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以政治家的身份登上诗坛（图1-24），对北宋诗歌的议论化倾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他自幼博览强记，读书一过目，便终生不忘。他的好朋友曾巩曾把他的作品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十分称赞。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中进士，他见时弊丛生，就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神宗继位后，命他先做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被召回做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他升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他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许多法令，但因为保守势力太大，最终失败。他晚年退居金陵，自号半山老人。其早年作诗“以意气自许”，把诗歌作为议事议政的工具，常在诗歌中批评时政，关心民瘼，所以风格峭刻简劲。他尤其喜欢在散文化的古体长诗中运用典故，而不讲究意境与情韵，体现了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晚年罢相之后，其文学观念由重教化转为重审美，因而后期诗作多写景抒情，思辨色彩和议论倾向相对减弱。他重视诗歌技巧、法度，注意造语用字，试图通过思力的安排达到天然浑成的境界，如《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其风格精工巧丽，圆融和谐。这类诗作在宋代时独成一体，被称为“半山体”。
苏轼诗、文、词兼擅，而以诗歌数量最多，达两千七百多首（苏轼生平见下一章）。他的诗歌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开了头的“以文为诗”写作手法推进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的地步（图1-25）。
苏轼主张诗歌要“有为而作”，也就是提倡用诗歌来写现实生活，侧重表达生活中的情趣、感受和思考，因而他的诗歌内容丰富：有深沉的现实批判，如讽刺杨贵妃喜欢荔枝而不顾兵卒死活的《荔枝叹》；也有丰富的人生感悟，如感叹自己生平际遇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也有写景抒怀作品，如昨与杭州西湖的《望湖楼醉书》、写夜观长江的《游金山寺》等，内容丰富多彩。他早年学习浪漫主义精神，诗风偏于雄健奔放；中年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绚烂峥嵘；晚年学习淡雅之风，平淡精深。因而他的抒情诗蕴涵着深沉的人生反思，议论诗借助形象引发深刻的哲理思辨。如《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诗人意到笔随，想象奇特，豪放飘逸。《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该诗比喻巧妙，思致深刻，情理交融，韵味悠长。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图1-26）。他二十三岁中进士，曾任校书郎、秘书丞兼国史编修，曾两次因文字狱被害遭贬。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始终追随苏轼，与苏轼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其诗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
黄庭坚论诗以杜甫为宗，主张以学习杜甫来矫正学习李商隐的西昆体一派。他注重在诗歌的形式技巧上下工夫；又提倡创新，认为“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要求诗歌不落俗套，应当刻意求新求奇，因而以才学为诗，注重从古人、从书本中寻找灵感。他总结两种学诗方法，一是“夺胎换骨”，就是用自己的言词模拟前人诗意，或有所引申发展；二是“点铁成金”，就是拿到前人的“陈言”，经过重新熔铸，形成新的意境和韵味，化腐朽为神奇。
大概由于黄庭坚过分地在诗歌形式和技巧上用功，因而他的诗作内容显得很单薄，多写描述个人生活经历，抒写自己卓行独立、不同流俗的精神气质以及屡遭贬谪的愤懑情绪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题画诗、咏物诗、论诗诗，都超脱了唐诗注重情感抒发的倾向，而是从哲学或精神的层面来审视这些艺术题材，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和文化气质，从而使诗歌更趋内敛，更具有士人的审美情趣。这对宋诗形成重视思致的艺术风格有巨大的影响。
黄庭坚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宋诗最典型的特征：讲求构思，结构回旋曲折，意象新奇别致，善于点化前人的诗意或诗句，使事用典，广征博引，体现了“以才学为诗”的追求。在格律上，好用拗律，押险韵，拗峭奇崛；在字句上，好造硬语，用奇字，力避陈熟，呈现出生新瘦硬、兀傲峭拔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山谷体”。
例如他的代表作《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这首诗写给少年时期的好友黄几复，表达了他对远隔万里的好友的思念，也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感慨。前半部分写昔日的欢乐，以表现今日思念的深刻；后半部分赞扬黄几复清正廉洁一生，却仍是一个县令。诗中前两句化用《左传》僖公四年和《汉书·苏武传》的典故，说明两人不能相见，只能鸿雁传书；三、四句化用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李商隐《夜雨寄北》中的句意，来表达少年的交游和分别的思念；五、六句用《汉书·司马相如传》和《左传》定公十三年来说明黄几复一生廉洁，干练有为；七、八句用了杜甫《不见》和《九日》诗中的句意，抒写对黄几复悲凉处境的同情和伤感。全诗“无一字无来处”，活用典故，体现了他“点铁成金”的技巧。而且诗歌句法新奇，对照鲜明。如颔联对仗工巧，不用一个动词，只以名词的巧妙搭配，形成了新颖独特的意象，把昔日良辰美景短暂与今天江湖两地相思对比，感人尤深。诗歌音律拗峭，声调奇崛，第五句两平五仄，第六句也是顺中带拗，皆平仄不叶，音节峭拔劲健，体现了黄庭坚用拗律、押险韵的艺术追求。
由于黄庭坚的诗歌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许多诗人都追随他的诗风。南宋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派宗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其下附诗人二十余位，并把他们称为“江西诗派”。到了元代，方回又在江西诗派前列杜甫为“一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三宗”，明确提出“一祖三宗”之说，使江西诗派的传承关系更加明朗。江西诗派只有陈师道、吕本中、陈与义等诗作较好，其他的诗人一味追求艺术技巧，忽略了作品的社会内容和思想价值，因而作品整体价值不高。但北宋灭亡后，受江西诗派影响的一些诗人开始抒写爱国激情和民族情怀，诗风有所变化，对南宋诗坛影响较大。
四、南宋：更新自我的艰难创新
北宋的灭亡，一度颠覆了宋人温文尔雅式的沉稳，他们开始用诗歌来表达家国之恨，因而抒发爱国之情成为南宋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南宋初年，江西诗派的影响很大，陈与义、吕本中、曾几等人，一方面继续延续江西诗派的诗法，另一方面则试图对江西诗派过分讲究拗律、喜用硬语的毛病进行补救。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二十三岁以太学上舍甲科授文林郎、开德府（今河南濮阳）教授，后任太学博士。他因为《墨梅》诗写得好，受到宋徽宗赏识，被提拔为秘书省著作佐郎，后又在陈留（在今河南开封东南）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酒税监。北宋灭亡时，他从陈留南渡，一度流浪在两湖地区。直到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他才从广东、福建辗转抵达杭州，先后担任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礼部侍郎、给事中、翰林学士等职务。绍兴七年（1137）春正月，官拜参知政事。第二年退休去世。因陈与义在南宋是以诗名得到宋高宗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的，故被时人视为“诗能达人”的典型，也是南北宋之交最重要的诗人。
陈与义在北宋时期所创作的诗歌多写闲情逸致，工于技巧而短于见识。南渡之后，经历了亡国之痛和流离之苦的陈与义，诗作风格开始沉郁起来，尤其是他更多体味到了杜甫当年写于兵荒马乱之中的情感，也对杜甫诗歌产生了深切的崇拜。他在《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金虏至奔入南山》中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诗人对自己年轻时期的作品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开始注重书写感时伤乱的内容，并努力追求苍凉沉郁的风格。例如他的七绝《牡丹》：“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牡丹是陈与义故乡洛阳的名花。离乡十年了，他感慨人已衰老，而故乡不知何时能够收复，凝视异乡华美的牡丹，不能减弱自己的乡思，只能增加国破家亡所带来的痛苦。他的七律受杜甫影响很大。杨万里说他“诗宗已上少陵坛”（《跋陈简斋奏章》）。陈与义的感时抚事、沉郁悲壮，突破了北宋后期以来“江西诗派”学习杜甫注重技巧的老路，更强调学习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因而既重视格律、字句的锤炼，又强调深沉情感的表达，这就避免了江西诗派过于追求尖新瘦硬所形成的雕琢之风，从而形成一种新的雄浑之美。
吕本中（1084—1145）是以诗学评论和诗学主张闻名当时的。他曾对曾几说，诗歌不能闭门造车地强求，在讲求法度中，更应该注重自己的内心体验，尤其要以意为法，不拘泥于字句，避免诗歌中板滞僵硬的现象。因而他的诗歌大多比较轻松自然，如《连州阳山归路》“儿女不知来避地，强言风物胜江南”，以儿女的无知反衬自己心中的酸楚，话语自然，脱口而出。因而很多人将他视为南宋诗风转变的过渡性人物。
曾几（1084—1166），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他是坚决主张抗金的，然而长期受到秦桧的排斥。据他的学生陆游说，他去拜见曾几，常听到曾几的忧国之言。曾几的《雪中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也说：“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这对陆游影响很大。曾几十分推崇黄庭坚，曾把一部《山谷集》读得烂熟，他还向韩驹、吕本中等江西诗派作家请教过作诗的方法，其诗风受江西诗派影响很大，延续了陈与义、吕本中等重情感、求自然的新变思路，作了许多清新明快的诗歌。有的诗歌写得情趣盎然，如《三衢道中》：“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该诗写出了江南初夏的勃勃生机，已经开启了杨万里“诚斋体”追求清新活泼的诗风。
南宋中期，随着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的出现，诗歌创作开始繁荣起来。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宋中兴以来……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后人称他们为“中兴四大家”。这四人中，尤袤诗集失传，其余三人都以独特的诗歌风貌，推动了南宋诗歌的艰难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