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磊的博士学位论文要出版了，她让我写个序。对此，我自然是乐意的。这不仅是因为我见证了这部书稿写作的全过程，而且书稿涉及的俄苏文学学人研究也是我多年来关注的一个领域。

学人研究为什么值得关注？张磊在她的这部书稿中讲得很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俄苏文学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在学术研究中，学者是主体，研究对象是客体；但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下，学者的研究活动、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等都成为研究对象。俄苏文学学人研究是学术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史，包括翻译史、文学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都不可能不关注学者和翻译家的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撰写《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一书时，接触过不少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见到一个世纪以来众多翻译家和学者活跃的身影。正是因为这些学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了它对中国社会与几代中国民众精神成长的影响。当时就觉得应该对那些做出卓越贡献的学人有更多书写，但限于篇幅，这个话题未能在该书中充分展开。后来，凡有合适的机会，我就会在自己的研究中加入“学人研究”的内容。例如，我在2000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2005年主持的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2009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中，均不同程度地涉足了“学人研究”的领域。

张磊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时，2009年的重大项目正处在酝酿和起步的阶段，也许与这样的背景有关，张磊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方向定在了俄苏文学学人研究上。经过几年努力，张磊不仅在这个领域入了门，还逐步深入堂奥，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被收入我主编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一书，该书第七卷《俄苏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的第五章第八节“走向成熟的学科队伍”就是由张磊执笔的。因为该书涉及面较广，这一节在书中只占了不多的篇幅，好在如今张磊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了正式出版的机会，读者由此能见到论文的全貌。

张磊的这部书稿在俄苏文学学人研究领域是有所开拓的。这里的“开拓”并非指国内无此类研究。如张磊所说，俄苏文学学人研究“在俄苏文学研究产生之初就开始存在”，从早期的零星的介绍到如今已不罕见的纪念文章和纪念文集，“但是这些著作和文章，大多数是以纪念、介绍和综述为主，尚缺乏对俄苏文学学人的深入研究和整体观照”。应该说，纪念文章、纪念文集，以及各种访谈与口述史，对于学人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纪念文章写得很有深度，有的口述史保存了鲜活的资料，因此它们也是学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过，不管是口述笔录还是纪念介绍，这一切还只是整体性的和专题性的研究的基础，它们与构思全面、研讨深入的专题书稿是不一样的。前些日子，我参加了《郑克鲁文集》37卷的出版会议。我在会上呼吁要重视对杰出的学者和翻译家的研究。因为不仅仅在俄苏文学界，在法国文学界及外国文学更广的领域，同样也缺少学人研究的有分量的成果。与优秀学者所做出的贡献和学科发展的需要相比，有分量的专题学人研究偏少，而这种研究其实也是时不我待的。

在俄苏文学界能够成为学人研究对象的学者不少，但这些学者往往是学术和人格皆出类拔萃的学者，譬如张磊书稿中论及的戈宝权先生就是一个值得专题研究的学者。戈宝权先生一生不平凡，他的学术成就也非一般。先生是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的拓荒者，他注重史料发掘，严谨的考证和独具慧眼的研究使他的研究往往有独到的发现，先生的不少成果比起某些高头大论的著作更有价值。我只是在讲座或会议中见到过先生几次，对先生的“熟悉”主要是纸面上的，他的著作和译著我耳熟能详。记得1978年，先生以校友身份来华东师大做“俄国文学与中国”的学术报告时，我还是进校不久的学子。他的报告以丰富的史料和清晰的思路为人们展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魅力。也许正是先生的报告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我开始更多地关注起俄罗斯文学和中俄文学的交往，并逐步走上了学术探索的道路。张磊以戈宝权先生作为个案研究的第一个对象，我是很赞成的。除了戈老，多年前我还让一位研究生做过一篇关于草婴先生的翻译思想与翻译人生的学位论文，因为我觉得草婴先生也是一位值得专题研讨的学人。相比起戈老，我与草婴先生的交往就比较多了。因专业关系，草婴先生在世时我与他多有接触。最早的接触应该是1980年，那年先生在华东师大开设系列“翻译讲座”。此时先生给自己设定的译出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的宏大计划刚刚起步，但是他在翻译领域早已成绩斐然。他的翻译思想已经成熟，他的翻译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先生既讲翻译技巧，也谈翻译“要有益于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明天”。听他的讲座无疑是接受一次翻译艺术和人格魅力的洗礼。而我与先生的最后一次交往是2010年。那年秋天，我在学校主持纪念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九十高龄的草婴先生听闻此事执意前来参加。在夫人的陪同下，他坐轮椅来到会场，并作了长时间发言。先生谈到了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人格力量和人道主义思想，也谈到了他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体会。先生说得很动情，也很深刻，与会者都感受到了先生的人格魅力。那篇关于草婴先生的学位论文在文末也表达了这个意思：“透过历史的长廊，我们感受到一种时光的沉重，同时也看到了一种穿越时光的力量，那是一种从恬淡人生透悟出的人格力量，是一种宽广而深刻的生命视野。”戈老和草婴先生这样的学人，他们的人格力量、生命视野和不凡成就正是学人研究的魅力所在。

学人的个案如何选择，这也会成为一个问题。张磊的书稿选择了五位学者作为个案，戈宝权、高莽和吴元迈三位先生德高望重，列专章阐述，不会有异议。“德高望重”，这是一般学人个案研究选择的标准。但是，这部书稿有两个专章选择了周启超和刘文飞作为个案。将两位似乎尚够不上“德高望重”的中年学者列为学人研究的对象，这个设想在博士学位论文构思之初就比较大胆。有人当时就提出质疑，将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作为学人研究的对象是否合适？经过斟酌，张磊坚持了将这两位学者也作为个案的选择。在她看来，她的论文不是单纯探讨某个德高望重学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而是希望选择几个合适的“点”，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梳理学术发展的脉络。她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就是因为这个所“保持了较好的俄苏文学研究传统，老中青学者之间的传承体系比较明显”；选择这一群体中不同类型的五位学者也是因为“这五位学者分别侧重不同的研究方向，也体现了不同的研究个性”，而且通过对不同时代的学者的研究，可以“展示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的发展变化”。从这个角度理解，张磊的选择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只要研究的方向与当代学术有关联，就不能排斥对年富力强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学人的研究。启超和文飞都是我的朋友，我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他们是同龄人，各具个性，从年轻时开始就潜心学术，并在自己的领域里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他们是老一代俄苏文学学人的够格的学生和创造性的继承者。如今，他们都已经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现在一个是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的领军人才，一个是首都师范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主任，两人都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不久前，我在杭州参加了周启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现代斯拉夫文论经典汉译与大家名说研究”的开题会，后来又在北京参加了刘文飞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开题会。他们主持的这两个项目学术分量都很重。在目前俄苏文学的研究领域，两人在相关的领域都具有代表性。试想，如果学人研究将这样的学者排斥在外，又如何能够准确反映中国当代学术的面貌？所以，学人研究的个案选择也应该根据选题的方向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张磊那样的以点带面的研究是学人研究中不错的一种样式。当然，试图通过若干个案看中国的俄苏文学学人的基本面貌，这比一般的个案研究所涉及的面要广得多，如不选择合适的角度，就没有可操作性。因此，张磊的书稿将研究时段缩至“新时期”，时间上跨度不大，个案选择上仅局限于某个特定范围的少数学者，对象上相对集中，这样的构思是妥当的。从书稿本身看，张磊在个案的研讨上突出各位学者研究的特点，分析比较到位。关于高莽，书稿主要关注的是“视角独特的俄苏文学研究”、“绘画与文学研究的交相辉映”、“俄罗斯文化的传播者”这几个角度。关于吴元迈，书稿重点分析的是他在研究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苏联文学思潮、俄苏文艺学方法论等方面取得的出色成绩。关于周启超，书稿主要从白银时代文学研究、俄国经典作家研究、俄苏文论研究等方面展开。关于刘文飞，书稿涉及了他在布罗茨基研究、俄语诗歌研究、俄罗斯思想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贡献。上述角度的选择颇具匠心。值得一提的还有书稿在每章结语处的归纳。例如：“吴元迈在俄苏文学研究中积极运用综合研究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敢于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俄苏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吴元迈没有急于去操作一些时髦的学术术语，也没有陷入对西方文论的追随热潮中。他始终站在一个中国学者的研究立场上，将深刻的理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人文精神融入学术研究。他的真知灼见，以及研究中体现出的前瞻性特点，对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整个外国文学学科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周启超对俄苏文学和文论研究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对俄苏文论的研究视角敏锐，分析透彻，既有启发性的视点，又有研究方法方向的自觉，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刘文飞一方面将文学研究和文化思想研究结合起来，在文化史的大背景上审视俄国文学，即在文学的个案中发掘其思想史意义；另一方面将俄罗斯古典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并重，作家作品研究和理论研究并重。他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严谨、细致的研究方法对于我国俄苏文学研究者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些归纳强调了不同学者治学的特点，简洁且符合实际。

当然，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不仅要关注“点”，同时也要厘清“面”，这很有挑战性。要全面梳理和评析“新时期俄苏文学学人的基本面貌”，并要从面上探讨“新时期俄苏文学学人的研究方法”，这对于张磊来说也许比专章的个案研究更为不易，毕竟这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开阔的视野。重要学者、重要成果和重要方法不能遗漏，相关点评更要简洁到位。而且人多面广，时时变动，情况复杂。张磊为完成这两章确实花了不少力气，面目基本清楚了，但是否到位还需等待学界的批评。

学人研究中除张磊那样的以点带面的研究外还有多种样式。其中，就某个学者进行的个案研究在学人研究中是最典型的。我手头就有多本个案研究的优秀著作。例如，张冰教授的《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研究》。尽管这本书研究的是俄罗斯的学人，但是在方法论上是相通的。作者对李福清在中国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中国神话和市民文学等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做了透彻的分析，并将其置于跨文化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同时还探讨了李福清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治学精神。谈到“治学精神”，不由得想起多年前我在莫斯科时与李福清先生的交往。特别是那年冬天我与先生长谈后，陪先生一起前往俄国家图书馆的情景，尚在手术后康复期的先生依然如此勤奋，这种治学精神当时就令我十分感动。而“治学精神”往往是学人研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我这里还有一本友人赠送的书籍——《学者闻一多》，这也是一部学人研究的专著。该书不涉及闻一多的创作，而是专题探讨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古典文学研究）及其精神追求。这部著作同样出色。当然，除了个案研究外，对话漫谈也可以成为一种样式，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口述史，而是经过对话者精心构思、巧妙组合的研究著作。我这里有一本钱谷融先生送的书，这是殷国明教授与先生无数次对话的结晶，全书30多万字，分16个专题，相当全面和深入地反映了钱先生的独到见解、学术成就和人生追求。这样的学人研究也很有特色。

张磊已经完成的这部书稿有许多优点，但在资料和论述等方面尚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张磊在出书前征求过我的修改意见。修改和完善当然是好事，但对于这部书稿来说，完善并非易事，因为这几年来俄苏文学队伍情况变化较大，对某些内容进行增补或修改几近重写，而要提升全书的理论深度更得有充裕的时间。因此在修改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我建议她将这部书稿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基本保持博士学位论文原貌出版。

张磊入校读博时还很年轻，对学人研究也不熟悉。但她好学上进，不辞辛苦，搜集材料，走访专家，潜心架构，反复打磨，终于完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书稿。如今书稿即将面世，张磊也在走向成熟。祝愿她继续奋进，长足进步！

陈建华

2018年5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