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四卷家庭录像带还没被我扔掉，它们被放在衣橱最高层、最里面的角落。我已经没法看这些录像了，谁还会有录像机呢？但它们还是作为童年遗迹被保存了下来，如今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我确实一直背负着过去，但只有些许片段会随心情起伏而闪现：抬起的手，咬到的舌头，惊恐的一刻。确诊后，我便想要挖出更多细节，于是借来一台录像机，煞费周章地解开电线打成的结，拿出一盘录像带开始播放。
那段录像的开场是圣诞节。我看到一个穿丝绒裙的四岁小女孩，她纤细的脖子几乎要被巨大的白色蕾丝领子吞噬了，刘海又直又厚，梳着麻花辫，那是我。但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的鼻子看起来比我的更宽，脸也更圆一些，最难以置信的是，她看起来很开心。不过，我还记得她打开的那些玩具。哦，我曾经非常喜欢那把蓝色的放大镜，那本叫《神奇校车》的书，那个贝壳形状、绿松色的波莉口袋玩具。我后来怎么处理它们的？它们都到哪儿去了？
录像带是跳着录的。此刻，那个小女孩正跪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身边的口袋里装满了各种蔬菜的拼贴画。那是幼儿园的一项作业——介绍食物金字塔。令人讶异的是，当时我说话居然带着英国口音。“橙子含有维生素C。”那个小女孩微笑着宣称，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现在的我连酒窝也没了。
复活节来临，她在寻找塑料彩蛋，绕着躺椅爬来爬去，把找到的彩蛋装进小篮子里。我儿时的那个家如今看来相当陌生而冷清，墙上空无一物，起居室里的家具小得令人发窘。掐指算来，当时我们刚搬来美国不到两年，还没在房间里放满彩绘屏风、乡村杂物店买来的小玩意、装裱起来的蜡染印花布和立式钢琴。家里只有我们从马来西亚运来的藤制家具，躺椅上的印花靠垫薄得藏不住彩蛋。
最后一幕，镜头对准了我母亲和那个小女孩。她俩在前庭的草坪上，粉色和黄色的玫瑰盛开一片。母亲穿着宽松的衬衫和牛仔裤，光着脚，看起来镇定自若且自信满满，正在吹泡泡。小女孩在草地上追着泡泡跑，气喘吁吁地笑着。最终，她大声喊道：“我要试试，我要试试。”而母亲却故意不予理会。
成年的我已经按捺不住要批评甚至憎恨录像中的母亲了——她不让我试，觉得我不会吹。但过了一会，她还是把泡泡棒放到了我嘴边。我吹得太猛，皂液四溅。她蘸了点皂液，充满爱心地引导我尝试，直到我会吹为止。一个泡泡飘上了天。那一幕似乎既让人难以接受，又令人无限渴望。等等，这个女人是谁？这无忧无虑的生活是怎么回事？我的童年不是这样的，这绝不是故事的全部。我还想看下去，可录像带放完了，就这么多，只剩下模糊的静止画面。
我们来美国不是为了逃避，而是奔前程。
来到加州定居时，我才两岁半。父亲在高科技行业就职，公司为他支付了硅谷一套房子的首付，作为搬迁调职的部分补偿。对于父亲而言，那是一笔回报。
父亲生于马来西亚的锡矿小镇怡保，从小就聪明绝顶。他家里穷，即使有那么点小钱，也被祖父赌光了。父亲不随祖父，他既聪明又勇毅，把数学和英语课本上的题目都做完后，又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书上的习题都做完了。他也不是书呆子，会和其他皮肤棕黑的男孩一起在橄榄球场上滚打。他广受欢迎，才华横溢，前途无量。
他写信给美国大学询问奖学金事宜，得到的答复是不必浪费时间，学校不设外国本科生奖学金。后来，父亲在SAT考试中拿到了满分，这个成绩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他从此脱离贫困，离开了马来西亚。他的姐姐嫁了个有钱人，借钱让他申请美国大学。他收获了一大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父亲习惯了热带天气，被常青藤学校的宣传册吓坏了——上面都是外墙结着霜的校舍，或秋日红叶前裹着大衣和围巾的学生。相比之下，一所加州著名学府的介绍册与众不同，上面的学生穿着背心和短裤，在绿草坪上玩飞盘。于是他选了那所学校。
“你或许是个东海岸女孩，但只要飞盘玩得溜，就能算是不折不扣的加州女孩。”他以前总这么说。
父亲毕业后，因公出差走遍了世界，好几年后才回到马来西亚定居。他在银行里偶遇了当出纳员的母亲，她漂亮迷人。那时父亲已二十六岁，是个十足的大龄青年，祖母不停唠叨让他赶快结婚。他们谈恋爱两个月后便结了婚，并很快怀上了我。父亲知道马来西亚的教育水平不高，工作前景也暗淡。如果我想追随他奋进的步伐，就要出国。那何不说走就走呢？
于是，我们搬到了一个位于圣何塞的优良学区，住进了一幢有阳台和泳池的漂亮房子。不过，为了让我上最好的学校，父母向学校谎报了住址。父亲买了一辆福特客货两用汽车，母亲买了Talbots的毛衣套装，这个女装品牌在美国特别受欢迎。父母用的是马来西亚家中的旧家具，却给我买了一张新的美式锻铁双人床。这床很适合斯蒂芬妮，他们就是看中了这个名字的意思——戴皇冠的那位（在英语中，Stephanie作为女性的名字，意思是“皇冠”）。
每周六，父母都会充分利用我们那个城郊小区的资源，带我去创新科技博物馆、儿童探索博物馆和快乐山谷公园。母亲花很多时间询问其他在家长教师协会服务的妈妈们，搜寻当地最有教育意义的活动。闲来她还会在我家后院办烧烤聚会，邀请当地的马来西亚家庭来做客。母亲会做蜂蜜烤鸡，总会留些鸡腿给我。
周六很欢乐，周日则是苦行日。每周日，全家都要去教堂，父亲会戴上领带，母亲和我则会穿上有巨大球形垫肩的同款花裙，在一群白人中高唱《向主欢呼》。之后我们会到中越快餐厅“新东记”用餐，我总是点一号餐杂锦汤河粉。吃完饭到家后，母亲会让我坐下来，把一本黄色的笔记本递给我，笔记本的封面上有我的字迹——日志（杂记）。有一次，她写下了这样的提示语：“请描述圣塔克鲁兹海滩木板道一游。你做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可以按照从早到晚的顺序，尽量表述得生动有趣。把字写整齐！”
虽然只写一页，我却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六岁的我无法集中精神，时而玩玩珠子编成的餐垫，时而戳戳墙上秘鲁麻布上用毛毡做的羊驼和番茄，还在笔记本旁边一页上画了幅复杂的漫画。不过，我最终还是把心思收了回来，用心领会母亲的提示语。
“嘿，伙伴们！”我写道。这有些新意，因为平时我总以“亲爱的……”开头，但那天我似乎更健谈。
“周六，我去了圣塔克鲁兹海滩木板道。首先，我们得排队买票。首先，我们玩了山洞火车这个项目，并不吓人。我们的火车驶过一架时空机器，能看到山洞人跳舞、钓鱼、洗衣服、跟熊搏斗。接着，我坐了摩天轮。它有点高，所以得由妈妈陪我上去。”
哦，对了，我最好写出兴奋感。妈妈费了那么大劲带我去玩，我应该表现出对这次出行的享受。
“接着，我玩了两只青蛙的游戏，打死一只青蛙，拿到了奖品！接着，我去玩蹦床。我在上头翻了个跟斗！那儿的阿姨说我做很好。我玩得很开心！”
结尾处，我觉得应该与俏皮的开头有所呼应，便写道：“嘿！你发现了吗？今天这篇开头有点不一样。我写着玩的。爱你的斯蒂芬妮。”
我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看着不错，便拿给母亲看。她坐在椅子上，把笔记本摊在面前，手拿红笔。我规规矩矩地站在规定位置——母亲的左侧——双手交叉在前，全神贯注地看着。她大手笔地批改着，用红笔画了许多叉、圈和删除线。每处批改都击中我的心，让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天哪，我怎么这么蠢！天哪！
看到文章结尾，母亲叹了口气，在页末写下了评语：“只能用一次‘首先’。你用了太多‘接着’。‘接着，我坐了摩天轮’‘接着，我玩了两只青蛙的游戏’，换成别的字眼。另外，是我‘做得好’，不是‘做很好’！”
紧接着，她在那篇日志上方写下一个大大的“C”，并转过身来看着我：“前两次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不要用那么多‘接着’，要写得更生动有趣。你没听明白吗？还有，结尾怎么回事？什么叫‘写着玩的’？我看不懂。”
“对不起。”我说。然而她已经去开抽屉了，我只好伸出手。她拿着塑料尺，举过头，抽向我摊开的手掌心，“啪”的一声。我忍住没哭，因为一旦哭，她就会骂我没用并接着打。她合上笔记本说：“明天你重写一篇。”
写日志是为了帮我提高写作技巧，也是为了珍藏精心摘选的童年回忆。她希望我长大成人后会满心欢喜地翻阅这本笔记本，并浮想联翩。如今，当我读着这些日志，却觉得她的希望落空了。我完全不记得圣塔克鲁兹之行，不记得看过舞狮表演，不记得去过门多西诺海滩，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那把抽在掌心上的透明塑料尺。
有一次旅行的主题是“成长”。去了才知道，“成长”指的是青春期。我们这班女童子军从未尝试过和各自母亲一起去木屋露营。我们才十一岁，正值特殊时期，经历着许多改变和各种第一次。
整班人马在周六下午驱车驶向木屋，吃过晚饭后便一直玩游戏。我们凑在一起玩猜猜画画，笑话妈妈们画得真难看。之后，女孩们去客厅的另一边玩纸牌，妈妈们依然坐在躺椅上，谈论她们的话题。母亲看起来比其他妈妈都要漂亮。她们大都以宽松的衣服掩饰臃肿的身材，几个不太会讲英语的亚洲妈妈还羞怯地弓起背，躲避他人的视线。母亲却挺直了身板坐在那里，艳压群芳，即便只是穿着高腰牛仔裤和T恤，也容光焕发。她每天早上打几个小时的网球，肩膀和手臂肌肉相当紧实，那完美、蓬松的烫发像是顶在头上的光环。她的声音有些奇怪，尖声尖气且带着浓重的马来西亚和英国腔，我在木屋另一头都能听到。但似乎没人在意这一点，因为她每次说着说着就笑了。男人们觉得她落落大方、楚楚动人，女人们则觉得她慷慨热心且有魅力，会照顾新来的移民，带他们试韩式烤牛排和玛格丽特鸡尾酒，并参加感恩节晚宴（不过，除了火鸡之外，她还会再买一只北京烤鸭，因为火鸡肉干巴巴的，只吃那个实在有些遗憾）。
与此同时，女孩们在谈论“超级男孩”。我说：“我更喜欢‘后街男孩’。”一个女孩轻蔑地哼了一声道：“只有幼稚鬼才喜欢‘后街男孩’。”其他女孩都点点头，弃我而去。我决定提早把队里的一个朋友拉到双层床铺边，好在那里偷偷讨论书呆子气的话题。刚要起身，我回头看见母亲和别人交换电话号码，并互相承诺着什么，其他妈妈都抢着在她那张纸上留下名字。
第二天的日程排满了有关青春期的活动。队长们带了卫生棉，绘声绘色地讲解应对经期的方法。随后是信任背摔和轮流分享青春期感受，还有别的一些活动，但这一切太令人难堪了，我根本无法全情投入。有一件尴尬的事情特别令人难忘：队长们拿出成卷的纸，让我们铺在地上，然后躺在上面，妈妈们用马克笔勾勒出我们身体的轮廓。母女要共同画出女孩们即将经历的身体变化，前胸会长出乳房，腋下和阴部会长出毛发。我想故作滑稽，在腋下画出绿色曲线示意腋臭，在脖子上画下贝壳项圈，但再多调侃也无法改变这个活动令人作呕的本质。我即将长出来的乳房上没有乳头，因为我俩都下不了手，结果我的前胸上只有两个硕大的、散发着葡萄香味的紫色字母U。
我一直等着母亲讥笑这种白人的闹剧。但她自始至终都笑着配合，还取笑我，仿佛她就是她们之中的一员。
后来，我们手拉手站成一圈。我们这一队的队长拿出吉他，大家一起摇摆着哼唱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的歌曲《日出，日落》。歌词很怀旧，大意是说，昨天还是个姑娘的女儿如何出落成女人。
就在我们唱歌的时候，所有妈妈都开始泪眼迷离，抚摸起女儿的头发，轻吻她们的头，女孩们也投入妈妈的怀抱。母亲并没抚摸我，而是独自站着大声哭泣。她总是偷偷在家里哭，哭得稀里哗啦，半弯着腰抽泣，但在公众场合她从未如此失态，我很震惊。
如果我的成长带给她这么多痛苦，我宁可不长大。那一幕影响了我未来好几年的行为。初次月经来潮时，我并没有告诉她，而是在内裤里塞满卫生纸，把沾了血渍的衣裤藏在阁楼里。我绑紧前胸，穿上宽松T恤，弓起背，试图隐藏逐渐发育的乳房，即使当她的手扇在我肩胛骨之间，咆哮着说我看起来像是钟楼怪人时也不敢挺起胸。为了让她开心，觉得我永远都是她的女儿，我什么都愿意做，其他都不重要。
唱完那首歌后，我们拥抱各自的妈妈。妈妈们擦拭着眼泪，也紧紧拥抱我们。之后，我们回到各自的双层床铺，拿好行李袋，准备回家。母亲哭泣的脸依然通红，但我希望活动不是让她为我感到忧伤，而是能拉近我和她之间的距离。
不幸的是，回程一路很安静。我烦躁不安，不停地撕着嘴唇上皴裂的皮肤。等回到家，把行李袋从车子上取下来时，她终于爆发了。
“今天吃早餐的时候，你纠正林赛拿刀的姿势，还记得吗？你叫她换个方法切火腿，还当着她妈的面！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她火冒三丈，“轮不到你去教别人，就像个蠢蛋似的！”
我不知所措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就是看她拿刀的手势错了，切不了，还以为能帮上忙呢。”
“帮忙？哈！”她吼起来，“你能帮的忙真多。这次出去，你丢尽了我的脸，真受不了。知道猜猜画画的时候你有多好胜吗？其他人猜不出你画什么的时候，你着急得跟小小孩一样。大家都看不惯你，盯着你。我实在看不下去，真想直接死了算了。我想说‘这不是我女儿’！”
听到这里，我感觉自己像睡在上铺时突然坐起来，头重重地撞到天花板。开玩笑的吧，现在说这话？就在母女联谊之行后？“对不起，”我说，“我没意识到。”
“你当然没意识到，因为你根本不动脑子，不是吗？我不断告诉你，‘动动脑筋’，但你总是想都不想就去做。难怪学校里的孩子都讨厌你。”
“猜猜画画的事，对不起了。至于那把刀，我当时只是说……我说‘这样试试看’，没看出她妈妈不开心，她看起来并没有生气。但是……”
“哦。”母亲的双唇抿成一条线，横眉怒目起来，“你懂的比我多，是吧？你现在会顶嘴了？”
“不不不，我是想跟你道歉！真的！非常抱歉，我觉得……或许那个周末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
“你老给我丢脸，一切又怎么会好起来呢？”
我确信没有其他女童子军队员会遭遇这样的谩骂。我回想起唱那首歌时女孩们依偎在母亲怀中，期待母亲的拥抱和安全感那一幕。不过母亲是对的，其他孩子都不喜欢我。她们说我太古怪、太较真。或许在猜猜画画的时候我是有点太好胜了？她们真的一直在盯着我吗？我怎么没注意到？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做错了？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吗？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
“不许哭，”母亲喊道，“你哭起来难看极了，长得就像你爸，鼻子又大又扁。我说了，不许哭！”她又扇了我一巴掌。我双手遮住脸。她用力扯开我的手，接连扇了好几巴掌，接着坐下来抽泣：“你毁了我的人生。真后悔生了你，成天就知道给我出丑，做什么都让我丢脸。”
“对不起，妈妈。对不起。”我说。
我猜想母亲壮志未酬。她持家有方，但颇不情愿。她不喜欢做饭，宁可把下午的时间腾出来，到学区做志愿者，当一名兼职会计，敲打计算机或者填写表格。有时她会问父亲，自己能不能去银行上班。父亲总是不屑一顾地说：“你连高中都没毕业！谁会聘用你？”
那只是我的假设，是我把那些有关家庭主妇百无聊赖的电影片段投射到我父母婚姻状况上而形成的一套理论。我小时候就知道母亲郁郁寡欢的原因：她说得很明白，痛苦的来源就是我。
我的童年珍藏就是被打的回忆。母亲总是打我，我跟她讲话时不好好看着她就会挨打，愤怒地盯着她也会挨打，我“像三轮车车夫那样”跷脚坐，或是讲美式口语，都会挨打。有一次，就因为我撕掉了邮箱里一份杂志的塑料外包装，她用网球拍打了我足足半小时。她有时比较客气，用的是手、筷子或玩具，有时就用塑料尺或竹藤往死里打，一直抽到尺或藤条断了，再归咎于我。“都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因为你就是这么蠢！”她吼道。随后，她会双眼望着天花板大喊：“老天，我做了什么？你要给我这么一个不知感恩又没用的孩子？她毁了我的人生！把她带回去，我不想再看见她那张丑恶的脸。”
每年都会有那么几次，母亲对我厌烦透顶，决计让老天把我带走，永不归来。她在楼梯口抓住我的辫子，使劲把我往楼梯下甩。她对着我的手腕举起切肉刀，或是往后拽我的头，把刀刃往我的脖子上推，冰冷的刀刃就顶在我柔软的肌肤上。我发了疯地道歉，但她还是会说我不是真心实意，让我闭嘴，否则就要切开我的颈静脉。我不敢出声，她说我毫无悔过之心。我道起歉来，她说道歉毫无价值，并且眼泪让我看起来奇丑无比，她确信我只有死路一条。我只得闭嘴，直到她尖叫着再次让我说话。我们就坐在那里，一连几个小时都走不出那毫无意义的恶性循环。
母亲的声音原本并不是那么尖声尖气的，是因为总对我嘶吼才变成那样。医生说她的声带已经撕裂，一不小心可能会彻底失声，但她并未就此打住。
别人经常问我，在这种虐待的环境下成长是什么滋味。问我的人有治疗师、陌生人、男友，还有编辑。他们会在页边的空白处这样写：你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但当时又作何感受呢？
这个问题总让我感到荒唐。我怎么知道自己当时作何感受？那么多年过去了，那时候我还小。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当时大概感觉糟糕透顶了吧。
我或许恨母亲难以取悦，但确实很爱她，应该还感到愧疚和恐惧。我记得自己挨打的时候会充满怨恨地哭泣，倒不是因为疼痛——我已经对痛习以为常——而是因为她说的话直戳我心。我紧咬嘴唇，用指甲抠手掌心，却依然没能在她骂我“蠢”“丑”“没人要”的时候忍住泪水。我的抽泣令她愈加憎恶并继续打我。
不过，恶打恶骂结束后，事情就好办了。我止住泪水向窗外凝视，或继续读《保姆俱乐部》故事书，将一切抛之脑后。有一次，在惨遭毒打后，我有点回不过神，急促地打嗝，无法放慢节奏正常呼吸。事后看来，那或许是惊恐发作，但在当时我却带着困惑审视自己。这太奇怪了，我这是怎么了？太滑稽了！
然而，我应该如何处理那些感受呢？全都记录在案？整天无所事事地想着？跟母亲哭诉，以期得到同情？拜托，我的感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如果我产生了柔弱、伤感的情绪，对母亲频繁威胁要杀我这件事多加思索的话，我还能每天爬起来吃早饭吗？还能在晚上坐到沙发上搂着她让她取暖吗？显然不能。
如果我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又怎么体会她的感受呢？她的感受更重要，涉及的风险更大。
母亲在床头柜上放了一只大绿瓶，里面装着埃克塞德林止痛片。那既能用来治偏头痛，又是她的紧急“逃生路线”。
在经历最糟糕的惊恐发作，或对我进行最毒辣的抽打后，她会蜷成一团，坐在地上来回摇晃。一阵沉寂后，她会自言自语地说应该把整瓶药吞下去，一了百了，因为她的人生已经被我给毁了。“求你了，妈妈，别这么做。”我乞求着，并试着说一些让她继续活下去的理由，比如我们感激她和她做出的牺牲，世界需要她这样一个好人。有时这能奏效，有时她充耳不闻，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她告诉我，如果我拨打急救电话，并且最后她被救活的话，她就割开我的喉咙。我只好坐在门外，耳朵贴在门上，拼命听她的呼吸声，试着判断何时要用我的命换她的。
我开始在母亲小睡时密切注视她，蹑手蹑脚地来到她的房间，站在床头密切观察，确保她的眼珠还在转，呼吸还正常。
有一次，母亲真的吞下了整瓶药，但我不知为何没看出可疑迹象。我不记得她具体何时下的手，因为过往的小插曲太多了。或许是她一连消失数日的那一次，当时父亲说她去假日酒店度假了，但母亲的朋友后来告诉我，她其实是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一晚。吞下整瓶药的那晚，母亲可能真的想轻生。她用一箱喜力啤酒送服了药片，然后一连睡了十八个小时。第二天，父亲和我站在她床边。“她睡一觉就好了，这叫宿醉。去看个电视或者干点什么吧。”父亲最后这么说着便走开了。我一直看着母亲，良久才踮着脚尖走出了房间。
然而此事留下了永久的病症——大量服用埃克塞德林导致母亲患上了胃溃疡，一直治不好。之后，她每次胃痛都会说是我的错。
母亲将自杀行为归咎于我，我对此作何感受？我说不出来。那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极其复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每晚上床睡觉前，我都会跪下来，像念咒语一样用同样的话反复祈祷：“拜托了，老天爷，别让我成为这么坏的女孩。拜托让我能让爸爸妈妈满意，把我变成一个好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