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风潮”

至今，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它产生的必要前提条件上。尽管民族主义在大众中的出现需要与“经典现代性”（classic modernity）相关的结构和关系的扩散，但是这并不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充要条件。民族主义需要民族运动，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民族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

阿拉伯中东的精英民族主义所遵循的演变道路并非该地区独有。相反，这一时刻发生的演变路径与之前那些米洛斯拉夫·赫罗赫（Miroslav Horch）研究的“前民族主义”（prenationalist）学者及其“爱国主义”继承者们相似，赫罗赫定义并阐述了欧洲“小民族”中的民族主义。根据赫罗赫所说，这些后来出现的（欧洲背景下的）民族，例如挪威人、弗兰芒人和波希米亚人，可能与较早出现的欧洲民族有所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于独立的门槛，即存在一个不完整的社会结构”。换言之，不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因为这些民族一直是附属民族，“他们部分或完全地缺少‘他们自己’的统治阶层，有时其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代表也具有非典型性”。[2]

赫罗赫将他所研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组织结构、目标支持者和具有特色的核心领导。在赫罗赫的模型中，最初的两个阶段与了解这些组织的起源和实践有关，本章将对其进行讨论。第一阶段，也就是A阶段，事实上是在民族主义运动前出现的阶段。赫罗赫将这一阶段称为文化复兴时期，“以一部分个人群体，通常是知识分子，对研究被压迫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热情关切为特征”。[3]在阿拉伯中东地区，这一阶段对应的是19世纪晚期纳达（nahda）运动和萨拉菲（salafiyya）运动中的文学创作者和学者，他们的作品脱离了大多数民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没能觉察到他们所做研究的潜在政治影响。

赫罗赫这样描述B阶段：

一个以积极爱国主义风潮为特征的时代：民族意识发酵的过程……这一时期民族主义风潮的驱动力是一群爱国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对当地古迹、语言和文化范围的研究，将自己的使命视为传播民族文化。

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Muhammad ‘Izzat Darwaza）既是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早期成员，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将阿拉伯的历史划分为类似于赫罗赫所描述的几个阶段，阿拉伯中东的B阶段约在1908年至1915年之间。从1908年到1911年，“开明的（阿拉伯）青年”将他们的注意力聚焦在地方问题上，例如废除在帝国的阿拉伯各省强制正式使用土耳其语的法律，扩大官僚中叙利亚人的比例，以及阿拉伯/奥斯曼认同的重构。据达尔瓦扎称，在接下来的4年中，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开始面临范围更广的问题，因此开始出现代际划分。一方面，达尔瓦扎声称“年龄较大”的群体更喜欢通过公共社团开展工作，例如奥斯曼行政权力下放党（Ottoman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Party），认为这样做可以吸引更广泛的群体。但是，这一策略最终失败了：尽管该政党组织志同道合的积极分子于1913年在巴黎召开了会议，要求在伊斯坦布尔统治奥斯曼帝国的联合与进步委员会进行改革，但是最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背弃了自己的改革承诺。结果，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平衡倒向了更为年轻和急躁的一代。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像他们的学者前辈一样，通过法塔特和阿赫德（al-‘Ahd）这样的秘密社团将自己与广大群众隔离开来。[4]

尽管这些秘密社团的成员始终面临着被镇压的威胁，但是这并不是他们决定脱离和广大同胞联系的唯一原因。艾哈迈德·卡德里（Ahmad Qadri）是法塔特的创始成员之一，他的背景与达尔瓦扎相似，他在回忆录中抱怨道，他的同胞是组织民族主义的主要障碍。卡德里将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潜在支持者分为三类：商人，“从政治和改革的角度看，他们是无关紧要的”；受过教育的阶层，“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并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以及军官、官僚、退休雇员和求职者。与前两类一样，最后一类也是无法组织的：根据卡德里的说法，军官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倾向于回避政治；退休雇员“像老太太一样，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满足，也没有什么工作能吸引他们”，在职官僚和求职者是希望保留住职位和获得职位。至于来自阿拉伯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卡德里认为叙利亚和伊拉克人屈服的时间太久了，除了“乞求和听天由命”之外，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的组织需要额外的努力，因为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还要避免“切断其组织者和文明之间的联系”。

因此，目前看来，在首都没有一个我们可以依靠或可以建立联系的阿拉伯人，除非是“某某人”；“某某人”说你渴求的兄弟将会到来，这是根本不存在的妄想。[5]

对卡德里和他的同事来说，民族主义风潮过去是、将来也继续是一个紧密、专业和自我认定的精英阶层的职权，他们拥有独特而统一的社会和文化经验。这种经验判断不仅使精英阶层成员区别于他们冷漠的同事，也区别于更为蒙昧的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