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徐爱录(5)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4]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注释

[1]《三坟》：孔安囯《尚书传序》中认为“三坟”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说的都是修身治国的道理，坟有大的意思。常与“五典”（相传为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一起使用，代指大道。

[2]祖述、宪章：借为效法、遵循前人的行为或学说。语出《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说的是孔子传承道统的功德。

[3]“周公”四句：语出《孟子·离娄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4]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是儒家心目中施行王道政治的理想社会。

译文

徐爱说：“孔子删述‘六经’，只是要教人去人欲，存天理。比如春秋五霸的事，孔子不想详细地展示给世人，这是应该的。至于尧舜以前的事，为什么也省略了不少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事迹稀少，流传下来的也很少。这也可以想象。那时世风淳朴，大概没有华丽文饰、注重虚文的风气，这就是太古时的大治情况，不是后世所能比的。”

徐爱说：“像《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孔子为什么都删掉了呢？”

先生说：“即使有流传下来的，也逐渐不合时宜了。社会风气日益开放，文饰日渐兴盛，到了周朝末年，即使想要恢复夏商时的风俗，已是不可能的了，更何况恢复尧舜时的世风呢？而恢复太古时代的伏羲、黄帝时的大治更是不用说了。虽然各国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尽相同，但他们遵循的圣道准则都是一样的。而孔子承继道统，效法尧舜的大道，遵循文王、武王的宗旨。文王、武王时的制度也就是尧舜之道的再现，但他们因时制政，所施行的制度政令，与尧舜之时已经不同了。实际上，即使是夏、商的制度政令想要施行于周朝，也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周公深思大禹、商汤和文王的治世方法，遇到不合适的地方，夜以继日地反复琢磨。更何况太古时的制度政令，怎么还能继续照搬使用呢？这就是孔子删掉前代之事的缘故吧。”

先生又说：“专门采用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不能像三王那样因时制宜，而一定要恢复太古时的风俗，这是佛教和老庄学派的观点。能因时制宜，但不能像三王一样完全遵循圣道，而是存有一种功利之心来治国，这是霸王之道的治国做法。后世很多儒者说来说去，也只是讲了一些霸道的策略而已。”

先生又说：“唐尧、虞舜以前的治国方法，后世基本上不能再恢复使用了，省略了也可以。夏商周三代以后的治理方法，后世也不能效法，削减了也可以。只有三代时的治国方略可以推行。然而后世研究三代的人，不明白圣道的本质，仅仅探讨一些三代治国的细枝末节，所以恢复三代之治恐怕也是不可能了！”

经与史不分家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1]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栖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2]，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3]。’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4]’‘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5]’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注释

[1]“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六经中《乐》已佚失，故称五经。

[2]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语出朱熹《论语集注·为政篇》“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意为记录历史上丑恶的事可以惩戒人们贪求安逸的思想。

[3]放郑声，郑声淫：意为禁绝郑国的音乐，因为郑国在春秋时期以音乐淫靡放荡著名。语出《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4]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意为厌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音乐应有的高雅。语出《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5]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意为郑国、卫国的音乐淫靡放荡，是亡国之音。

语出《礼记·乐记》。

译文

徐爱说：“朱熹论述‘六经’，把《春秋》作为史书，史书是专门记载历史的，恐怕和‘五经’的体例宗旨稍有出入。”

先生说：“《春秋》一书，从记事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史书，但从传道的角度来看则是经典。史实体现天道，天道在史实中表现出来。因此《春秋》也是经典，‘五经’也是史书。《易》是伏羲氏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以来的史书，《礼》、《乐》则是三代时的史书。它们所记载的事件基本是相同的，所遵循的天道也是相同的，怎么会有差异呢？”

先生又说：“‘五经’也是史书。史书是用来辨明善恶、展示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的。那些可以作为后世典范的善事，在史书中要特意保存具体的详情，以供后世效法；那些可以用来训诫后世的恶事，也要在史书中保存以警戒后人，但要部分删去具体的恶行，以杜绝后世效法。”

徐爱说：“在史书中保存善行让后世效法，也是存养天理的自然要求。删除恶行以杜绝后世效法，也是为了将人的私欲遏止在萌芽状态吗？”

先生说：“孔子作‘六经’，他的本意无非如此。但也不必拘泥于文章中的词句，而是要掌握其宗旨。”

徐爱又问：“那些可以用来训诫后人的恶行，在史书中要保留其警戒部分而删去具体的恶行，以杜绝后世的奸邪。孔子作《诗经》，为何不删除其中的《郑风》、《卫风》呢？朱熹说‘记录历史上的丑恶事可以惩戒人们贪图安逸的思想’，真的是这样吗？”

先生说：“现在的《诗经》恐怕已经不是孔子删定的文本了。孔子说：‘禁绝郑国的音乐，郑国的音乐淫靡放荡。’孔子又说：‘厌恶郑国的音乐，因为它扰乱了高雅的音乐。’‘郑国、卫国的音乐里透露着亡国的征兆。’这是孔门的家法。孔子所删定的《诗经》三百篇，都是高雅的音乐，都可以在祭祀天地祖先的场合或在乡村中演奏，都是用来宣扬和平、涵养德行、移风易俗的，怎么会有淫靡放荡之声呢？这种音乐只会助长淫乱，导致奸佞的产生。这一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后世儒生为了穿凿附会，以凑足三百篇而加上去的。一般来说，世俗之人都喜欢传唱淫逸之词，如今的街头巷尾也是这样。朱熹的‘记录恶事可以惩戒人们贪图安逸的思想’，这只是得不到正确的解释之下的一种辩解。”

徐爱跋：法喜的来源

爱因旧说汩没[1]，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旁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2]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3]，“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4]，“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注释

[1]汩没（gǔmò）：沉溺。欧阳修《与刘侍读书》：“汩没声利，惟溺惑者不胜其劳。”

[2]诚意：语出《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是指心灵经过训练之后，面对外境总能保持在与天理相契合的一种状态。

[3]明善、诚身：明善，意为明察事理，了解什么是善。诚身，意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理准则。语出《中庸》：“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意指如果不能明察事理，了解什么是善，就无法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理的准则。

[4]道问学、尊德性：道问学，意为从具体的事理入手，通过一步步地虚心学习来达到天理境界，这是朱熹一派的修养方法；尊德性，意为直接从德性入手，并时时使自己处于这种德性状态，来达到天理境界，这是陆九渊、王阳明一派的修养方法。语出《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译文

徐爱因为以前沉溺于程朱学说，刚开始听到先生的教诲，实在是有点惊愕不知所措，找不着头绪。后来听的时间久了，渐渐知道躬身实践，然后才开始相信先生的学说的确是孔门的真传，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断港绝河。比如先生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的思想，刚开始觉得难以理解，后来学习、思考的时间久了，不知不觉就领会了其中意思，不禁高兴得手舞足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