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代茶床

五代与宋相衔，成为低型家具向高型家具转变的接近完成的过渡期。唐代概念笼统的床，在宋代逐渐完成了分化和定型：一部分成为名称与用途都大致明确的榻；而下为壸门座者，则增加高度，从它原有的功能之一中独立出来，演变为大型书案。此类书案以南宋绘画为多见，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宋人《梧阴清暇图》，又传刘松年《撵茶图》。

两宋一个重要的改变是垂足坐的通行，它并且进入一向保守的礼制系统。《宋史》卷一四四《仪卫二》“宫中导从之制”条，述太平兴国初年时的步辇制度，云“乘辇，则屈右足，垂左足而凭几，盖唐制也”。这当然不是唐制，宋摹阎立本《步辇图》可以为证。庄绰《鸡肋编》卷下：“古人坐席，故以伸足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为礼，盖相反矣。盖在唐朝，犹未若此。按旧史《敬羽传》：羽为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郑国公李遵，为宗子若冰告其脏私，诏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于小床。羽小瘦，遵丰硕，顷间，遵即倒。请垂足。羽曰：尚书下狱是囚，羽礼延坐，何得慢邪？遵绝倒者数四。则《唐书》尚有坐席之遗风。今僧徒犹为古耳。”“旧史”，即《旧唐书》，此见该书卷一八六《酷吏下》。“遵绝倒者数四”，原书下并云：“请问，羽徐应之，授纸笔，书脏数千贯”。敬羽是肃宗时颇见委任的酷吏，其创制的种种酷刑令人发指，惟李遵以勋旧而使羽不敢放肆，于是以礼待之而实为折磨，遵因不堪其“礼”而把脏数供出。庄绰拈出此则以明唐制，却更教人觑得这里的唐宋之别。

不过以士人对古典的依恋而不免把过渡期一再挽留，虽然终于缓慢走进高型家具为绝对主流的时代，但低型家具时代的若干遗风却始终没有完全从时尚中淡出。它成为一种程式化的叙事语言，或图像学中的一种符号，保存在诗词里，绘画里，不仅使作品不失高古之标格，且总在指引后人对古典的持守与传承。但即便如此，保守古意的坐榻凭几的艺术形象也不再有跪坐的姿势，这便是《鸡肋编》亦即宋人眼中“古人”与“今世”的界限。

茶床的使用在两宋依然很流行，式样也没有太多变化，但功能却日益明确，即专用于摆放茶酒食。张师正《倦游杂录》：“木馒头，京师亦有之，谓之无花果。状类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红，味颇甘酸，食之大发瘴，岭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为茶床高饤，故云：公筵多饤木馒头。”筵席“高饤”，看果之属，如《梦粱录》所记(12)，宋人画作中也常常绘出，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文会图》。又《钱氏私志》记钱光玉尚仁宗女庆寿公主事，云府第“画堂上有斗八藻井，五色彩画，花砖砌地，衮砧屏风，画白泽图，左设通珠（四库本作“硃”）五明金撮角倚子、茶床，排当即施，用银；右设黑光五明金银镀撮角倚子、茶床，排当即施，用银。子孙两向分昭穆坐。服用之物，酒食器外，如洗漱之类，贤穆者，金；光玉者，银，未尝错乱”(13)。贤穆，庆寿公主。排当，即宴会。曰“排当即施”，则平日不施可知。又《倦游杂录》“茶床谜”条：“陈恭公以待制知扬，性严重，少游宴，时陈少常亚罢官居乡里，一日上谒，公谓曰：‘近何著述？’亚曰：‘止作得一谜。’因谓之曰：‘四个脚子直上，四个脚子直下，经年度岁不曾下，若下，不是风起便雨下。’公思之良久，曰：‘殊不晓，请言其旨。’亚曰：‘两个茶床相合也。’‘方欲以此为对，然不晓风雨之说。’亚笑曰：‘乃待制厅上茶床也。苟或宴会，即悭值风，涩值雨也。’公为之启齿，复为之开樽。”陈恭公，陈执中也。由此可知茶床是临时陈设的酒食桌，平日则桌面相对叠在一起，放在不相干的处所即所谓“四个脚子直上，四个脚子直下”，而陈待制本来也是由此一下子想到谜底。但以茶床每为游宴亦即户外宴会而置，因有风之日摆不得，有雨之日摆不得，若待制难得的游宴之兴偏与难得之风雨相值，岂不是经年度岁“下”不得。惟陈恭公始终不悟这里幽默中的讽意，因此百思不得其解。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顷有老内侍为愚道，昭陵游幸后苑，每独置一茶床，列肴核以自酌。”昭陵，宋仁宗也。两事正好互相发明。

出游而以茶床相随，其情景也可以援画为证，如南宋无款《洛神赋图》（图8·1）、《春游晚归图》，又传刘松年《西园雅集图》（图8·2）。宋人笔下带着叙事意味的绘画常常写实成分为多，用来与史实对照便每有契合。《西园雅集图》绘北宋故事，即王诜庭园中的一次群贤聚会。两米馀的一幅长卷，其中从者荷物过溪桥的一段，绘抬“行具”者二，顶食盒者一，肩打扇挟棋盘者一；与桥上几人相呼应者，肩负茶床，正在桥头回首顾望。《洛神赋图》虽是古典题材，但舆服却并非尽从与故事相应的古制，而是多援“今典”，如随从中的行具，如照例与行具结为一组的茶床。至于《春游晚归图》，则可以说是笔绘当时，因更有细节刻画的微至。随行中，肩茶床者一(14)。荷交椅者一。又一人挑担荷行具，担之一肩，为燎炉或称镣子以及点茶用的长流汤瓶，另一肩为“游山器”(15)，或曰“春盛食罍”，又或曰“食匮”，——沈括《忘怀录》“行具二肩”条，于“食匮”中的诸般器具曾一一胪陈(16)。又肩茶床者身旁，一人手提编笼，编笼内厮锣一面系侧置，钵盂放在唾盂上边，贴着厮锣的底，于是有提携之便。画中的交椅且特别绘出靠背上端连着的荷叶托，此式乃见于宋人笔记，这里又正好见出茶床与椅子的组合。

与传世绘画呼应的一个实例，为四川彭山县（今眉山市彭山区）亭子坡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中发现的一组浮雕作品，即西墓室享堂东、西两壁分别安排的出行图和备宴图。西壁出行图以一乘暖轿为重心，两边仪仗煊赫，中有负交椅者一（见本书页276，图9）。东壁备宴图分作上下两部，上方浮雕长方形高桌一，上有坐在温碗里边的酒注，又与之配合的酒台子一对。桌子的前方放着专用作盛酒的长瓶，其中一个放在座子里。图的下方，一边为“行具二肩”，一肩燎炉，炉上有炭火，上置两个用作点茶的长流汤瓶；另一边为形制小巧的茶床，上置带托子的茶盏。茶床与酒桌相对设，二者的区别恰好见得分明（图9），而东、西两壁的内容又有着相互间的呼应。公著是左丞相忠肃公虞允文次子，以父荫补承事郎，历官至中奉大夫知渠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使，封仁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公著的妻子为丞相卫公留正之女(17)。那么享堂浮雕表现的正是仕宦人家的生活场景。

“椅的开始，最迟当在唐代，初用之时，似乎多在室外”(18)，宋代每见于士大夫生活中的椅子与茶床的组合，大约也是先施之于户外，且多用于游宴，而这正是都城市井饮食店铺铺设桌凳之风气的另一种赋予了风雅之韵的表现形式(19)。这一风尚最后影响到皇家制度。《宋史》卷一四四《仪卫二》，皇太妃出入仪卫，中有“诸司御燎子、茶床，快行亲从四人”，这是哲宗绍圣元年以枢密院建言而增设的诸般事项之一。那么它正好可以作为家具变化诸环节中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时间标尺。

作为接近完成的过渡期，宋代家具名称与功能的对应逐渐趋向细致和明确，且在一次一次的分化中使品种不断增加与完备。不过变化中一个保持不变的原则是室内陈设的自由与灵活，因此进入日常生活的高型家具，也多保持着可以方便移动的特性，如椅子和桌。对于士人来说，一桌一榻或一把交椅，便随处可以把起居安排得适意，可室中独处，也可提挈出行，或留连山水，或栖息池阁。可坐可卧，闻香，听雪(20)，抚着风的节奏，看花开花落。如朵云轩藏《高阁观荷图》（图1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风檐展卷图》（见本书页46，图19），故宫博物院藏《草堂客话图》（图11），等等。当然这是宋人用诗和画构筑起来的田园之思，其中自然很有理想的成分，但此中反映出来的生活真实，是椅子和桌终于结为固定组合，在长久的演变过程中完成了家具陈设的一种新格局(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