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803—853），字牧之，二十六岁举进士，却因秉性刚直，常遭人排挤（图1-19）。他先后在江西、宣歙、淮南诸节度使幕做幕僚，后出任黄州、池州等地刺史。他早年英姿勃发，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以振兴唐帝国的颓势，曾注释《孙子兵法》。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抱负和讽喻现实的诗，如咏史诗《过华清宫三绝句》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该诗通过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骄奢淫逸，讽刺了晚唐帝王们的荒淫享乐。杜牧的才气和思致恰好全部体现于抒情写景的七言绝句中，这些诗作精练自然，独具魅力，例如《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它们不仅辞采清丽，画面鲜明，风调悠扬，而且还能看出杜牧俊爽的才气。
由于杜牧一生不得意，诗歌中不可避免地带上潦倒失意的感伤情调。特别是在才学无法施展、理想无从实现的窒息环境中，他只能常常用歌舞、狎妓、醉酒来麻醉自己，如《遣怀》、《赠别》、《叹花》等诗，便是这种颓放糜烂生活的写照。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他十九岁因为文才受到依附于权贵牛僧儒的令狐楚的赏识，随令狐楚学骈文，并经他推荐，二十五岁举了进士（图1-20）。泾原节度使王茂元非常欣赏他的才学，让他做了自己的书记官并把女儿嫁给了他。王茂元属于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和牛党势不两立，因此牛党的人就骂李商隐“背恩”。特别是牛党执政后，李商隐一直受到排挤，只好在藩镇幕府中过着清寒的幕僚生活，一生潦倒。
李商隐早年较为关心政治，也试图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如《安定城楼》：“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竟未休。”他对自己的才学充满了自信，受到王安石的高度称赞。他还借历史故事，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如《北齐》、《隋宫》、《贾生》等诗。
然而李商隐最为人所传诵的作品还是他的爱情诗。这些诗歌有的是写自己的爱情体验，有的是借爱情来写理想的寄托的，也就是他在《谢河东公和诗启》中说的“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这是屈原所开辟的香草美人传统的延续。这些诗中交织着他对爱情的希望、失望以至绝望的复杂心情，欲言还止，似远又近，给人一种强烈的感染力。许多作品常常以《无题》为名：“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该诗写双方虽然超脱封建礼教达到了爱情的默契，但却不能朝夕相处。特别是在酒宴上两人心有灵犀的细节描写，淡淡的温馨中交织着作者彻骨的痛苦。“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该诗则写了他对爱情的执著，即使无由相见，也体现出深沉的关怀和强烈的期待。其中“春蚕”、“蜡炬”两句，已成为歌颂执著爱情的千古绝唱。
李商隐的七律继承了杜甫七律凝练谨严的特色，又融合了李贺等人的浓艳色彩和齐梁诗风的细腻成分，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艺术风格。他能恰当地借助历史典故，形成凄迷而又幽深的意境，来衬托那些欲说还休的情感体验，使唐诗在抒写个人情感上，发展到了更为纯熟的境界。这对晚唐温庭筠、韩偓，宋初西昆派诗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他诗歌中所具有的词的特质，有意无意地开启了五代词，并启发了婉约派词人的情感书写。
此外，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诗作更多表现个人的沦落不遇。他的爱情诗文采绚烂，也带有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体现了这一时期诗歌整体倾向。
与小李杜唯美追求不同的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现实主义诗人，他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晚唐尖锐的矛盾冲突，用通俗简约的艺术形式，为唐诗画上了一个苍凉的句号。
皮日休（约834—883），字逸少，后改字袭美，襄阳人。他出身贫寒，懿宗咸通八年（867），中进士最后一名，然后到苏州做军事判官。后担任过太常博士，负责朝廷礼仪方面的工作，又做过毗陵（江苏武进）的副使，最后参加了黄巢的起义军。黄巢称帝时，他做了翰林学士。他很可能死在黄巢兵败退出长安的混乱之中。
皮日休的诗歌创作，受白居易的影响很大。他在《正乐府十篇》的小序里，强调用乐府诗来反映民生疾苦，反对齐梁诗歌的唯美风尚。这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发展，与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他的《正乐府十篇》和《三羞诗》等都全面地反映了晚唐黑暗而悲惨的社会面貌，如《橡媪叹》描写“伛偻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老农妇不得不捡拾橡果作为冬粮，而自己种植的稻米虽然精细绵香，却不得不全部充作官粮。皮日休很多诗篇都直接关注农民的悲惨命运，揭露贪官的疯狂掠夺以及社会分配的极大不公。
聂夷中（837—？），字坦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出身贫寒，咸通十二年（871）中进士，却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依然为衣食奔走，仅做过华阴县尉。这种悲惨的生活遭遇，使他对农民疾苦和贵族豪奢有着深刻的理解，因而他的诗歌将对贵族的讽刺和对农民的同情结合起来，构成了诗歌的主题。例如《公子家》、《公子行》等讽刺贵族公子五谷不分和四体不勤，不知道稼穑艰难，而且他们还横行无道，不学无术却能领取高官厚禄。而在《伤田家》等诗歌中，诗人却充满了对农民的无限同情：“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该诗写农民们走投无路，只好以卖青苗作为缓解生活紧张的办法，特别是“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成为描写无奈生活的千古名句。聂夷中的诗现存三十七首，乐府诗却占了将近一半，说明他有意识地借用乐府形式来写实。
杜荀鹤（846—907），字彦之，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埭）人。曾经自称是“天地最穷人”，可知他出身贫寒，直到四十六岁才中进士，做了一段州官的侍从。唐朝灭亡以后，他依附朱温做了五天翰林学士，就病逝了。杜荀鹤早年很有政治抱负，曾在《秋宿山馆》中说“男儿出门志，不独为身谋，”他希望达能兼济天下。他继承了白居易的诗歌传统，主张诗歌应该反映民间疾苦，如《秋日山中》诗中所说的那样：“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因此，他的诗歌广泛地关注唐末的深重灾难。有的写官军乘乱屠杀百姓，搜刮财货，如七言绝句《再经胡城县》的“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有的写农民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如他的代表作《山中寡妇》：“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杜荀鹤诗歌以七言律诗最多，他不用典故，语言浅近通俗，平易委婉，读之如话家常，推动了律诗的通俗化。虽然他没有沿用乐府古题，但他的写实的创作精神、通俗的语言追求，却与白居易等人的写实讽喻精神是一致的。
三、北宋：另辟蹊径的发展方向
晚唐诗歌唯美和通俗的发展倾向在北宋初年得到延续。宋初所形成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就是沿着晚唐的文学发展道路前行的。
白体是指宋初效仿白居易诗歌风格所作的诗，代表作家有徐铉、李昉、王禹偁等。他们主要模仿白居易的闲适诗、“元和体”以及其浅易流畅的诗风，却忽视了白居易讽喻现实的精神。其多应酬唱和、流连光景之作，风格浅切闲雅，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徐铉作有《柳枝词》，近似民歌。王禹偁既有《感流亡》、《对雪》等讽喻现实的古调，也有《村行》、《杏花》等清新明净的抒情小诗。如他的《村行》：“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对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该诗写农村美丽安逸的深秋景色，表达了自己娱游山林的达观情怀，还流露出一丝惆怅思乡的情思。其景物描写明丽秀美，情调怡然自得，风格平易，语言朴实无华，深得白居易诗歌的意趣。
晚唐体是指宋初效法贾岛、姚合诗风所创作的诗歌，由于宋人常把二人看成是晚唐诗人，所以称之为“晚唐体”。其代表诗人是林逋、潘阆以及“九僧”。他们缺乏实际生活感受，作品内容相对狭窄，只能在意境幽深、语言精工上努力，来抒发清苦幽僻的情怀，因此境界偏于纤小，气象偏弱。这些诗人大致又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学贾岛、姚合的苦吟，如“九僧”，他们喜欢锤炼字句，常以精练的五律写幽情僻景；一类是潘阆、魏野、林逋等隐逸诗人，在苦吟中加入了闲淡意趣，追求清丽孤峭的野逸之感；还有一位身份特异的诗人是寇准，他官至宰相，诗境相对开阔一些，但也追求清寒。
林逋（967—1028）的《山园小梅》其一最能代表这派诗人的风格：“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林逋是西湖隐士，号称“梅妻鹤子”，卒谥和靖先生（图1-21）。这首诗风格清淡闲远，在对梅花神韵的细腻勾勒中，往往透出一股高洁超逸之气，意境清幽，韵味深长。
西昆体是宋初诗坛上声势最大的一派，以杨亿编辑的《西昆酬唱集》而得名，其代表作家是杨亿、刘筠、钱惟演。这一派诗人多是宋朝馆臣，其诗歌以咏物、咏史、拟古为主，而不甚关注社会现实。他们学习李商隐用典的精巧、辞采的藻丽、音节的谐婉，但缺少李商隐的深情。因而其风格华丽典雅，雕琢浮艳，反能风靡一时。他们唱和的诗作被编为《西昆酬唱集》，共收录了十七位诗人的唱和之作。其代表作品是刘筠的《汉武》：“汉武天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
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发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促成了宋诗的彻底摆脱模仿唐诗的创作格局，诗歌开始发生较大规模的转型，迅速成熟并繁荣起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诗人在吸收唐诗特别是中唐以来的韩孟诗派的创作经验中，致力于寻求诗歌的新变。他们努力矫正晚唐体、西昆体的弊端，不断扩充诗歌的题材，用古淡平易取代典丽华艳，把散文化和议论化等技法引入诗歌创作中，从而形成了宋诗创作的新局面。在北宋诗歌转型中，欧阳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梅尧臣、苏舜钦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随后王安石、苏轼登上诗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欧阳修等人的革新成果。王安石注重现实，精于议论，讲求法度，诗律精严；苏轼超迈豪纵，触处生春，开阖自如，格局旷大，使宋诗趋于成熟、完美。后来又经过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凝定，宋诗终于以重视筋骨思理的独特风格，区别于唐诗丰神情韵而卓然立于诗坛，形成了与唐音完全不同的宋调。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图1-22）。据沈雄《古今词话》所引《乐府纪闻》记载：他自认为“集古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公以一翁老于五物间，称六一居士”。他四岁丧父，跟着母亲郑氏学习，家里非常贫困，只能用芦苇在地上学写字。但他聪明过人，曾经在废纸篓中得到韩愈的遗稿，读后非常钦佩，就苦心揣摩，后来考中进士，在洛阳做过一段时间的推官。由于他性情刚直，站在范仲淹等革新派一边主张改革政治，所以屡遭贬谪，后来官至参知政事，但晚年反对王安石变法，政治上显得保守。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其诗歌影响很大。
他的诗歌内容一部分写民生疾苦，如《食糟民》、《边户》等，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但多数诗歌还是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如《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这是他被贬谪为夷陵县令后，写给朋友丁宝臣（字元珍）的一首酬答诗。诗作写了作者由早春荒寒冷落的情景而引起的感慨，既写了谪居山乡的抑郁寂寞，又写了对内心苦闷的自我安慰，流露出诗人不甘消沉的乐观旷达。特别是用黄橘与笋芽不惧雪压、雷鸣的顽强精神，象征诗人在逆境中的气节，寓意深刻。全诗情感起伏跌宕，由伤感、自警、思乡、自励四种情感交织在一起，章法森严，错落有致，显示出欧阳修构思的巧妙。
欧阳修的诗歌学李白的畅达却少其豪放之气，学韩愈的峭健又无其艰涩之态。他主要以平易晓畅、真率自然的风格来书写自己的闲情逸致，用细腻的体察和巧妙的构思形成了清新活泼的诗风。他又发展了韩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传统，把古文章法引入诗歌创作中，使其诗歌具有散文一样流动自如的语言。
北宋诗坛以“苏梅”合称的梅尧臣与苏舜钦，以其独特的诗歌成就，开创了宋诗的新格局。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曾任尚书都官员外郎（图1-23），存诗两千八百多首，收入《宛陵先生集》。他作诗推崇平淡古雅，多写日常生活中所体悟的哲理和思致，所以诗风思理缜密，给人一种内敛的平静之美；风格闲淡深切，带有沉著之气和隽永之美。特别是他追求意境的深警新奇与语言的古硬怪巧，开辟了以新颖工巧取胜的新途径，对江西诗派有一定影响。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与范仲淹等改革派关系紧密，晚年被削职为民。他的诗歌多是指责时弊、批评朝政之作，因而议论化、散文化倾向非常明显。由于诗人情感激越，言辞激切，锋芒毕露，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从而形成雄奇奔放、超迈横绝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