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线索
本书是关于邵雍哲学的整体性研究。本书认为，邵雍哲学以观物为特色，致力于通过对事物之条理、结构与规律的普遍观察，实现对于世界的系统性刻画与统摄性理解，以及对于身心的自在安顿。邵雍将一切感官与思维可以把握的对象都纳入物的范围，诸如宇宙生化、万物形体、《周易》结构、历史治道都是邵雍观察的对象，其哲学因此具有了广大的气象与完整的体系；邵雍用一分为二或体四用三的数字形式表达事物之理，其哲学因此获得了高度的形式性、理则性、明晰性；邵雍的观物预设了旁观静赏、两不相伤的立场，作为一种人生态度，这为身心的安闲自在提供了可能。
本书主要取哲学史的进路，通过概念分析来呈现邵雍哲学的义理内涵；同时辅以经学史和思想史的方法，将邵雍哲学放置在经典诠释和时代思想发展的宏观脉络中加以考察。全书九章，分为三部分：第一章绪论，阐述本书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第二至四章，考察邵雍的生平、著作与师承情况；第五至九章，从易学、体用、心性、工夫和境界，以及历史和政治思想多个方面呈现邵雍哲学的内涵。此外，附录部分对邵雍著作的文献情况、后世传说与评价作了专题考察。以下就正文各章的主要内容略作说明。
第二章，叙述邵雍一生行止与精神风貌。
第三章，考订邵雍著作的真伪与分合。本章指出，邵雍的主要著作《皇极经世》最初并不包含《观物外篇》，《观物内篇》与《观物外篇》各自主要代表邵古与李之才这邵雍学术的两大源头；《伊川击壤集》（后或简作《击壤集》）诗作与后世托名占诗不能混同；《无名公传》《洛阳怀古赋》《渔樵问对》是邵雍寄托怀抱的自传性文字；《正玄》等四篇反映了邵雍的《太玄》学思想，揭示出邵雍“一分为二”易学方法的来源。
第四章，考察邵雍的师承与渊源。本章认为，此前研究较少留意的邵雍与其父邵古之间的学术承传其实十分重要，邵雍是在整理、综合了邵古与李之才两家之学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说。以陈抟—种放说、《周易参同契》说、天根月窟说为代表的种种将邵雍学术渊源追溯至方外的传说都无根据，而是出于后世的附益。
第五章，论述邵雍易学。本章认为，易学是邵雍思想的重点。从问题意识和基本特点看，邵雍易学已经呈现出与前代根本不同的面貌。邵雍易学的独特性，根本上来源于其区分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区分先天与后天的独特的易学史观。此种易学史观乃是邵雍以其哲学观念塑造易学的结果。通过成卦、卦变、易数、易图等主题，邵雍建构起一套系统、庞大的象数易学理论，不仅丰富了对于易学之形式性的理解，也阐释出了《周易》当中含而未发的关于生成与运动的自然之理。
第六章，论述邵雍的体用论。本章指出，体用是邵雍哲学中极为关键、极具特色的概念，而前人对此的关注较少。中国哲学体用论的历史，存在着“本体论”与“形质论”两种传统，邵雍的体用论可说是以“形质论”为先导，而以“本体论”为其立言的对象。邵雍的体用论重在阐明经验事物的条理、结构与规律，其具体展开则是通过体四用三和体用对待——事物内部、事物之间的体用关系——这两个维度实现的。体用是邵雍通过“观物”把握“物理”的哲学进路的方法与内容所在，是邵雍哲学当中连接形上学、自然观、工夫论和政治历史思想的津梁，也是邵雍哲学当中极具创发性的部分。
第七章，论述邵雍的心性论。本章提出，邵雍性论的特点在于：在内容上主要关注性的自然含义，较少涉及性之善恶的道德问题；在价值上较少受到儒家道德义理之性的影响，而更多体现出与道家自然淳朴之性的亲缘关系。邵雍特别强调心的本体地位和作用，但其所谓心与后世心学传统的本心概念仍有区别。邵雍主张通过工夫之无与本体之无，消除意念之心，最终达到与本体合一的境地。
第八章，论述邵雍的工夫与境界。本章认为，邵雍的观物工夫既是认识原则，也是修养方法。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观物之学重点在于“以理观物”，求得对于事物之理的客观认知；在修养论的意义上，观物之学重点在于“观意思”，从对物的审美之中获得情感愉悦。邵雍关注个体的安乐自在，固然表现出与典型儒家士人主体性的距离；但同时，安乐的态度较之道家无情的立场又有不同，其中仍然浸润着方内的气息。邵雍的人格境界体现出儒道会通的一种可能。
第九章，论述邵雍的历史与政治思想。本章指出，邵雍《皇极经世》本质上是一部编年体通史，邵雍通过其纪事内容与体例来表达关于历史的理解。通过皇帝王伯之说，邵雍对历史与政治作了更集中的论述，他的这一思想继承自秦汉以来的旧说，而又有所改造，其实质是结合王霸对立与王霸并举两种观念，既承认德义的首要地位，又在此前提之下容摄伯道，为其赋予适当的位置。在治道论述中，邵雍特别突出圣人的地位，将皇帝王伯之道看作圣人所揭示的历史与政治的根本规律，凸显出圣人与历史之间的本质性关联。
(1) 吴承恩：《西游记》第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2)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引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3)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428页。
(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617页。
(5) 俞琰：《易外别传》，《道藏》第20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12—313页。
(6) 杜道坚：《玄经原旨发挥》，《道藏》第12册，第758—779页。
(7) 《正统道藏》太玄部（《道藏》第23册，第1—454、486—587页）。
(8) 邵雍：《无名公传》，《邵子观物篇渔樵问对》第8册，《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9) 程子云：“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世之信道笃而不惑异端者，洛之尧夫、秦之子厚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卷四，《二程集》上册，第21、70页）
(10) 较能表现朱子对邵雍定位的有《六先生画像赞》及《沧州精舍告先圣文》，在其中，朱子明确将邵雍与周、张、二程和司马光并列，且称“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卷八十六，《朱子全书》第24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001—4003、4050页）。朱子在沧州以六子及李延平从祀孔子的祭祀实践，《语类》中也有记载（《朱子语类》卷九十，第2295—2296页）。这表明，邵雍被朱子明确视为理学核心群体的成员。至于《近思录》未收邵雍文字，常被拿来作为论证朱子认为邵雍无与于道统的证据。其实，《近思录》未收邵雍语，朱子晚年已有不满。由此来看，不收邵雍语颇可能是出于吕祖谦的意见，即令不然，至少“朱熹晚年于康节之学转多肯定”（方旭东：《〈近思录〉新论》，《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总是确定无疑的。
(11) 邵雍在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首度从祀，淳祐元年（1241）去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再度从祀（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二、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807、897页）。此事更早的缘起是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胡安国上疏，请求将二程、邵雍、张载“封爵，载在祀典”（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中华书局，1988年，第1755—1756页）。此外，如上条脚注所述，至少在朱子晚年，士人中已有了以邵雍从祀孔子的做法。
(12) 宋史》之前，王称在《东都事略》中曾将邵雍置于《隐逸传》，而与周、张、二程所在的《儒学传》有别（《东都事略》卷一百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74页）。不过，这一区分根据的只是身份上的入仕与否，而不是思想上的异同。
(13) 邵雍：《依韵和王安之少卿六老诗仍见率成七》，《伊川击壤集》卷十三，《邵雍全集》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4页。
(14) 朱子已有这样的评论：“因论康节之学，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寻个宽闲快活处，人皆害它不得。后来张子房亦是如此。方众人纷拿扰扰时，它自在背处。’”（《朱子语类》卷一百，第2544页）对于邵雍思想中的道家倾向，刘咸炘曾作较系统的述论（《邵尧夫学说》，《推十书》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9—175页）。现代学者也有探讨（刘复生：《邵雍思想与老庄哲学》，《中国道教》，1987年第4期；萧汉明：《道家功夫，仙人气象——读邵雍〈击壤集〉》，《道家文化研究》第26辑，陈鼓应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50—181页）。
(15) 邵雍：《秋怀》，《伊川击壤集》卷三，《邵雍全集》第4册，第42页。
(16) 郑开：《道家心性论研究》，《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
(17) 邵雍：《先天吟》，《伊川击壤集》卷十七，《邵雍全集》第4册，第342页。
(18) 例如，周敦颐虽“主静”（《太极图说》），程颢虽提倡“心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物而无情”（《定性书》），但这些近于道家的色彩只是工夫上的倾向，其心性的基本结构仍是儒家式的。
(19) 余敦康：《魏晋玄学与儒道会通》，《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20) 《观物内篇》云：“《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邵雍全集》第3册，第1150页）邵雍观物所得之理最终导向性命的修养，这一理性命的模式仍是儒家的根柢。
(21) 张学智先生说：“这种观物延续了《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影响，却已将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所表现出的伦理性投射消解得所剩无几，而以‘数’所决定的万有自身的原理、性质等为观照重点。‘观物’就是顺承物之所现而己无所与。”（《宋明理学中的“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此外，能够体现邵雍经由观物而会通儒道的另一个例子是，邵雍认为“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伊川击壤集序》，《邵雍全集》第4册，第2页），这里，道德的名教之乐与自然的观物之乐被认为内在于同一修养过程中，明显有儒道会通的态度。这一点，余敦康先生已经注意到了（《汉宋易学解读》，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89—290页）。
(22) 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朱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2—206页。
(23) 尽管如此，在邵雍和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主流之间，还是存在着核心问题关切到底是理还是物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参见本书第六章。
(24) 全部列举有关邵雍的研究是无意义的，但指出其中的主要代表仍有必要。仅就专著来说，较早在哲学史或理学史写作中论述邵雍的，有吕思勉（《理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时间，下同）。其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34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5册所收《濂溪百源横渠之理学》《论太极图与先天图之传授》两文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新亚研究所，1975年）、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给出了研究邵雍哲学的重要参照。更详细的情况，参见相关综述（杜宝瑞：《邵雍儒学建构之义理探究》，《华梵人文学报》，2004年第3期；张显运：《邵雍研究：二十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孔子研究》，2012年第3期）。
西方学界中，包安乐（Anne D. Birdwhistell, Transition to Neo-Confucianism: Shao Yung on Knowledge and Symbols of Real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韦栋（Don Wyatt, The Recluse of Loyang: Shao Yung and the Moral Evolution of Early Sung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华澜［Alain Arrault, Shao Yong (1012-1077): poète et cosmologu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2002］著有邵雍研究的专书。此外，值得提及的是，邵雍诞辰1000周年之际，《华裔学志》曾组织纪念工作坊，多位学者撰写了论文［Monumenta Serica, Vol.61 (2013):139-299］。日本学界中，楠本正继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宋明时代儒学思想の研究》，千叶：広池学园出版部，1962年）。
(25) 牟宗三先生说：“术数家常只是自然主义与命定主义，而孔门义理则却必须是道德的理想主义。此所以宋、明儒只讲理，不讲数，而邵尧夫不入宋、明儒正宗之故。”（《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1—152页）又说：“（《心体与性体》）不是写哲学史，而是单讲宋明理学。若是写哲学史，有些前后过节之处就要联贯起来，有些不相干之处也要写。譬如说邵尧夫，在哲学史中也该有一章。但是我们专讲宋明理学时，邵尧夫就不在内了。尽管他在当时很有地位，二程和他也很熟，时有来往，但他们讲学问并不在一条路上。邵尧夫的学问并不在这个系统之内。”（《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2页）牟先生将邵雍完全看作“自然主义与命定主义”的“术数家”，这是误读。
(26) 冯友兰：《绪论》，《中国哲学史》上，《三松堂全集》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2页。
(27) 吴康《邵子易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9年）、蔡德安《康节先天易学平议》（台北：龙泉出版社，1973年）是较早的案例。
(28)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华夏出版社，1995年）、高怀民（《邵子先天易哲学》，作者自印，1997年；《宋元明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2卷，齐鲁书社，1998年）、潘雨廷（《易学史发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读易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易学史丛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李申（《易图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周易图说总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与郭彧合编）、王铁（《宋代易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华夏出版社，2006年）、郭彧（《易图讲座》，华夏出版社，2007年）、赵中国（《宋元明清易学史视野下的先天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贡献了有关邵雍易学的重要研究。海外学者中，今井宇三郎（《宋代易学の研究》，东京：明治图书出版株式会社，1958年）、川原秀城（《数と易の中国思想史：術数学とは何か》，东京：勉诚出版，2018年）、苏德恺（Kidder Smith）与韦栋（Sung Dynasty Uses of the I Ch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的研究较有代表性。至于相关论文，更是数不胜数。
(29) 朱伯崑：《前言》，《易学哲学史》第1卷，第2—3页。
(30) 朱伯崑：《序》，《易学哲学史》第1卷，第1页。
(31) 类似地，周敦颐《太极图说》、张载《正蒙》虽然具有易学哲学的性质，但其哲学思想同样不能仅靠文中的易学体例或概念推出。这是因为，二者本来就是借《易》以立言，而不是立言以注《易》，并不遵从注疏之学的体例，其核心观念毋宁说是超经典、超学派的。
(32) 钱穆先生说：“然康节于象数外实别有天地，其得力在能观物，此一派学问，在中国颇少出色人物。前有庄周，后有康节，再无第三人可相比拟。康节乃是撇脱了人的地位来观物者。”（《濂溪百源横渠之理学》，《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5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1—62页）此语点出了邵雍易学与观物之学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