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榆林(下)

除了鱼网破损太多必须中止作业，在东京湾(今名北部湾)捕鱼和以往并没有太大不同；但保存渔获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必须把盐塞进每条鱼的鳃缝，再把牠们埋进盐堆里。船舱里很热，这倒没什么关系，一出了船舱，整个海洋的水可以洗去身上的汗。我们没有料到的是，几天后鱼发酵所产生的阿摩尼亚会刺激眼睛，让人流泪不止，却无法抹去泪水，因为双手蘸满了盐。幸好渔场离港很近，每次出海，不必在海上停留超过一星期。

一名岸上的工作人员会帮我们卸下渔获，并加以处理；陆地上的营运由一位美国专家约翰‧莫瑞负责监督。莫瑞说一口和我在复兴岛上认识的美国渔民不同腔调的英语。他发不出R的声音。

既然我们的作业属于探勘性质，那就不必急着赶回海上，可以从容不迫地补破网和给机件上润滑油。天气太热时，我们会潜入港内消暑。有一天，当我爬回甲板时，看见两个女郎在上面，她们都穿着中式旗袍，这是我离开上海之后没再见过的。

「我是胡盈。」穿着紧身旗袍的那位自我介绍。接着，她指着身边的女伴说：「她是欧阳。我们想，如果我们能为渔船工作，最好先来看看渔船是什么样子。可是你们的船跟我们在香港看到的都不一样。」

「妳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船既没有桨，也没有帆？但我们有引擎。」

「我知道。是水冷式的吗？」

「比妳刚刚进去的浴室冷得多。」我说。

「我可以回去拿泳装加入你们吗？」

「妳们不会想来的，这里的水不干净，我们把所有废弃物都扔进水里，只有两天一次的潮水会把它们冲到外海。海滩上的水干净多了，干净到你可以看见海底。」

「海滩！」她的眼睛一亮。「这就是我来海南目的。可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不是码头，就是水泥建物，可没看到什么海滩。」

「海滩在那座山的另一边，但不像你们香港的海滩。」

「什么意思？海滩就是海滩啊。」

「那是个处女海滩。」

「快点，快告诉我有什么不同。」

「它会咬妳的脚。」

「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它上面布满了贝壳，都是带刺的。」

「我们香港的沙滩上也有贝壳，却不会刺人。」

「你们的海滩已经被成群结队的泳客踩踏过。但这些贝壳没遭破坏，从来没有人走在上面。不然，为什么我们叫它处女海滩？」

「但是，你在上面走过不是吗？」

「我们是穿着鞋走的。」

「你们穿着鞋游泳？」

「当然不是。只有走在海滩上才穿鞋，我们是裸泳。」

「这对我，可一点都不麻烦。」

这出乎意料又大胆的回答，让我们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接着，她带着挑逗意味的笑容说：「不过，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穿泳装。」

「她只是想炫耀她的泳装，」她的伙伴欧阳在一旁冷嘲热讽地说：「你们听过泳装皇后吗？去年她在香港被封为泳装皇后之一哟！」

泳装皇后？这是啥玩意儿？我仔细打量了这名女郎。这头衔指的是泳装，还是泳装里的身体？一件泳装到底和其他衣服有多大差别？它用的布料那么少。

「那片海滩可有名称？」胡盈问。

「没有。」

「那里有村庄吗？」

「没有，只有三间草房。」

「我们去得了吗？」

「海滩上没地方换衣服。」

「没关系。如果没别人，你们把头转过去就行了。」

「它在这座山的另一边。」

「这家公司有两辆车，美国佬开敞篷货车，我留下了吉普车钥匙。你们有人会开车吗？」

「没问题。」

文谈和陈克江过去在印度是开军用吉普车的。

女郎们没有主管，什么时候工作都由自己决定。她们像渔夫，没有星期天、假日或上班时间。所以第二早上，我们把公司的吉普车借出来驶向那片海滩。

我从小在海滩城市长大，看多了穿泳装的胴体，却从来没注意到一名女性在脱去中式紧身旗袍后，她的身材可以这么美。这女郎不但漂亮，还真会游泳！我常自以为是游泳高手，但她游得比我还好！

「妳是在那儿学会这么棒的泳技？」

「我在香港第一届横渡海峡游泳比赛中赢得冠军。」

从此，除了鸡腿，我们多多少少还盼望着港口的传呼。

要不了多时间，我们就弄清了东京湾里那儿有暗礁和水下沉船，那里有大红鲷鱼洄游。我们的渔获快速增加，但榆林却没有鱼市场。在三亚，五名本地渔夫就能供应超过全镇的需求量，因此我们必须把腌渍的咸鱼运去广州。人人都盼望去广州的行程，因为在那里可以得到修整和恢复；但我们只有两艘船——路易斯安那号和凯奇坎号，所以必须轮流去。

这座边城一无所有，船一进港，每天的大事就是傍晚时在路边小吃摊，用鸡腿和鳯梨把自己喂饱。他们料理鸡肉的方式和我们过去所习惯的大不相同，味道却好得多，价钱又便宜，能吃多少我们都付得起。

邮政班机的到来，是每星期最大的事件，也是榆林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没有道路，也没有船班会来这个已废弃的前日本海军哨站。飞机到来的当天，单位里所有的人会挤进当地仅有的两辆汽车，开去机场的跑道上消磨整个上午。莫瑞和文谈是被指定的驾驶员。对大伙儿而言，光是在路上进行长途旅行，就是一种令人开心的款待。在烈日下等待着，发现飞机出现在水平线上，听着引擎在死寂的空气中嘶吼，看它着陆并闻着排出的废气，会给我们一种重返文明的感觉；它也为我从广州带来一封一个女孩的信。

我在香港第一次遇见她时，她给了我一个苹果。九年后，我又在上海遇到她。我告诉她：如果她来我船上，我会为她烤一个苹果派。她始终没来。每次我的船到台湾卸下渔获时，都会给她带去一些鲜鱼。此后，我们的住处却越离越远。

中国这么大，旅行很困难，两个人一旦分开，重逢的机会十分渺茫。

后来，轮到我送囤积在仓库里的咸鱼去广州，才知道她正就读当地的一所寄宿学校。这次没有苹果，也没有苹果派，更没有鲜鱼。我带给她一罐自己捕捞、腌渍、油炸成的咸鱼脆片；此外，还给了她一袋我在三亚海滩捡到的贝壳。等我回到榆林，已经有一封信等着我：

「你来访的当天晚上，我把油炸咸鱼脆片和室友们共享。气味吸引了宿舍里肚子咕噜咕噜作响的人跑来我们寝室；但太晚了，炸鱼片已经一片也不剩。接着，她们看到贝壳，都想跟我要一个，我拒绝了。她们企图要偷，我只好带着它们到二婶家妥善保管。你猜怎么着？她把它们全扔了！『你那个笨堂哥，怎么会给妳这么臭的东西？』她问。为此，我哭了一整夜。『只不过是贝壳而已。』我妹妹试图逗我开心。她根本不知道这些贝壳对我的意义。」

我对女孩从来没什么兴趣，生命中有太多事物等着我去探索，我不愿意被绑住。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军后，哥对我说：「假如你有女朋友，当你战死了，就会有人为你哭泣。」

如果我真在乎一个女孩，为何要他为我的死亡哭泣？但这个女孩和学校里的其他女孩不一样。这些年来，她的音容笑貌一直深刻印在我的心版上。我好奇的是：如果我真的死了，她是否依旧在我心中？心灵和肉体是可以分离的吗？

这阵子以来，林船长一直无法适应渔夫生活。他对我们的穿著大皱眉头，因为我们有时把衣服脱得只剩臀部上围着的一块布。而他总是衣着整齐，还打上领结；在船桥上时，还戴上一副白手套。他从不触碰方向盘，即使是在小货车上也一样。他叫一名渔夫掌舵，称之为「舵手」，自己只站在舵轮边发号施令，好像他还在一艘军舰上。有他在的时候，我们还得注意说话的用辞。

有一次，我们奉派运一船咸鱼到广州，林船长却令人意外地宣布辞职了！

「捕鱼太辛苦，船员又缺乏纪律。」他说。

他回海军去了。我却被指派接手路易斯安那号--第一艘由我指挥的船。

过去两年的航海生活，我只负责执行命令、补破网、洗渔获、擦甲板、订购补给品、处理船员的薪水表和计算船位，从来没有针对任何事情做决定，也从未体会到冒险和探索的感觉。

现在我可以带着船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可以探索东京湾以外的陌生水域，可以带它南下到西沙群岛的岩礁，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拖网捕鱼。我第一次可以自作主张，并享受挑战和探索未知海域的美妙感受。我觉得完全自由了。

几趟航程后，我们在海图上记录了许多海南岛、西沙群岛和越南之间、几乎整个三角形海域中的鱼况和沉船。很快的，生活回复到繁重的例行工作，也不再有挑战了。海上已无可期待，岸上又找不到文明迹象，边疆已经消失了。唯一能抓住的文明痕迹，只有文谈的那几张古典音乐唱片。我们放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船上每个人都会用中国式节拍「林格、郎格…」，哼唱海登军队交响曲的旋律。

有一天，水手长问我：「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说『滴(di)』，什么时候该说『答(da)』？

「别管什么『滴答』，只要钉住你的『林格、郎格』就可以了。」

「『林格、郎格』听起来好土，『滴答』听起来文明多了。」

过不了多久，船员们连补网的时候都在哼军队交响曲，他们比较喜欢海登。我们也经常放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唱片，却从未听他们哼过田园或悲怆交响曲里的旋律。

正如探索的挑战在我身上逐渐消失，船员口中的哼唱也越来越有气无力，甲板上再也听不到林格、郎格。

在无聊中又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我们收到一则命令，要我们把船移交给海南当地的渔夫，哼唱和笑声立刻重回到甲板上。

「我们终于要重返文明了。上海！」

我们把仓库里所有的咸鱼装上船，出发去广州。

驶出榆林港时，那种感觉真是苦乐参半。一来，我两天之内就会在广州见到那个女孩；二来，我意识到一旦离开了世界的这个角落，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就算回来了，它还会跟以前一样，是一座废港和处女沙滩吗？我还能找到点着电石灯卖海南鸡腿的小吃摊和刺青的原住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