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背景

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18世纪50年代之后，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对欧美国家的工业与技术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这些欧美国家开始了以动力机器、纺织机器与铁路运输为主要内容的技术革命，并在此之后进一步壮大了自身的工业与经济实力，而工业与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对劳动力、原材料以及资本的大量需求。正是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快速上升的阶段，自由竞争不仅成为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也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思想主张。从亚当·斯密到萨伊，古典经济学家均将自由放任市场与供给创造需求这种政府不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立论作为前提条件。

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在追求经济人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会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即在市场的引导下，经济人往往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商品生产者通过将自身的利益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不需要政府干预就可以实现经济平衡发展。萨伊提出供给可以创造需求，若非发生自然灾害或者政府政策变动，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经济应该脱离于政治而单独存在，这样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在自由放任与自由竞争的前提假设下，古典经济学对自然状态下的生产、成本与价格的形成进行了研究，但受制于研究本身的深度，研究方法较为简单，主要以归纳、推理与演绎为主。

进入19世纪末期，欧美等国家开始了以电力为核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在材料、交通运输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英、法、德、美4个国家的煤产量增加了5倍，世界钢产量提升了150倍，与此同时，汽车被发明出来，铁路网得到普及，蒸汽船取代了帆船。新技术的产生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同时还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资本与生产都出现了垄断现象，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日益加重，美国与德国的工业生产力逐渐超过英国与法国这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各国间原材料的采集与商品销售也日趋紧密，资本与市场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相较于之前封闭的国别经济，第二次技术革命使得开放型外贸经济的繁荣日益显现。然而，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与开放型的地区经济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内外积累的矛盾不断加深，并于1873年爆发了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由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现状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迅猛提升，而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危机的频发与深化，这也给以往经济学理论的立论与结论提出了现实挑战。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都已经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归纳、推理与演绎等逻辑分析法面对日益复杂的企业生产与个人消费行为无法得出准确、定量的分析结果，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的革新势在必行。

正是在此社会背景下，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期，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均出现了创新。马歇尔等将边际学派的思想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相结合，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进行分析研究，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对效益、消费倾向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工具，拓宽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后世也将边际分析方法的使用称为“边际革命”。由此，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以及边际效用理论为主要研究内容，以边际分析、数理模型为主要研究工具，采取静态分析与个量分析，在经过英国剑桥学派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综合后，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

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罗尔在其著作《经济思想史》中指出：“人们往往将上世纪70年代在经济分析工具方面的改变看作经济学中一场全面革命的标志。古典学派强调生产、成本与供给，而现代的经济学者则更关心消费、需求与效用。边际效用概念的提出实现了这一重点的转移”，而琼·罗宾逊夫人则更进一步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将注意力转移到交换之上，以效用作为商品价值理论的基础，将各个经济主体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源。由此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根植于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不断提高与经济危机不断显露的社会现实，在继承传统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思想的基础上，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使用边际分析、数理分析等方法，对家庭、企业与消费者的效用、收益与成本进行衡量，成为统治西方经济学长达40年的正统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