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我的家人
乔伊、凯西、达斯汀和玛格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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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知道自己的诊断结果吗？”
我眨了眨眼，愣愣地看着心理治疗师，她也看着我。她的办公室让人感到宁静，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来，窗外传来清晰可闻的鸟鸣声，屋里有一座小喷泉，正中央放着一颗硕大的大理石球，正吐着泡沫，想来它能帮病人放松。墙上挂着装裱的散文诗《心之所需》：“你是世界的孩子，从不比树木或者繁星卑微，你有资格存在于世间。”
然而我并不在那里。心理治疗师温暖的诊所位于旧金山，而我身在纽约，正坐在昏暗冰冷的办公室里，通过电脑上的小窗口跟她对话。我之所以知道她的办公室里挂着那首诗，是因为她当我的心理治疗师已有八年了。可她居然到现在才打算告诉我诊断结果，这着实令人吃惊。
姑且叫她萨曼莎吧。我第一次跟她见面时才二十二岁，当时我住在旧金山，需要解决一个非常典型的“旧金山式问题”——男友是个建筑师型人格（INTJ）的科技男。我有幸找到了萨曼莎。她很聪明，说话一针见血，也很有爱心。我每次分手后，她都会挤出时间为我临时安排一次咨询，还在我第一次独自出国旅行前，买了本真皮封面的旅行笔记本送给我。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超越了恋爱话题，开始涉及我一爆发就历时好几个月的抑郁，以及我对友谊、工作和家庭没完没了的焦虑。我太喜欢她了，以至于在我二十六岁搬到纽约后，还在线继续与她约谈。
今天的咨询从我抱怨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开始。萨曼莎先是让我进行积极联想，想象自己强大有力，身处一个充满光明的安全地带。我半信半疑地试了试，总觉得这很老套，没什么用。后来，她让我别对自己那么苛刻——她在每周一次的咨询中总这么说。“我相信你肯定比你所说的更善于控制自我，”她毫不理会我的白眼，“我不止一次目睹过你战胜了类似的抑郁状态，所以这次你也一定可以走出来。”
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厌倦了“走出来”，不想再走出来了。我需要一台升降架或自动扶梯，或者什么药物，让我轻轻松松就置身彩云之上，让我瞬间情绪稳定。我需要被治愈的感觉。
我十二岁时就得了焦虑症和抑郁症，那种痛苦像一头尖牙利齿的野兽折磨着我。多年来，我不断与之搏斗，每每以为彻底胜利了，它却总能复活，还掐住我的脖子发起进攻。不过近年来我不断对自己说，其实这种搏斗也没什么稀奇。你看，二十多岁的“千禧一代”不都很焦虑吗？抑郁不就是人类精神现状的缩影吗？纽约简直就是神经病人的大本营，在这里谁能不焦虑呢？
不过三十岁后，一切就变了。身边那些喜怒无常的朋友接连三十而立，都说自己不再精力旺盛，也不再介意他人的看法，只想潜心过日子。他们穿起了米色亚麻裤子，有了孩子。我也一直期待拥有那份成熟而高雅的冷静，但是没有。恰恰相反，我越来越心事重重。我关心超市购物篮是否摆放整齐，担心海洋塑料污染的情况，努力聆听别人的故事。我总是担心这、担心那，结果把生活弄得一团糟。
我恨这样的自己。
有位朋友说得对：我已筋疲力尽。三十年来，我有一半时光都在抑郁中度过。
搭地铁上班的路上，我呆呆看着那些可能跟我一样也有些神经过敏的人——他们正冷静地盯着手机——并想：或许我跟他们不同？我有什么问题？大问题？过去一周里，我一直在网上搜寻与我症状相符的精神疾病信息。
现在，本次咨询已接近尾声，所有鼓励和肯定的言辞都用完了。我鼓起勇气问萨曼莎：“你说，我得的是躁郁症吗？”
萨曼莎居然笑了。“你得的不是躁郁症，这一点我能肯定。”她说。也就是在这时，她问：“你想知道自己的诊断结果吗？”
我不会大喊“这位女士，真见了鬼了，您给我提供了十年的心理治疗服务，我当然想知道那该死的诊断结果”，因为萨曼莎教过我如何恰当地沟通。谢了，萨曼莎。
于是我平静地说：“是的，当然了。”
她似乎咬了咬牙，然后盯着我说：“你从童年起就患有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其迹象就是持续的抑郁和焦虑。有类似背景的人，逃不过这病。”
“哦，创伤后应激障碍。”我的童年很凄惨，所以我猜到了几分。
“不是一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两者的区别在于，一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往往与某一次心理创伤有关，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则多次重复遭受虐待，创伤持续时间久，甚至历时数年。童年受虐是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常见诱因。”她说，接着瞟了一眼电脑屏幕的右上角，“哦，时间到了！下周见。”
我一挂掉网络电话就打开了谷歌，因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说法我闻所未闻。令人惊讶的是，谷歌上的搜索结果并不多。我先浏览了维基百科，又跳到政府为退役军人专设的一个网页，上头详细介绍了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网页上的症状清单很长，与其说是医学文件，倒不如说是我的人生写照：难以控制情绪，喜欢过度诉说，容易错信他人，忧郁茫然，自我厌恶，难以维持与他人的关系，与利用自己的人保持着不健康的人际关系，有过激倾向但无法容忍别人的过激行为。真准，这就是我。
我越往下读，就越觉得自己人格的方方面面被概括成了一条条诊断结论，指向严重的残缺。真不知道我的病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已彻底吞噬了我整个人。我想要的、热爱的和惧怕的东西，我与人交谈和聆听他人的方式，我对事物的理解，我的痘痘、饮食习惯，甚至每次喝多少威士忌……这一切都受到了影响。悲剧就在我的血液里奔涌，影响大脑做出的所有决定。
正是这种彻底，令我悲不自胜。几年来，我努力寻找新的生活方式，想跟从小到大的自己活得不一样。但突然之间，我遭遇过的所有冲突、损失、失败，包括生活中的小毛小病，都可以追溯到同一根源：我自己。我根本就不正常。我是自己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我是精神疾病的典型案例。
好吧，这就解释了所有问题：为什么我难以集中精力工作；为什么很多人弃我而去；为什么我错以为可以踏进高级机构，与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起工作并获得成功……互联网刻画出来的这个患有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已经报废了。
我对着办公室那堵橙色的墙，开始觉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属于这里，也无处可去。我在办公桌前又待了几个小时，迫切想要证明自己可以完成一整天的工作，却根本看不清电脑屏幕。同事们在门外放声大笑，豺狼一般。我拿起外套，冲出办公楼，走进冷风中。可即使在外头，我也逃不过。每走一步，都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坏掉了，坏掉了，坏掉了！
十年来，我自以为可以跑赢过去。可现在我意识到，逃跑无用，必须寻求别的出路。
我得解决问题，治愈自己。我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故事——迄今为止，它一直建立在对真相的隐瞒和虚假的美好之上。我不能再为自己的人生诵读不可靠的旁白了，我要坚定不移、一丝不苟地正视自我，正视自己的行为和欲望，抛开我为自己精心编织的谨慎人生——其实它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
我知道该从哪里着手。每个“恶人”的救赎之路都始于他的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