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重回理学发生的“现场”

陈寅恪尝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中国学术未来之发展亦有待于“宋代学术之复兴”。[1]重振宋代文化、复兴宋代学术，不能不考镜其源流，分析其嬗变。而在哲学与思想层面，“唐宋之变”无疑以“理学的发生”（the birth of Neo-Confucianism）为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作为滥觞于唐宋之际、初创于“北宋五子”、鼎盛于程朱学派、转折于陆王学派的广泛思潮，理学以高度思辨的哲学形态与融会儒、释、道三家的文化形态构成了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华文化生命的重要一期。[2]自宋至明数百年间，尽管批评与反对之声始终伴随着理学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理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时人提供了理解世界、安顿心灵与治理社会的重要思想支撑。即便是明清时期的反理学思潮，也很难完全摆脱理学的话语体系与观念体系。

20世纪以来，经过几波反传统浪潮，80年代后，学界对理学有了新的认识，理学作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学界逐渐对理学的思想观点、学术方法、历史影响、社会价值等形成一些新的基本共识。有学者甚至提出，“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首先也就指宋明理学的现代化”[3]，主张从理学中挖掘儒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现代化重建的思想资源。

然而，理学毕竟已历经近千年的发展演变，其核心概念、主要命题、重要观念早已在学理与现实层面发生较大变化。今时若要挖掘理学的价值——无论是理论价值还是实践价值——并加以“利用”，就必须返回理学本身。这种“返本”不仅包括回到朱熹、王阳明等理学“巅峰”——这些为全社会耳熟能详的“大人物”的确因思想的成熟与深刻而极具研究价值，还应包括返回理学“源头”，深入考察理学“发生”的内在逻辑与早期理学的思想特质。就前一方面而言，近些年出现的“朱子热”“阳明热”等热潮中已涌现大量研究成果；就后一方面而言，亦即就返回理学“源头”而言，相关研究尤其是从哲理上展开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亟须学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