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

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国民收入，有两种主要的估计。这两种估计，是由刘大中、叶孔嘉和巫宝三分别作出的（见表2）。总计差别颇大——大的数值比小的数值约大40%，但两者之间唯一重要的差别是农业增值。两个估计都只有1933年的数值。

表2 国内产值，1933年（1933年10亿元）

资料来源：巫宝三1948年哈佛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资本形成和消费者的开支》，第204—211页，概括了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的资料，并考虑到他后来的修改。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66页，表8。

较为可信的刘—叶数据可以概述如下：在1933年的国内净产值中，农业当然显得最大，按当年物价计算，占65%；所有的工业（工厂、手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占10.5%；贸易居第三位，占9.4%。其他部门依次为：运输5.6%，金融、个人劳务和房租5.6%，政府行政2.8%，建筑1.2%。对1933年国民收入的构成，有另外一种方法来表述：现代非农业部门（较宽松的规定为工厂、矿业、公用事业、建筑、现代商业和运输、商店、饭馆和现代金融机构），仅占总收入的12.6%；农业和传统的非农业部门（手工业、老式运输、小商贩、传统金融机构、个人劳务、房租）和政府行政占87.4%。从支出上看，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陆经济结构，也是处于典型的前工业社会。从最终用途看，1933年国内总支出的91%属于个人消费，公共服务和政府消费为4%，投资为5%。

1933年是一个不景气的年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整个民国时期，也许是个疑问。但到现在为止，对于全面国民收入的估计，还没有其他任何年份可以与之相比。不过，珀金斯把刘—叶的数据转换成1957年的物价，代替他自己估计偏低的农业产值数字刘—叶和巫的估计之间最大的不一致，是农业的净增值数字和农业内的作物价值。一方面巫的数字可能太低，另一方面珀金斯认为刘—叶根据的1933年谷物产量估计太高，好像也有道理。珀金斯：《中国农业发展》，第29—32页与附录D。，并增加了1914—1918年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民国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很慢，在构成上变化也很小（见表3）。

表3 国内生产总值1914—1918年，1933年，1952年（1957年物价）

*制造业=工业（现代和现代前的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运输业

+现代=工厂产品、矿业、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

≠除1933年外，未编入这一部门；为了在表的下半部计算比值，根据各部门的净产值，按比例在它们中间分配

资料来源：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7页，表1。

表2和表3列出的绝对值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一个是用1913年的物价，而另一个是用1957年的物价表示的。此外，1914—1918年的数字，是根据合理的推测和确切的估计得出的。但直到1949年，传统部门所占的压倒优势，这些表所暗示的40多年来数量上虽小而质量上值得注意的变化，与本章其他部分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各个部门资料却很一致。这个简短的讨论，根据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6—125页。从19世纪末叶开始，直到中日战争爆发，规模不大的现代制造业和采矿业持续增长。在满洲，这种增长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在战争中加快了增长速度。现代运输的铁路和轮船也有所发展，但没有取代传统的交通工具，而只是成为其补充。在20世纪前半期，现代金融部门的银行业，在中国城市大量取代传统银钱业的钱庄。但是，甚至在1933年，珀金斯估计现代部门（规定得比刘—叶的数据所涉及的狭窄，他排除现代服务）的贡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这是1914年至1918年的3%两倍多，但仍然很小。

因此，1912年至194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来自传统部门产量的增长，而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农业生产的增长是缓慢的；但由于气候和政治军事的情况，各年份和各地区的发展是不相同的。新开发的地区增长得最快，如满洲和西南的一些地方。在别的地方，由于经济作物的增加，使农产品的价值也因之增大。在1912年至1949年间，手工业的总产量绝不可能减少——其相对份额有所减少，其原因详见下文。

如果拿人口估计数——1912年4.3亿，1933年5亿，1952年5.72亿，与表3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我们发现在这几年中，每年每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1957年物价），分别为113、123、115元。考虑到所有的数据都存在误差，在本章涉及的几十年中，如果我们略去自1937年至1949年的12年对外战争和内战，则能得到最好的估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没有显出任何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在战争时期，中国某些部分的人均产量和收入可能急剧下降。一些文化人受到不利影响，特别是薪金固定的教师和政府公务员，其薪金跟不上通货膨胀的上涨；但在战后和1948—1949年最后崩溃之前的这段时期，城市工人相对来说生活好一些。

日本入侵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摧残，城乡间的商业联系被破坏；1946年至1949年的内战期间，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商业状况很可能比别的地方更坏，因为这里是主要战场所在之地。1940年后，中国未沦陷地区的粮食生产开始下降，在以后的几年里，平均产量比1939年约低9%。1942年实行田赋改为征收实物和粮食征购，加上加紧征兵造成的劳动力严重短缺，使农民的实际收入减少。但在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工业生产从很低的起点开始增长，一直到1942年或1943年。抗战胜利之后，通货膨胀在1946年重新开始，并在1948年至1949年发展到恶性膨胀的失控地步；这对于沿海地区和城市的影响，远甚于对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农村。尽管因货币的急剧贬值，运往城市的食物和农产品原料减少，但总产值或许很少变化。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 《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12—30页，估计1946年的国民收入比1933年低6%（按照1933年物价）。关于上海工人，见A.多克·巴尼特《中国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78—80页；关于1937—1949年华北的农村经济，见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287页；关于战时中国未沦陷区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见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1939—1950年》，第59—103页。

人口主要部分的收入在下降，而人均国内总产值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这是可能的。但在农村地区和大多数农业人口中，“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上半叶，地主正在积累生产的增长份额。事实上，有限的可用资料表明，租佃率甚至略有下降，在政治混乱时期，地主收租常常有困难”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4页，引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页，及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5章。。

1937年至1949年间，老百姓对政府的信赖确实变了。但是在当时这种变化的原因，在没有严重的天灾人祸情况下，经济上不能支持中国人维持一般的（和低的）生活水平。1952年的产量，已经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最高水平；其所以能迅速恢复，几乎完全靠的是新的和有效的政府成功地恢复现有企业的生产，而不是靠新的投资。在1949年以前的40年中，20年代和30年代的内战、干旱（例如1920—1921年在华北）、洪水（例如1931年长江流域的洪水）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确实破坏了中国人的全面安定生活，但这并非必然会造成物质福利的下降，这两者有重要的区别。在政治混乱和战争造成的人身极不安全情况下，收入即使略有增加，也仅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而已；相反，如果个人和国家的安全能得到保障，即使低一些的稳定人均收入也是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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