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的预言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古希腊农场的面积大概平均只有10英亩。为什么这些农场的面积都如此之小呢？这很有可能是有意为之的。大约在公元前592年，出身富商家庭的梭伦被选为执政官，或叫做地方行政长官。为了避免大量土地回赎权的取消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冲突，他取消了农民承受的压迫性债务，正如历史上美索不达米亚和以色列曾经采取的“大赦”措施一样。

尽管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但是梭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大型农场的消失负有责任。到公元前8世纪，同绝大多数的其他城邦一样，雅典将大多数可耕作的土地分成小块，并由成千上万的集农民、重装备步兵和市民身份于一身的个人进行耕种。苏格拉底把几何学的发展归功于当时精确计量农地面积和产出的需要。小面积土地变成了一项神圣的制度，甚至几个世纪以后的保守哲学家们也对此心怀崇敬，包括柏拉图和曾为希腊各城邦写过100多篇政治评论的亚里士多德。

当梭伦在普通雅典集会中建立起雅典司法体系时，雅典民主诞生的决定性时刻就到来了。即使是那些当时被隔离在立法大会之外的没有土地的非公民自由人也可参加司法集会。虽然梭伦并不是“发明”民主的人，但是他发现了民主得以生存下来的奥秘，即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司法体系。在保护普通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方面，这样的司法组织是靠得住的。雅典的历史充分表明，这些保护虽然不是非常完美的，但是相对于之前乃至之后的社会，这已是一个非常大的改进了。关于现代财产权保障的法律规则以及在法律之下平等权起源的问题，我们虽不能准确地回答，但是梭伦的司法体系改革无疑是一个合格的备选答案。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的大量军费开支摧毁了希腊普遍存在的私人拥有小面积土地的形势。高额的战时税收迫使大多数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回归了由贵族掌握大量土地的古老所有制形式。到公元前2世纪，农场的面积逐渐变成了数千英亩的形式。这些大面积的农场由非公民和奴隶耕作，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仅仅相当于前希腊人口的一小部分。与重装备步兵的小农场相比，这些大型“整体”农场的效率非常低，因此，国家的总税收下降了。政府不得不将税收提得更高，导致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造成了社会的恶性循环。

一个国家若要实现长久的繁荣，就必须让大多数居民或至少少数中坚分子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在农耕社会，这仅仅意味着一件事情：土地所有权。不幸的是，土地数量是有限的。在古代社会，大量的土地落入少数人手中并集中起来变成大面积农地，最终，这一趋势证明了它对希腊城邦是具有灾难性影响的，正如在那之后它对罗马造成的影响一样。在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民主制度只是昙花一现，脆弱不堪。一旦财产权难以避免地变得过度集中，则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就会被打破。

我们为何如此关注在古代小国，或者是具有影响力的小国中出现的短暂的个人财产权呢？因为，它为我们揭示了以下三个方面：

• 有活力的财产权需要独立执法制度的保障。
• 高效的公民选举权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至关重要。
• 光靠财产权不足以带来有活力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尽管古希腊已经发展得较为先进了，但是他们仍然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其他三个条件：适当的科学架构、成熟的资本市场和高效的运输与通信技术。直到2000年以后，人类社会才同时具备了这四个因素，并有幸实现可持续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