虽然从满洲搬走了工业机器和设备，但恢复这个主要生产资料基地生产所需的新投资，总比建立新厂所需的投资为少。总的看来，1949年以前的中国没有工业化，只是棉织品工业迅速而持久的发展，并且这个行业没有被外国企业所垄断；甚至在30年代，中国的棉织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1949年后，中国对轻工业的投资虽远落后于重工业，但棉织品和布匹的出口仅次于加工和未加工的农产品，是中国用以支付进口货物外汇的主要来源。

同样重要的是1949年以前的小型现代工业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熟练工人、技术人员、有经验的经理和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有了这些基础，再加上苏联专家的培训，才有可能对数量大增的新经理和新工人提供经验和进行训练，以充实50年代末开始建立的许多新工厂。特别是在生产资料部门，几十家较小型的上海机器制造厂，其中不少是从1949年以前的时期继承下来的，发挥了其灵活性，开发了新产品和新技术；使之能在60年代初，在克服“大跃进”和苏联撤退专家带走图纸的困难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些基础，中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业发展，将大为缓慢，或将更加依赖外国技术专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