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图1-27）。他自幼饱经丧乱，但好学不倦，二十岁与唐琬结婚，过了一段夫唱妇随的幸福生活，但后来被他的母亲强行拆散，唐琬另嫁他人。情感受挫的陆游只好赴临安（今杭州）应试，虽然名列第一，但因名列秦桧孙子之前而遭到秦氏的忌恨，秦桧党羽就用他“喜论恢复”，把他除名。直到秦桧死后他才被起用，任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以及蜀州、嘉州、荣州代理通判、知州等职。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邀陆游至蜀地任参议官，后受到孝宗召见，派他到福州、江西去做了两任管理茶盐一类的闲官。他在江西任上，遇到水灾，就开仓赈济灾民，以致损害了当地富农的利益，遂被以“擅权”罪名罢职。此后，陆游时而在家闲居，时而被起用，先后担任过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军器少监、礼部郎中等职，最终又以写诗“嘲咏风月”的罪名被罢官回乡，直到去世。
陆游早年拜曾几为师，学习江西诗派的技法，这一时期的诗歌注重文采藻饰，内容单薄。从四十六岁入蜀开始，他从军南郑，诗歌开始充满强烈的报国激情。如《长歌行》：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金印煌煌未入手，白发种种来无情。成都古寺卧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岂其马上破贼手，哦诗长作寒螀鸣。兴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豪竹哀丝助剧饮，如巨野受黄河倾。平时一滴不入口，意气顿使千人惊。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空有声。何当凯旋宴将士，三更雪压飞狐城。
他通过丰富的想象，奇特的夸张，抒发了自己渴望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迈理想，也表达了壮志难酬、无路请缨的悲愤心情。例如《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诗人用沉痛的语言诉说北方百姓渴望恢复的伤感。再如《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一时期他的诗歌语言奔放，气势沉雄，体现了宏阔恣肆的艺术风格。
陆游很长一段生活是在故乡山阴的农村度过的。他有很多诗歌描写农村清旷淡远的田园风光，寄托了自己复杂多样的情感体验。如《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柱杖无时夜叩门。”平和宁静的景物中寄托了作者的出世之感。此外他还有一些爱情诗，是哀叹他和唐琬的往事，代表作是《沈园二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陆游的诗歌充分吸收了李白、杜甫以及屈原、陶渊明等人诗歌的长处，形成了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或壮阔雄浑，或清新如画，或流走生动，或浪漫雄奇，用九千三百多首诗歌的实践，有力地矫正了江西诗派的积弊。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野客（图1-28），二十四岁中进士，先后担任赣州（今属江西）司户、永州零陵县（今湖南永州）丞。孝宗即位后，任临安府教授，又因上《千虑策》，被推荐为国子博士，后升任太常博士、太常丞、将作少监。淳熙年间，他先后担任漳州知州、常州知州、广东提点刑狱、吏部员外郎、秘书少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知州等。淳熙十六年（1189），宋光宗即位，他担任秘书监，后因得罪宰相，退乡闲居，直到去世。
杨万里性格刚直，清廉儒雅。他在京城做官时，时刻预备着回老家的盘缠，且专用一个箱子装着并告诫家人不许购置物业，以免罢官回家时成为累赘。他在任届满，剩有余钱万缗，他弃于官府，不取而归。他的夫人和儿子也都以俭朴仁厚闻名当时。这种性格的形成，在于他受到南宋理学的影响，追求心胸的开阔和为人的洒脱，试图摆脱一切束缚。大概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把自己此前模仿江西诗派所作的千余首诗全部焚毁，转而寻求新的诗歌表达，试图走出书本而向大自然寻求诗歌的题材和创作的灵感，用心去体察自然界的山川草木、春华秋实，试图别开生面，淋漓尽致地表现自然的生机与活力。他的“诚斋体”，正是这种诗学追求的结晶。
杨万里的诚斋体诗歌常常抓住自然界的生机和动态，描写转瞬即逝的景象，描写自然界新奇而多彩的景观，其句法灵活，语言生动，幽默诙谐，有效避免了江西诗派堆积典故的刻板和公式化，从而形成了清新通脱的民歌风情。例如《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诗歌境界开阔，描写出了荷叶的形状、颜色，表达了自己对夏日荷花美景的心驰神往。虽然“接天莲叶”、“映日荷花”的形态是一种静态美，但“无穷碧”、“别样红”的色彩却是灵动鲜活的，给人一种开朗阳刚的动态感，代表了杨万里诗歌的艺术风情。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他二十八岁中进士，先后任徽州司户参军、礼部员外郎。乾道六年（1170），他奉命出使金国，在金国慷慨陈词，不仅维护了宋朝的尊严，也索回了河南陵寝地。他全节而归，受到朝廷的褒奖，先后在静江、咸都、建康等地任职。他一度官至参知政事，但两个月即去职，隐居故乡石湖终老。
范成大早年学诗，也是从江西诗派入手，但也和陆游、杨万里一样，逐渐摆脱了江西诗派的束缚，转而向唐宋名家学习，最终自成一家。范成大的诗歌题材广泛，以田园诗成就最高。尤其是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绝句六十首，每十二首为一组，分咏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园生活，细腻地展现了农村四时的风光景物、风俗习惯，反映了农民的辛劳和困苦。如第三十首写农村儿童生活的辛劳：“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第三十五首写农民税赋的沉重：“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第四十四首写农村夜间劳作的情形：“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这些田园诗以农民的生活为主题，与此前陶渊明、孟浩然、王维等人的以隐士为主人公的田园诗不同，它是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的田园诗。这些诗歌语言自然清新，风格温润精雅，富有民歌风味，对南宋诗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南宋后期的诗歌，继续着“中兴四大家”的诗写自我、崇尚“活法”的倾向，但却过分讲求灵性和自我，转而使诗歌摈弃了才学，以致诗风表现出一点回归晚唐的意味。“永嘉四灵”是典型的代表。
“永嘉四灵”是指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他们都出于叶适之门，每个人的字或号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叶适把他们合称“四灵”，并曾编选《四灵诗选》，对其进行褒扬。徐照（？—1211），字道晖，又字灵晖，自号山民。他一生家境贫寒，未做官，喜饮苦茶、游览山水、吟咏诗作。徐玑（1162—1214），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他为官清正，守法不阿，喜欢书法。翁卷，生卒年不详，字续古，一字灵舒，一生奔波，流浪江湖。赵师秀（1170—1220），字紫芝，又字灵秀，亦称灵芝，号天乐。他虽曾中进士，但一生不得志。他们四人的诗歌，多为五律，常写自然景物，最重视中间二联的推敲，十分讲究遣词用字、对偶声韵。但由于他们视野局限、才力不足，很多诗歌出于表现个人情趣，只能形成一种清幽的意境，与晚唐时期苦吟诗人和宋初晚唐体风情类似。由于他们的出发点在于矫正江西诗派的典故堆砌、好发议论，因而在南宋诗坛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个别诗作也轻灵巧秀、清新隽逸，其中赵师秀的成就最高，如《有约》：“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该诗意境幽美，造语警秀。
与四灵诗人同时或稍后的另一个诗歌流派是江湖派。宋理宗宝庆初年，临安书商陈起结交了一批流落不遇或者官位较低的诗人，并把他们的诗歌收集起来，刻成《江湖集》，因而这批诗人被称为江湖诗人。其中包括刘克庄（1187—1269）、戴复古（约1167—1252）等人的一些诗。这些诗人不在官场，且郁郁不得志，就开始放言无忌，批评时政，因此得罪了当时的宰相史弥远，史弥远下令禁毁《江湖集》，这反倒助长了《江湖集》的名声。史弥远死后，禁令被解除，陈起又刻《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书。
江湖派中的成员众多，成分复杂，作品内容也各不相同。前期诗人多关注社会政治现实，或抒发爱国情怀，或流露对朝廷的不满，或指斥权贵的丑行，表达了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后期诗人日渐避祸全身，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流露出厌恶仕途、企羡隐逸的情绪。有的诗歌质实古朴，如刘克庄的《郊行》；有的诗歌平直流畅，如戴复古的《江阴浮远堂》；有的诗歌细致精巧，长于炼意，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叩柴扉久不开。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江湖诗人不避通俗、以我手写我心的现实主义精神，推动了南宋诗歌进一步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
在南宋覆亡前后，还有一批诗人出现。他们有的投身抗元斗争，被执不屈，壮烈牺牲，如文天祥，其诗风接近杜甫的沉郁；有的转徙流离，无限伤感，如汪元量、谢翱、郑思肖等，其诗风接近孟郊、贾岛的奇崛幽峭，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和伤感。他们的这些诗歌和南宋诗歌的整体倾向是一致的，都是在试图摆脱将江西诗派的影响，而努力自成一体，但却都无一例外地向着晚唐或宋初回归。这似乎在说明：到了宋代，近体诗似乎走到了尽头，因为与此同时兴起的词和此后兴起的曲，不仅分去了诗人们的才情，也更能得到百姓的喜爱。这似乎又在说明，唐宋之际开始兴起的市民阶层，似乎不再满足于诗歌的抒情言志，他们喜欢歌唱更善于表达细腻情感的曲子词，也更喜欢倾听具有情节意味和人物形象的戏曲和小说。因而，到了元代以后，随着戏曲的兴起和小说创作的繁荣，诗歌这一曾经辉煌了数千年的文学体裁，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之后的诗歌尽管在数量上没有减少，但在质量上却再也不能与唐诗、宋诗相媲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