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剧

1968年，一位叫做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加州大学生态学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本节所采用的标题。在文章中，哈丁阐明了财产权的优势，同时他认为财产权在原始牧民中早已存在。他首先让读者想象有一块公共牧地，牧民可以在牧地上放牧。这块牧地仅可以支持一定数量的牛群，一旦战争、饥荒和疾病使得牧民与牛群的数量降低到牧地承载力以下，那么牧地的状况不存在问题；然而，当社会的发展逐渐趋于健康和稳定，放牧的牲口数量超过了这块公共牧地的承载力，它很快就会遭到破坏。

哈丁意识到，只要这块牧地是公共的，悲剧就难以避免。由于对于每一位牧民来说，在牧地上每增加一头牲口可以为自己带来很大的好处，同时只需要承受一小部分由于过度放牧导致土地退化而带来的损失，于是他会尽可能地在这块牧地上增加牲口的数量，而不去考虑该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于是哈丁做出总结，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财产权或与之类似的权利”。

哈丁这一结论的合理性，无论是对于古代农业还是现代农业都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文章发表后的几年中，“公地悲剧”被应用于其他很多领域。它尤其适用于医疗保健领域，例如，那些不需要自己支付医疗成本的病人在医疗公共物品上“过度放牧”，导致所有人医疗服务可获得性降低以及医疗服务质量下降。

无论是常识判断还是逻辑判断都表明，对于每个牧民或农民来说，在一块自己拥有的私人牧地上进行放牧的生产率要比在公共牧地上或他人所有的牧地上进行放牧的生产率要高得多。各个社会都不需要像现代社会一样刻意建立与财产权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惯例。因为社会惯例和法律在一般情况下的自行发展会或多或少地将重心转移到个人所有权上来。

纵观整个历史进程，在其他所有方面相同的情况下，那些对财产权更为重视的农业社会总是比它的邻邦们更具竞争力。原因就在于其粮食产出更高、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军队发展得更为有效。更微妙的情况是，当这些较为富裕的社会加入战争的时候，它们实际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和粮食作物，因此，这些社会里的居民和士兵更具有战斗士气。

这能够很好地解释古希腊和现代冷战时期的局势。在冷战时期，战争的结果已经不是由军队和战场决定的了，而是由经济来决定。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对20世纪各国的繁荣情况进行检验，我们都可以很清晰地得到这一结论：财产权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在当今社会，财产权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重要。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对财产权的保障程度成为划分贫穷和富裕的标准，也是评价国家繁荣程度的标准。例如，在实现繁荣的其他三个要素已充分具备的条件下，战后的东欧政府在残酷的经济实践中剥夺了居民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请注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财产权的含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1800年前，财产权是土地的同义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能获得的土地数量是有限的，这就是古代工业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所在，如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随着土地变得越来越稀缺和越来越昂贵，它们被日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这就削弱了那些能够拥有土地的市民基础。一个国家若想获得发展，就要为一个目标而奋斗，即大多数的公民都要拥有自己的财产，这样他们才能够有兴趣加入到政治活动中，这就是“利益相关者效应”。在前现代社会，当土地被消耗殆尽，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少时，这个国家就岌岌可危了。

另一方面，农业集中化并不影响工业和后工业化社会的稳定性。毫无疑问，自从大萧条以来，美国的私人农场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规模却越来越大。从187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始收集数据到1935年，农场的平均规模为155英亩。到了1987年，农场平均规模变成了462英亩，是原来的3倍。1900年，9%的美国人拥有农场；今天，拥有农场的美国人比例不到1%。然而，虽然美国现在的民主制度不如一个世纪以前稳定，但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少。原因很简单：在后工业化经济社会不需要为居民提供土地以使得他们成为利益相关者，非实物资产和资本在数量上是无限的，拥有这两者便能够很好地实现上述目的了。现代资本所有权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满足了更多人的需要，这一点即使是在古代阿提卡（Attica）也办不到：在当时的阿提卡，人口数量为25万，但可获得的适宜耕作的土地只有20万英亩。土地所有权是有限的，而资本所有权则是无限的。

现代西方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英国的普通法，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它缓慢而痛苦地发展，它借助英国殖民地之“剑”和美国革命理想主义的“翅膀”传遍了世界。现代很少有人会质疑财产权和个人权利作为现代世界繁荣之源的重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