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第一个民主制

古典主义者维克多D.汉森（Victor D.Hanson）在他颇具影响力的《另一批希腊人》（The Other Greeks）中提出，西方民主来源于农业社会，比伯里克利（Periclean）对雅典进行统治的时期要早几个世纪。汉森的理论指出，古希腊民主制度的根基之所以得到发展，是由于山地国家阿提卡（Attica，雅典及其周边地区）个人财产权力量的刺激。虽然汉森的理论存在争议，但是它展示了财产权和个人自由权之间的重要联系。这一联系被那些像托洛茨基和哈耶克、威克里夫一样绝望的思想家们所觉察，因此，它看起来似乎非常久远了。

汉森的这一理论开始于古希腊迈锡尼时期（大约是公元前1600～前1200年）。迈锡尼文明的坍塌带来了农民、统治者和财产权之间关系的一次革命，其影响延续至今。迈锡尼在许多方面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封建欧洲类似，如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贵族手里，并由农奴和奴隶们耕作。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即迈锡尼文化内部悄悄地分裂以后，国家的控制权被转移到了少数几个拥有土地的精英手中。迈锡尼文明坍塌以后造成的社会动荡，为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农民提供了机会，他们放弃了大型庄园里上乘的平原土地，开始垄断边缘山地。（这就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和以色列农业之间的差别。）这些“新人类”雄心勃勃并富有创新精神，而这些特点只有那些具有人身自由且耕作自己私人土地的人才可能具备。他们克服了土地贫瘠的困难，于是，他们的生产力超过了原来那些旧庄园，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兼并了那些庄园。在其他方面都处于平等的条件下，自由农民比那些封建庄园所有者更具有经济优势。汉森做过如下叙述：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要素能像自由意志一样能够在农业中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它具有实施新思想的能力，能够开辟出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的可行的道路，从一次而不是多次的失败中就能汲取教训、与政府脱离，并不断地摸索出谋生之道……佃农、农奴、契约工人或承租人都不能以任何有效的方式从事经济作物（如树木或蔓生作物）的耕作。在一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他们是不会冒遭受损失的巨大风险种植葡萄之类的作物的。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就曾断言：“形成民主制度的最好素材就是农业人口。在一个大量人口都从事农业或牲畜养殖业的地区，民主制度的形成不是什么难事。”

在后迈锡尼时代，早期的农民可以说是最早的“中产阶级”，既不富有也不贫穷。问题在于，这些边际土地（共有地），即那些被遗弃的并叫做“阿提卡”的山地的可获得性使得民主制度及由其产生的财产权只能在这样的地区发展起来。有钱人没有必要投资这些贫瘠的土地，而穷人则没有能力种植这些土地。在希腊那些富含肥沃平原的地区，如马其顿王国和斯巴达，民主制度、私人产权和个人自由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因此，希腊民主价值的对立方和破坏者亚历山大大帝来自广阔而富饶的希腊北部地区，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我们还应赞赏希腊早期的一位小农民——乔治，他创立了可以与新教徒道德规范相媲美的工作规范，这些规范在当今美国农业文化中十分常见。他带着崇高的敬意和荣誉感在土地上进行繁重的耕作，在任何的时代，这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概念。在他的《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中，这位忠厚老实的农民对土地的献身精神显而易见：“上帝和人类都不喜欢懒汉。”

农民通常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生产多样化的产品，同时种植葡萄、谷物、豆类和水果，并且养殖牲畜。然而，从长期来看，即便是在最多样化的农庄，自然力和命运之神也会将那些最熟练的自耕农摧毁。幸运的是，在西方文明中，作为小农的竞争者，希腊大庄园并没有现代农业综合企业的风险管理技术，因此农地所有权并没有过于集中，起码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这座古老的城邦并清除了一切自治的权利之时。

在那个时代，通过继承得到的财富和权利几乎总是胜过智慧与勤奋，但是在后迈锡尼时期的一个短暂的时段里，相反的情况曾经发生过。这段时间约始于公元前1100年，它为希腊的农民提供了一个积累原始资本的机会，他们将其加以利用并实现最大化。到了公元前700年，有多座平均面积约为10万英亩的小农场在希腊实现了繁荣昌盛。带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反极权主义的个性，“耕地的人”通过那些至今仍然深深根植于现代西方生活的方式，表明了他们的独立性，并改变了文明的进程。他们所采用的方式有以下三种。

• 他们重视财产私有权，最重要的是对农庄、工具和产出的所有权。为了避免把他们描述得过于理想化，他们也很重视对自己奴隶的所有权，典型“耕地的人”往往拥有一两个奴隶。在古代社会里，奴隶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在军事战争以后。在与邻邦打了一场胜仗之后，希腊人常常获得奴隶，由于奴隶供过于求的现象必然出现，这就导致奴隶的平均价格低至几十德拉克马，约相当于现在的100美元。（在“正常”的情况下，奴隶的价格通常在100～150德拉克马。）
• 他们珍视自己的平等权。西方民主制度来源于那些没受过教育、皮肤黝黑和衣着粗糙的村民，而不是城市政客中，如梭伦（Solon）、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和伯里克利（更不可能来源于那些伟大的希腊哲学家，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极度反对民主制度的）。公元前6～7世纪，在希腊世界中，付诸实践的概念实际上是财权政治，即根据财产确定选举权的体系。希腊最大的幸运就是，财产都是以小份额的形式广泛存在的。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最先进的希腊城邦雅典，才把完全公民选举权扩展至没有土地的城市贫民。
• 他们在军事方面自给自足。相邻的农民常常结成重装备步兵方队（50～60名士兵），每个人都全副武装（盾、矛、头盔和身体装甲），以密集的方式行进，并且摧毁遇到的所有障碍。

财产权、财权政治和军事自给自足，这三个因素的强大互动具有革命性。与邻居们一样，农民把自己的身份定位在土地、立法集会和步兵方阵上。由于他们与邻居们共同组成了自己的武装分队，因此他们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免遭外来入侵者和那些自立暴君们的侵犯。他们自给自足的武装力量还有更为微妙的益处。大多数的战争都是在下午爆发的，而在闲散的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战争每10年或20年才发生一次。因此，战争的费用并不高，主要的费用花在全套甲胄上，每套约100德拉克马（约相当于现在的500美元），并能代代相传。因此，那时候的希腊人避免了经济上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就是随后民族国家由于军费开支而征收的高额税收。

他们利用最近授予的选举权，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法律框架。这一法律框架维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比英国的法律学者对这些基本权利进行构思的时间要早上千年。最终，他们的生产力使得很大一部分普通百姓（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僧侣或军队将领）能够集体脱离耕作生活，这也许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变革。希腊社会这一成熟的、城市化的以及非农业的一面，为后来的西方世界所高度重视。请注意，如果没有财权政治下的农业基础，希腊人则不可能形成这样先进的社会。西方文明，即自由公民享有处理自身财产的权利，来源于较早的一些城邦，这些城邦实现繁荣的时间比伯里克利统治下的雅典鼎盛时期还要早几个世纪。

分散的希腊城邦不能招募那些在军事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发动国外战争，也不能强迫他们缴纳巨额税金，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专制君主也不能逼迫他们，因为得不到一般公众的支持，这些城邦就不能聚集大规模的军事力量。重装备步兵自我领导，他们的指挥“将军”在队伍中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需要使用手中的矛与其他战友一起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