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桂林

离开澳门两星期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桂林。

妈妈的名声比本人早到一步，已经有一份在小学教英文的工作等着她。校方提供给妈妈一间与同事合住的宿舍。她的室友很好心地让她带着十一岁大的三儿，共享摆在房间另一端的床铺，这样可以在两张床之间留出一个可安放一张书桌的空间。她为泰德和我找到一所距离市区五公里的寄宿学校。

我们的学校是以推翻满清的革命元勋胡汉民来命名的，目前由胡汉民的前秘书在管理。他也是个革命家，强调自立自助，校园内不准许任何形式的服务，学生必须自备寝具到校。

泰德和我背着铺盖卷儿、装衣服的麻布袋、肩架、锄头和小桌板，出发去学校了。

一出城，我们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大片无尽延展、已灌溉过的水稻田中。没有路，只能走在分隔田亩的土堤上，除了一对站在及膝田水中的白鹤，以及一头放牧在田野里吃草的黑色水牛，看不见一个人。

这就是中国？它所呈现的和我所知道的中国，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我所认知的中国是建筑物、街道、拥挤的人群和城市的喧嚣所组成的，只有在公园或花园才见得到生长中的绿色植被。

我们像玩杂耍那样把本来应该扛在肩上的架子、锄头和小桌板拿在手上，艰难地在狭窄曲折的土堤上保持着平衡。没有地址，也没有路线图，只是照着出城前最后见到的行人向我们提示的大概方向前进。

我们很快就迷路了。这时看见一个农夫，正弯着腰站在田水及膝的田里工作。

「老乡，汉民中学在那里？」我们问他。

「你们是说学校吗？」

「是的。」

「看得到远远那座有一个洞的山吗？」他指着远处河边的一座山：「还不到那个洞。只要对着它直走，学校就在山脚下。」

「那个地方叫什么？」

「穿山。学校可能叫同一个名字。」就在为我们指路的同时，农夫看了一眼我们背上的负重。「我说，你们这两个学生，」农夫问：「你们手里为什么拿着肩架？」

「这是学校的规定。」说着，我们把锄头和小桌板亮给他看。

「这个架子是用来扛东西的，我做给你们看。」

农夫把两根杆子一边一根分别绑上行李，接着说：「现在把它架在肩膀上，稍微举高一点让它平衡。这下，是不是觉得好一点了？」

这些农民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小时后，我们来到山脚下，只见浓密的树丛里散布着覆盖瓦片的房舍。我们穿过树林，来到一簇平房，门前有一块牌匾写着「汉民中学」。

这个地方看起来像出自中国山水画，完全与我们至今所见的中国内地其余部份完全脱节。所有房舍显然是就地取材，用竹子和泥巴搭建的。正如妈所说的那样，既没电，也没有供水或排污设施，当然更没有抽水马桶。

在平房之间有着许多茅草覆盖的亭子间，下面就地挖个坑就成了公厕。因为只供单人使用，所以没有男女之分。它的好处是坑挖得很深，而且开口很小，因而没有一般开放式便坑的难闻气味；苍蝇飞不到底，自然就不会长蛆。

「这是个自立自助的校园。」新生训练时，校长对我们说：「除了厨子，校园里不允许有服务人员。你们必须自行携带寝具和随身用品到校。老师也和学生一样，自己到河里洗涤衣物。我们自行清理和维修校园里的所有设备，包括打扫院子、修补道路和围篱。自己挖坑当公厕，等坑填满了再挖新的，然后移动茅亭，安放在新的便坑上。」

他似乎对这项新奇的发明感到骄傲。我疑惑的是，这到底是一座学园，还是劳改营？他接下去说：

「你们会在汉民学到一件任何地方都学不到的事，那就是尊重我们的土地。所有取之于大地的，都要还之于大地。因此，我们必须好好照顾它，不准乱丢废弃物，不准随地吐痰。」

包括校长在内，学校里的所有人都说国语，这是政府目前正在推行的，但面临那些方言拥护者的抗拒。所谓的国语，是从我们在家里说的北京话衍生而来的，很多事物的名称用国语说，都和北京话很不一样。举例来说，我们把肥皂叫成「液脂」、用「坎肩儿」来称呼背心、「波罗盖」是指膝盖。我们不可以说广东话，然而泰德和我在谈话不想被人听到时，还是会讲广东话。为了避嫌，我们有时会用在澳门发明的口哨当信号。

我从没见过像汉民校园那般的黑夜。我一向怕黑，也会在黑夜里作恶梦。有一晚醒来时，膀胱胀得快要爆炸，我不知道怎么办，绝望中，我大叫：「有小偷！」

这下，整个宿舍都被叫醒了，但没人抱怨。过了一会儿，所有的公厕前都大排长龙。每个人都得到了教训：晚上不喝水。

桂林不是殖民地，也不是租界，甚至连一间教会学校都没有。这是我们的领土，所谓的「大后方」。

我不解的是，假如我们不能比殖民者在我们其他土地上所做的更好，所谓「我们的领土」这样的称呼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殖民者没有把现代化带到中国，今天的香港、澳门、上海和青岛会是什么模样？会跟桂林一样吗？

大后方的生活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穿制服这件事了。除了颜色不同，看起来就跟军人穿的一样。但是我很快地发现，一旦穿上了制服，我立刻变成大群体中的一个绿色小单元，我再也不是大写字母的I。我(i)排在队伍里、我(i)参加集合、我(i)背诵国民党员行动守则、我(i)唱国歌、我(i)跟随群众、我(I)讨厌制服！

「唱不同的声部，像男高音或男低音。」哥建议：「这样，你就不用跟着大伙儿一起唱了。」

不只是制服，这里的校园生活就像在军营里。军号控制了我们的每一个动作，包括一大早，急促的军号声催我们起床、在旗杆下集合点名、进教室、进食堂，直到就寝，不同的音调各代表不同的行动。

寄宿学校的伙食，以米饭和水煮青菜为主。有些乡下人每月一次献祭祖先和灶神，我们每月吃一次肉，所以叫它「打牙祭」。由于长期素食，肠胃不适应油水和肥肉，会直接把我们吃下去的东西推送到肠子。那一整夜，公厕外又会大排长龙，只为了清理日间吃下肚的油脂。

不像澳门的学校，一周只上课五天半；汉民中学一周上课六天，只有星期天放假。我们获准在升旗后离校，但必须在傍晚赶回来参加降旗和晚点名。泰德和我花一小时穿过稻田，去妈妈任教的学校，那也正是一年里农民在田里焚烧稻草的季节。这是必需的吗？还是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仪式？或只是为了去除枯死的稻杆？我很震惊地发现所有的农民都是文盲，连大多数的城市居民也都不会读写，这使得像汉民中学就像仅有的一小撮文化孤岛，让中学生也跻身知识分子的行列。

焚烧稻草的烟熏得我一路咳嗽着回到城里。双脚才踏上铺砌路面的街道，清清喉咙，吐出了点什么…

「站住！」

如雷的一声斥喝响起，几秒钟后，离城五公里的汉民中学校长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面前。他撕掉我胸前的名牌和衣领上的徽章，针对吐痰的劣行，给了我一顿训斥。

「立正站好，直到你吐的痰完全干了，然后拣起来，明天早上带到办公室来给我。」

下达命令后，他就离开了。我正困惑要怎么拣起湿嗒嗒的痰把它弄干时，校长又出现了，这回有一名警员跟他一起来。

「我发现本校这名学生在你们的街道上吐痰，」他对警员说：「我要他守在这里等痰干，你能监视他吗？」

「没问题。」警员微笑着设法安抚这名盛怒的知识分子。

他记下警员的姓名和徽章上的号码后就走了。就在我试图想出说服警员让我离开的办法时，他看起來若有所失。

「你瞧，这么潮湿的天气，这口痰要多久才能干？」我说：「与其让你站在这里陪我，还不如我现在就把它捡起来拿回去弄干。我保证，明天会把它带到学校给我们校长。」

他想了一会儿对我说：「去把它捡起来吧。」

抗战进入第四年，日军在各条战线上取得进展，沿海城市纷纷落入敌军手中，桂林成为华南最后的防线，就像汉口沦陷前的时刻，也成为日军每天轰炸的目标。日子还是要照常过下去。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城里所有的工作都得停止，学校立刻疏散，民众紧急钻进防空洞。汉民中学的每个班级自成一个单位，各有与其它建筑隔开的房舍，在穿山里也有属于自己的防空洞。在市区被轰炸的同时，我们在这些防空洞里照常上课，还听得到炸弹爆炸的声音，所以一下课，大家都冲到山洞口，看着硝烟从市区升起。

除了学科，还有农业和军事课程。另外，每天有一小时在分配给我们的田地上种植粮食，每周还有一小时军事操练。除了刺刀、一把手枪和一支来复枪，我们的教练团上尉并没留给我多少印象，我也从来没跟他们有过接触。有一天，我看见一只老鹰栖息在山脊上的一棵树顶。

「来复枪能打到那么远的目标吗？」我向团上尉挑战。

「可以，但我没把握能完全命中。」他说。

「能试试吗？」

他接受了我的挑战。

来复枪没产生多少声响，但子弹迅速穿过空气，并从山壁弹回来的声响，停留在我耳中久久不散。这是除了BB枪，我第一次听到真正枪击的声音，跟电影里的枪战完全不同，引发了我对战场前线的想象：当成千上百支枪同时射击，又会发出什么样的声响？

毕竟战事离桂林还远，我们对战争最接近的体验是有天早上升旗的时候，有两架日本军机从穿山方向飞过来扫射，低飞掠过我们的头顶时，连机翼上的徽章和飞行员都清晰可见。几分钟后，我们听见了爆炸声。

此外，校园生活比起香港和澳门的街道，要单调无聊得多。所有的活动，包括参加音乐会这样的课外活动，都必须集体进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京剧，也是第一次看见二胡——一种绷着两条弦搁在膝上拉奏的提琴，是用工、尺、合、乂…等汉字记谱的音乐，而不是记在水平线上的音符。

为了自我充实，我加入一个读书会，这为我的生活带来了些许变化。我第一次读到鲁迅和老舍的作品，不同于以前读过的莎士比亚、双城记中译本，他们十分接地气，我可以从作品中的人物辨认出自我，能够听到角色的言谈声音。

我以为我们在桂林定居了，但仅仅三个月，日本人对所有环太平洋的西方殖民地主要城市，包括马尼拉、香港、新加坡、马六甲…以及珍珠港发动攻击。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这是1941年冬天。父亲在海防，姊姊在香港，很多来自东南亚的学生，因经济来源完全被切断而陷入困境。好在妈妈在桂林还有工作。

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一位重庆来的简姓官员出现在校园里。他告诉我们：政府设立了三所学校，用来收容所有来自海外、身陷困境的学生，一所在靠近缅甸边境的越南、一所在大部份学生的祖居地广东、一所在四川的战时首都重庆附近。他是来带我们去四川的第二华侨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