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的“床”

唐代是低型家具与高型家具并行，也是跪坐、盘腿坐与垂足坐并行的时代。不妨以陕西三原唐李寿墓为例。墓葬年代为贞观五年，即公元六三一年。墓中置石椁，象征墓主人生前的寝殿。石椁内壁满布线刻画，茵褥、隐囊、挟轼、筌蹄、胡床；食床、暖炉；棋局、双陆局(2)（图2·1、2），画中侍女捧持的诸般器具，表现了当日贵胄家居生活之一般，而家具的时代特征正由此见得鲜明，那么把它作为与后世便于比较的一个标识，也大致合宜。

这一时代的家具中，最为特殊的一类是所谓“床”，换句话说，即床的概念变得格外宽泛，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撑者，不论置物、坐人，或用来睡卧，似乎都可以名之曰床。

比如作为尊位的坐具。《资暇集》卷中“座前”条：“身卑致书于宗属近戚，必曰‘座前’，降几前之一等。案，座者，座于床也，言卑末之使不当授受，置其书于所座床之前，俟隙而发，不敢直进之意。”作者李匡文是唐末五代人。床作为尊位之坐具原可上溯到东汉及南北朝(3)。尊者“座于床”的情景，在唐代笔记小说中很常见。《太平广记》卷三〇一引《广异记·仇嘉福》：“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台村，应举入洛。出京，遇一少年”，少年欲与之同行，而引其入华岳庙，“嘉福不获已，随入庙门，便见翠幕云黯，陈设甚备。当前有床，贵人当案而坐，以竹倚床坐嘉福”。所谓“贵人”者，太乙神也。又《法苑珠林》卷六十四引《冥报拾遗录》：“唐范阳卢元礼，贞观末为泗州涟水县尉，曾因重病闷绝，经一日而苏，云有人引至府舍，见一官人过，无侍卫，元礼遂至此官人座上，据床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头，一手提脚，掷元礼于阶下”。是床在阶上也。两则均为初唐故事。又唐末皇甫氏《原化记》中的“车中女子”，曰一入京应举的书生被两少年强引至一处，“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与客据绳床坐定”，而后有女子乘钿车至，“遂揖客入，女乃升床，当局而坐”。此车中女子，原是一位很有侠气的贼首。几则故事中，除竹倚床和绳床是椅子之外，馀之言床者，均是作为尊位的坐具。以唐五代绘画为比照，这里的情景便很容易明白。如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三窟北壁的一幅，绘佛图澄为后赵皇帝石虎说法，佛图澄立于左，右设一床，床上设案，石虎的位置，正是“当案而坐”。壁画时代为初唐（图3）。五代卫贤所作《高士图》或者也可以引在这里，画中占据居室中心位置的是床，床两边设凳，床上一具栅足书案，案上放着展开来的书，书帙卷裹着的卷轴置于案足（图4）。所绘坐具与前举敦煌壁画正是大致相同的格局。而《高士图》本来有着刻意求古的成分。

又有一种床，该算一般的坐具。《文苑英华》卷五一〇录崔融《耽书穿床判》，前述事之始末曰：“孔安家贫耽书，一座数载不移，故穿床。邑宰以为惰农，遂蒙笞责。廉使谓高贤。”崔融自是廉使意见的赞成者，以为邑宰“徒有望于勤农，终致惭于励学”，此且不论，所谓“一座数载不移，故穿床”，是床乃坐具也。又《太平广记》卷三十九录《广异记》中的麻阳村人故事，曰辰州麻阳村人，有猪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后一日复出，人射中猪。猪走数里，入大门。门中见室宇壮丽，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随后。问人何得至此，人云：“猪食禾，因射中之，随逐而来。”老人云：“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与人酒饮。前行数十步，至大厅，见群仙，羽衣乌帻，或樗蒲，或弈棋，或饮酒。童子至饮所，传教云：“公令与此人一杯酒。”饮毕不饥。又至一所，有数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书，状如听讲云云。“牵牛蹊人之田”，是用着《左传》的典故，见《宣公十一年》。这里的“老人”原是河上公，“童子”乃王辅嗣，到了仙界聚在一处，《老子》的注释家于是成为河上公的侍者。唐人笔下的志怪故事多充满人间烟火气，故事中的这一场景也是从生活中来，这里仍不妨援图作注。莫高窟第一三八窟南壁时属晚唐的一幅，绘禅椅，绘衣桁，衣桁前面绘一张床，自是卧床，与它相对的两具小床，“床上各坐一人”，其情景与麻阳村人眼中所见似乎相差无几。此中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便是禅椅与坐具的床并行，然而坐姿无异（图5）。

平居宴饮时用为坐具的床，形制与卧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陈放的场合及附加的陈设不同而已，如故宫博物院藏《韩熙载夜宴图》，如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宋摹《北齐校书图》(4)。张鷟《游仙窟》中说到主人公与十娘、五嫂见面后相随上堂，堂设八尺象牙床和文柏榻子，三人会饮便周旋于此间。其后主人公与十娘偕往卧处，方有共眠之床，乃屏风、彩幔、香囊、枕席，一一布置。《韩熙载夜宴图》所绘与之仿佛，只是作成了连续的画面。但力求写实的画家并没有因此把细节忽略，他特别为卧床仔细画出帐幔及其床侧就寝用作挂衣的衣桁，而这也正是宴席坐具与寝处卧具的区别所在（图6）。

此外一种舁物之具也常称作床。唐人传奇《虬髯客传》曰虬髯客宴李靖、红拂于中堂，“家人自堂东舁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陈，尽去其帕，乃文薄钥匙耳”(5)。又唐张固《幽闲鼓吹》曰朱崖邀饮杨钦义于中堂，“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绝”，“起后皆以赠之”。又《太平广记》卷一一五录《广异记》中的李洽故事曰：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视帖，文字错乱，不可复识，谓吏曰：“帖书乃以狼藉。”吏曰：“此是阎罗王帖。”洽闻之悲泣，请吏暂还，与家人别。吏与偕行过市，见诸肆中馈馔，吏视之久，洽问：“君欲食乎？”曰：“然。”乃将钱一千，随其所欲即买，正得一床。与吏食毕，甚悦，谓洽曰：“今可速写《金光明经》，或当得免。”(6)这一类舁物之床，或者均为矮足之案。

矮足之案中又可以大略分出食床与茶床。朱庆馀《题任处士幽居》：“惜与幽人别，停舟对草堂。湖云侵卧位，杉露滴茶床。山月吟时在，池花觉后香。生涯无一物，谁与读书粮。”(7)“湖云侵卧位，杉露滴茶床”，其茶床式样大约即如辽宁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藏一幅的《萧翼赚兰亭图》所绘，为长方形的四足小矮案（图7），陆羽《茶经》中说到的“具列”，也是此物。

关于食床，见敦煌文书《辛未年正月六日沙州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曆》：“新六脚大床壹张，方食床壹张，新牙床壹，新踏床壹，故踏床壹，又故踏床壹，无当头，肆尺小踏床子壹，画油行像床子柒个，新方床子壹”（伯·三六三八）。这是把食床与他床并列而显出区别，可见各有形制与用途的不同。唐代食床目前可以判明形制的大约有两种，前举李寿墓线刻画所绘下为壸门座者是其一(8)。又日人寺岛良安编《和汉三才图会》，“食床”条为之绘出一个四足的小方桌，释之曰“饭台”，虽然时代后此很久，但依《曆》中的形容，且以茶床为参照，二者形制应相去不远。《曆》中的“辛未年”，乃公元九一一年。而此际食床似乎正有过渡为桌子的趋向。五代诗僧齐己《谢人寄南榴卓子》：“幸附全材长，良工斫器殊。千林文柏有，一尺锦榴无。品格宜仙果，精光称玉壶。怜君远相寄，多愧野蔬粗。”(9)锦榴，亦即诗题中的南榴，乃瘿子木(10)，以有天然纹理而为时人所喜。所谓“一尺锦榴无”，是瘿子木鲜有大材也。或云此为陈列祭品的高桌之属(11)，似非。诗中所咏均与祀事无关，“仙果”、“玉壶”，都是酒食的美称，后面的“野蔬”正作谦词与它对应，则南榴卓子自是作为日常用具的食床之类，不过以“卓子”之称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这里却也正可捕得观念转变的一点消息。

总之，席坐时代家具的完备与成熟在魏晋南北朝时被打破，唐代作为转型期，家具名称、功能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或曰不很确定，同样的名称之下，却未必有与之严格对应的器具，关于床的若干事例，正是反映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