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萨尔时期叙利亚的法塔特：大众政治时代的阴谋家

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法塔特成立于1909年或1911年，是由一群在巴黎学习的阿拉伯学生组建的，不久之后，他们将总部迁至贝鲁特。[6]虽然在组织规模上，1911年至1918年间的成员还不足70人，但是它却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注意，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该组织的成员就像许多联合团体一样，主要是学者、记者和专业人士，这些人创作了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回忆录、社论和地方史。欧内斯特·唐分析了1914年前阿拉伯运动的构成，其中67%的法塔特和阿赫德成员及没有联合起来的“公开民族主义者”（overt nationalists）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17%的人接受过“西方教育”。此外，5%为学者，11%为记者，22%为专业人员，30%为军官。因为阿赫德的成员仅限于军队成员，所以很可能绝大多数被称为学者、记者和专业人士的人不是属于法塔特就是无组织的。[7]

法塔特之所以受到历史学家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该组织在早期经常作出的幸运的战术选择。法塔特不仅是第一个在战前呼吁阿拉伯省份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的阿拉伯主义组织，而且从1916年起，该组织将自己的命运和哈希姆家族和阿拉伯起义联结在了一起。因此，该组织的许多成员要么留在了叙利亚，要么在战争期间加入了阿拉伯军队或汉志朝廷，确保在战后叙利亚的阿拉伯行政部门任职。随着埃米尔费萨尔和阿拉伯起义的传奇在战后不断扩展，关于法塔特的神话也得到了扩展。甚至在安东尼厄斯断言“在民族运动史中，没有其他社团像法塔特那样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之前，作家们就一直认为法塔特是“最重要”或“最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组织，“在费萨尔统治大马士革的短暂时期，实际的政治控制权”掌握在他们手中。[8]

这样的断言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断言边缘化或忽视了参与“爱国主义风潮”的其他组织的影响，以及叙利亚民族主义演进过程中的其他路径。其中一条路径将生活在埃及的叙利亚人在战争时期组建的叙利亚联盟（al-ittihad al-suri）的自主活动与人民委员会联系起来，该委员会从1919年秋开始主导叙利亚的政治活动，第三章将对这种路径进行更详细的讨论。[9]第二，聚焦在法塔特角色的叙事未能考虑到奥斯曼帝国后期以及后奥斯曼初期政治性质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政治影响力从自封的“文化人”（穆塔纳维尔）、地下“爱国主义风潮”专门组织结构或幕后操纵转移到以大众为基础的组织中。

尽管早期就呼吁阿拉伯独立，但是法塔特始终回避阐明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愿景。[10]例如，即使决定与哈希姆领导的起义结盟，这也更多是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大马士革家族间政治的异常举动，而不是将叙利亚人与麦加人联系在一起的趋同的意识形态。[11]1915年，埃米尔费萨尔第一次与法塔特建立联系是在大马士革巴克里（Bakri）家族的家中。尽管在城中的显贵家族里，巴克里家族属于新贵，但是他们在19世纪末与阿比德（Abid）家族组建了联盟，并且开始在地方政治中与更为老牌的阿兹姆家族（‘Azms）和尤素夫家族（Yusufs）进行竞争。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Sultan ‘Abd al-Hamid II）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争夺奥斯曼帝国控制权的时期，阿比德家族支持苏丹，而阿兹姆和尤素夫家族支持后者。谢里夫侯赛因出于对联合与进步委员会（C.U.P）集权政策的恐惧站在了委员会的对立面，随后他与朝圣指挥官（commander of the pilgrimage）阿卜杜勒·拉赫曼·尤素夫（‘Abd al-Rahman al-Yusuf）决裂，寻求同巴克里建立友谊，通过任命法兹·巴克里（Fawzi al-Bakri）为自己的私人保镖来巩固他们的联盟。法兹和他的兄弟纳西布（Nasib）、萨米（Sami）一样，是法塔特的早期成员。三个人在战争结束后都得到了谢里夫军的赦免。[12]

当然，巴克里兄弟并不是唯一因与哈希姆联盟在战后获得利益的法塔特成员，巴克里兄弟和他们同事的好运气也没有逃脱雄心勃勃的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的注意。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于1918年9月/10月在叙利亚被铲除，一个人想要获得政治权力、工作机会和政府资金取决于其与法塔特成员的关系或是否隶属于该组织，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因而大马士革人和最近来到首都的人都寻求加入这一组织。结果，随着以前管理招募工作的严格规则被废除，法塔特从一个秘密社团迅速转变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庇护组织。[13]该组织的领导层不仅有权批准或者不批准一个微不足道的政府职位的竞选者任职，而且他们确保所有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人，诸如内阁级别的职位，都是自己的成员。在某些情况下，法塔特对政府职位的控制甚至导致了一些滑稽的事情出现，例如曾担任阿拉伯政府外交部部长的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Abd al-Rahman Shahbandar）在被宣布为外交部部长后匆忙宣誓加入法塔特。[14]据达尔瓦扎所说，法塔特开始包括：

很多渴望获取工作的人……他们中有道德、精神、心灵和爱国情感模糊不清的人，也有机会主义者。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留守在自己的职位上，服从法国的占领。[15]

为了在应对新的情况的同时保住自己的特权，法塔特的领导人曾试图对该组织的结构进行彻底修整。起初，他们将成员分为两类，即穆阿辛佣（Mu'assiun，那些在战争结束前加入法塔特的成员）和穆赫塔萨布（Muhtasabun）或阿迪允（‘aduyyun，新成员）。第一类成员每月举行会议，开展协商和批评，在必要时选出一个新的行政委员会来制定组织的总体政策，并通过其中一名特别代表将决策转达给穆赫塔萨布。[16]尽管其目的是保留“组织的一些尊严、重要性和秘密”，但是两级体系因法塔特领导层组建的特别委员会受到了破坏，特别委员会将一些穆赫塔萨布中的人擢升至穆阿辛佣之中。除了沙赫班达尔外，地位发生变化的人包括埃米尔费萨尔的政治顾问阿迪尔·阿勒斯兰（‘Adil Arslan）、叙利亚国民大会成员瓦斯菲·阿塔西（Wasfi al-Atasi）和苏布希·塔维勒（Subhi al-Tawil）；尤素夫·阿兹马将军、阿拉伯政府财政收入负责人穆罕默德·纳哈斯（Muhammad al-Nahhas）、叙利亚国民大会前主席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阿勒颇《阿拉伯报》编辑萨米·萨拉支（Sami al-Sarraj）、叙利亚国民大会书记赛义德·塔里阿（Sa ‘id al-Tali ‘a），以及短寿的赛义德·贾扎伊里政府的公共安全负责人阿明·塔米米（Amin al-Tamimi）。[17]

随着法塔特成员人数攀升至200多人，领导层担心那些认同脆弱和素质低下的成员会削弱组织为阿拉伯政府制定议程的能力。因此，1919年2月5日，法塔特行政委员会授权成立一个公共政党，即阿拉伯独立党（hizb al-istiqlal al-‘arabi），来吸纳新的素质较低的志愿者。根据其章程，该党将充当法塔特的公共阵线，“将阿拉伯国家提升到先进国家的水平”，并进行宣传，呼吁所有曾在奥斯曼统治下的阿拉伯领土的统一。[18]

然而，建立这一政党背后的理由存在根本的矛盾性。一方面，由于行政委员会将该党视为在叙利亚各地散播法塔特政治宣传的手段，该党的计划理应反映委员会的立场。另一方面，行政委员会认为该党是用来倾倒那些想要获得庇护但又不适合秘密组织的人的场所。因此，尽管在理论上阿拉伯独立党所有成员在加入前都要经过提名和挑选程序进行审查，但是所有法塔特成员，无论是穆阿辛佣还是穆赫塔萨布（他们被迫加入该党）都拥有提名新成员的权力。结果，许多因反对法塔特战略和目标而臭名昭著的人也加入了该党。这些人包括塔支丁·哈桑尼（Tajal-Din al-Hassani）、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Abd al-Qadir al-Khatib）和拉希德·马勒达姆·贝克（Rashid Mardam Bek）（他们后来都加入了叙利亚爱国党［al-hizb al-watani al-suri］，这一组织主要是为了保护叙利亚本土人的政府职位）；图菲克·沙米亚（Tawfiq al-Shamiyya，后来像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一样，成为高级人民委员会的成员）；法里斯·胡里。然而，当所谓“保守主义”反对派的中流砥柱穆罕默德·法兹·阿兹姆和阿卜杜勒·拉赫曼·尤素夫要求加入时，该党的领导层产生了犹豫。在埃米尔费萨尔的建议下，这两个人被邀请加入一个没有实权的“咨询委员会”。[19]

总之，阿拉伯独立党在这一时期的叙利亚政治中发挥了极小的作用。根据一份英国的报告，埃米尔费萨尔在1919年春天从欧洲回来后就禁止该党参与任何公共活动，这证明了该党在当时极不重要。[20]特别是在金—克莱恩观察团在大马士革期间，阿拉伯政府依靠其他组织和机构进行宣传和民众动员，诸如那些阿拉伯俱乐部和忠诚的政府官员掌控的组织和机构。

然而，法塔特的困难远不止结构性问题。组织成员起初因为共同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团结在一起，因而派系政治处于潜伏状态，在战争结束后才开始出现，成员在对协约国的政策、阿拉伯国家的边界、国防、地方主义忠诚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使组织面临着分裂的问题。由于法塔特没有执行纪律的机制，因而成员们常常忽视或企图破坏他们不赞同的决定。[21]亚辛·哈希米（Yasin al-Hashimi，战争委员会主席，站在强硬军事政策一边）和阿里·里达·里卡比（‘Ali Rida al-Rikabi，作为军事长官，主张对协约国采取更温和的政策）都企图利用他们作为法塔特行政委员会委员和费萨尔核心团队成员的身份将自己倾向的政治议程强加给组织。在不同时期，每个人都试图通过使行政委员会有利于自己来战胜对方。其他人组建或加入了外部组织，这些外部组织享有更广泛的支持基础，所倡导的目标比法塔特的更为清晰明确。总的来说，在费萨尔时期，那些享有穆阿辛佣地位的法塔特行政委员会成员中有5%的人成为叙利亚爱国党的成员，7%的成员成为叙利亚联盟（Syrian Union）的成员，7%的成员成为阿赫德伊拉克分部的重要成员，8%的成员成为国防委员会（Committee of National Defense）的成员，12%的成员成为高级人民委员会（Higher National Committee）的成员。[22]

外部人士对法塔特内部事务的直接干涉也加剧了该组织内部的派系斗争。在大马士革阿拉伯政府成立后不久，整体上反对谢里夫军的叙利亚联盟（它的很多成员支持共和）就将其党员渗透进法塔特中，以试图影响其任命和政策。法国人也这样做了，他们的动机明显是破坏性的。[23]阿拉伯政府和埃米尔费萨尔本人对该组织的个别成员进行游说和威逼，并通过操纵内部选举获取该组织对政府政策的支持。政府武器库中最有力的武器是财政；政府不仅对个别成员进行收买，还资助组织的日常活动。其结果是，根据阿明·赛义德（Amin Sa‘id）所说，当法国人进入大马士革时，他们在法塔特的财库中发现了16 000埃及镑。[24]

随着该组织内部凝聚力的瓦解，成员们放弃了在战略问题上团结的努力。达尔瓦扎报告称，法塔特在金—克莱恩观察团访问叙利亚前后分裂成了三个派系。第一个派系被称为异见者（rafidun），包括达尔瓦扎、赛义德·黑达尔（Sa‘id Haydar）、艾哈迈德·穆拉维德（Ahmad Muraywid）、拉菲克·塔米米（Rafiq al-Tamimi）、哈立德·哈基姆（Khalid al-Hakim）、卡米勒·卡萨布和易卜拉欣·卡西姆（Ibrahim al-Qasim）。这个派系的成员谴责英法双方推行《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和《贝尔福宣言》（Belfour Declaration）的计划，并拒绝支持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受任国（mandatory power）。该派系的很多成员在后来加入了人民委员会。第二个派系包括埃米尔费萨尔和他的兄弟扎伊德，以及其他那些相对于法国人更偏向英国人的人，但他们仍赞同应根据阿拉伯军的胜利对《赛克斯—皮科协定》进行修改。最后一个派系是由那些对美国成为受任国抱有希望的人组成。[25]这一希望最后因美国不愿意承担对叙利亚的责任以及英法之间的“9月15日协议”而破灭。

1920年1月，费萨尔从欧洲返回叙利亚与法国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这时法塔特派系间的不和已经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为了获得该组织对《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的批准，埃米尔和阿里·里达·里卡比试图操纵新一届行政委员会的选举。[26]虽然这一行为激怒了所有异见者派的人，但是没有人像高级人民委员会主席卡米勒·卡萨布那样愤怒。卡萨布指责行政委员会“懈怠”和“无视国家利益”，并断绝了高级人民委员会与法塔特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为了利用艾哈迈德·卡德里所说的“法塔特和大众民族主义构成之间的裂痕”，一群叙利亚显贵在法塔特内部和外部同时建立了叙利亚爱国党（Syrian Patrioptic Party），作为阿拉伯独立党和街头政治的替代选择。虽然叙利亚爱国党的规模仍然很小，但其对“天然边界内的叙利亚”独立国家的主张为卡萨布的人民委员会的要求增加了另一种声音。[27]

法塔特外部的同时期观察家忽视了限制组织效率以及导致在战略问题上产生令人生厌的争论、使成员间产生分歧的两个结构性缺陷。结果，他们对法塔特的实力进行了极为夸张的宣传。 “受过教育的上层穆斯林……发现了他们对大量无知穆斯林所拥有的政治权力，”金—克莱恩观察团技术顾问威廉·耶鲁（William Yale）在结束叙利亚之行前写道，“正是这群人构成了阿拉伯青年党的脊骨，而且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28]。鉴于该组织的内部问题，它对幕后政治的偏好，以及对组织非“开明”大众积极参与政治的厌恶，法塔特的“实际权力”从未扩展到政府圈子以外也就不足为奇了。在1919年6月举行的叙利亚国民大会选举中，法塔特推出的候选人代表被实力强大的“阿兹姆家族”家主、传统大马士革土地贵族领袖穆罕默德·法兹·阿兹姆推出的候选人代表彻底击败。[29]约在同一时间，阿拉伯独立党通过的纲领的关键内容受到重挫：不仅“使叙利亚在其天然边界内完全独立”的大众要求压倒了该党支持的泛阿拉伯联盟（包括汉志）的要求，而且事态发展压倒了该党对美国或英国受托管理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撤离危机”爆发后，无论是法塔特还是阿拉伯独立党都没有支持甚至参与叙利亚首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总而言之，随着叙利亚政治舞台的不断扩大，这两个组织在它们无法指挥或控制的政治风格下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