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徐爱录(4)

[2]孔子删述“六经”：孔子在晚年看到大道不行，就将以往的典籍编修删改以待后来，形成了《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和《春秋》六部经典，即后世所谓的“六经”。

[3]（náonáo）：争辩，喧嚣。

[4]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见于《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说的是《周易》一书的成书过程。伏羲氏是三皇之一，上古圣人，他仰观俯察创立八卦。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将八卦演绎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之后周公作了爻辞。

[5]《连山》、《归藏》：《连山》相传为夏朝的《易》，《归藏》相传为商朝的《易》，后都失传。

[6]《典》、《谟》：指《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和《益稷谟》，并称为二典三谟，是儒家王道思想的重要源泉。

[7]《二南》：即《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两篇。

[8]《九丘》、《八索》：远古时代的书名。孔安国《古文尚书序》载：“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这两部书包罗万象，所述许多是关于天人之际的知识，后被用来泛指学问。

[9]《传》：指解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10]征伐当自天子出：语出《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11]天德：与天同德，意为道德极其高尚。语出《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12]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语出《论语·卫灵公》：“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乘之。今亡矣夫。”

[13]“尽信”二句：语出《孟子·尽心下》。《武成》为《尚书》中篇名，记载武王灭商后，与大臣商量怎样治理商地等。

译文

徐爱问先生，怎样评价王通和韩愈这两个人。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杰，王通则是一位贤能的大儒。后人仅仅因为文章诗词的缘故就推崇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差远了。”

徐爱问：“那么王通怎么会有仿作经书这样的过错呢？”

先生说：“仿作‘六经’恐怕不能都算是过错。你姑且说说后世儒者根据‘六经’而作著述的本意，与仿作‘六经’有什么区别呢？”

徐爱说：“后世儒者的著述，求名的私心也不能说没有，但其目的主要是阐明圣道，仿作‘六经’则纯粹是为了名声。”

先生说：“著述以阐明圣道，是效法谁呢？”

徐爱说：“效法孔子删述‘六经’，以阐明圣道。”

先生说：“那么就独独只有仿作‘六经’不是效法孔子吗？”

徐爱说：“著述对于圣道固然是有所发明阐述的，但仿作‘六经’似乎仅仅是模仿‘六经’的形式，恐怕对圣道的阐发没什么用处。”

先生说：“你认为阐明圣道，是指返璞归真，使道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呢，还是只是夸夸其谈，借华丽的言辞哗众取宠呢？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虚文盛行而实行匮乏。假如圣道已经明白于天下，那么孔子也不必删述‘六经’了。删述‘六经’，孔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自伏羲画八卦到周文王、周公，这之间阐述《易经》的有《连山》、《归藏》等，五花八门，简直不计其数，而《易经》所要阐发的圣道却被弄得极其混乱、莫衷一是。孔子认为天下喜好虚文的风气日益兴盛，《易经》将会被歪曲，于是取用文王、周公的学说来做一个总述，认为只有这种学说体现了《易经》的真正宗旨，于是其他学说渐渐都被废弃了，然后天下对于《易经》的阐述才得到统一。《书》、《诗》、《礼》、《乐》、《春秋》也都是这样逐渐统一的。《书》自《典》、《谟》以后，《诗》自《周南》、《召南》以后，例如《九丘》、《八索》等，一切淫秽逸荡的词句，大概有成百上千篇。《礼》、《乐》中的名物道理，也是数不胜数。孔子都把它们删除，并且做了正确的阐述，于是其他的种种邪说都被废弃了。像《书》、《诗》、《礼》、《乐》中，孔子删除时何尝加过一句自己的话？今天《礼记》里的许多阐述，都是后世儒者附会而成的，已经不是孔子删述的原本了。至于《春秋》，虽然大家说是孔子的著作，实际上是鲁国旧史书中的文字。所谓‘笔’就是摘录原文；所谓‘削’就是删除繁杂，是有减而无增。孔子删述‘六经’，害怕纷繁复杂的虚文扰乱天下，一直删减得不能再删了才罢，希望使天下人去掉对虚文的追求而求实行，他并不是要用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以后，繁杂的文辞更加兴盛，天下也更乱了。秦始皇出于私心焚毁儒家典籍，得罪天下，其实他不应该把‘六经’也给焚毁了。如果当时他的宗旨是阐明圣道，将那些离经叛道的学说，悉数拿来烧掉，则正暗合了孔子删述‘六经’的本意。自秦汉以来，追求虚文的风气又兴盛起来了，但要想除尽这种风气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效法孔子，选录那些与‘六经’相接近的著述进行宣传表彰，那么其他的怪悖理论也就慢慢地自行灭亡了。我不知道王通当初仿作‘六经’的本意是什么，但我深切体会到他的做法有可取之处，认为即使圣人重生，也是不会改变他的做法的。天下之所以没有大治，是因为虚文兴盛，而实行之风衰败。人们各抒己见，标新立异，以迷惑世俗而取得名誉，这只能扰乱天下人的思维，混淆大家的视听，使得天下人逐渐颓靡，争相追求虚文，以求尽快在社会上出名，而不知还有敦归本心、崇尚实行、返璞归真的做法。这些都是那些著述的人所开启的。”

徐爱说：“著述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春秋》一书，如果没有《左传》为其注解，恐怕世人也难以知晓它的真义了。”

先生说：“《春秋》如果必须有《左传》为其注解才能明白，那不是成了歇后谜语了。圣人为什么要写这些隐晦难懂的文章呢？《左传》多是鲁国旧史书中的文章，如果《春秋》必须参考《左传》一书才能看懂，那么孔子删削它，又有什么必要呢？”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说过：‘《左传》是案子，《春秋》是对案子的裁断。’比如《春秋》中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明白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恐怕也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先生说：“程颐先生这句话，恐怕也是沿袭了世儒的说法，没有领会圣人作这些经典的本意。比如《春秋》记载‘弑君’，杀害国君本身就犯了大罪，何必要问他杀害国君的详细经过呢？征伐天下的命令由天子发出，书中写‘伐国’，就是说‘伐国’本来就是犯罪，何必要问其讨伐别国的详情呢？圣人删述‘六经’，只是要纠正人心，只是为了存天理、去人欲。关于存天理、去人欲的事，孔子曾经讲过，碰到有人请教了，就因人因时酌情作些解说，但也不会说很多，恐怕人们专门在语言上纠缠而忽略了自己学说的本来宗旨，所以他对子贡说：‘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如果是一些放纵私欲、毁灭天理的事，圣人又怎么肯详细告诉大家呢？那是在助长混乱、引导世人犯罪呀。所以孟子说：‘孔子的弟子，不说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所以他们杀伐征讨的事就没有流传后世。’这就是孔门的家法。后世儒者只讲究研习霸道的学说，所以他们要精通许多阴谋诡计。这纯粹是一种功利之心，与圣人删述‘六经’的宗旨正好相反，他们如何能想得通呢？”先生因此慨叹道：“不是通达天德的人，是很难跟他们讲这些的！”

先生又说：“孔子说：‘我还见过史书存疑的地方。’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只从《武成》篇中取两三节而已。’孔子删改《尚书》，对于尧、舜及夏朝四五百年的历史，只不过仅留了几篇。这难道是再没有什么事可写了吗？虽然阐述的仅有几篇，但圣人的宗旨却阐述得再明白不过了。圣人只是要去繁就简，而后世儒者却硬要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添上去。”

祖述尧舜并不是要复古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1]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盛，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2]。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3]，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