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总编接下来列举的例证，不仅令新人屏息聆听，其他老编辑也闻所未闻。
李总编介绍说，由于考古发现，不断有历代的典籍、篇章呈现在了世人眼前，如李白的《将进酒》、帛书《道德经》，以及失传的《孙膑兵法》，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前人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
关于《将近酒》，李总编讲解得生动形象，展示了他的编辑造诣。
李总编说道，《将近酒》全诗如下：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近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而在敦煌莫高窟残卷中，这首诗的名字却是《惜罇空》，全文如下：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床头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云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罇空对月。
天生吾徒有俊才，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
钟鼓玉帛岂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
古来贤圣皆死尽，唯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对比发现，两首诗除了有些用词用字不一样外，如“樽”与“罇”、“高堂明镜”与“床头明镜”、“不足贵”与“岂足贵”、“不复醒”与“不用醒”的不同，还有三处较大的差异，其一，前者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后者为“天生吾徒有俊才，千金散去还复来”，其二，前者的“岑夫子，丹丘生，将近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后者为“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其三，前者的“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后者为“古来贤圣皆死尽，唯有饮者留其名”。
可以看出，这三处，后者的语义无缝衔接，自然流畅，前者则用词雅致，但对接却多少有些生硬，比如，“天生吾徒有俊才，千金散去还复来”，意思是：我有超常的本事，得到千金易如反掌，多么的行云流水，浑然一体；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逻辑上就很牵强：有用就能唾手可得千金吗？生活中更常见的却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敦煌的文稿离唐代近，可以认为《惜罇空》是李白的原稿，而《将近酒》则是“编辑”修改后的定稿，从中不仅能看到“编辑”的推敲功夫，还能感受到古时与现在相同的“编辑”思路。
如“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虽然句式整齐，但“请君为我倾”，总觉得不通顺，要是我当编辑，就会改为“请君侧耳听”，这样结构没变，意思也没变；而古人却改为了“岑夫子，丹丘生，将近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增加了“将近酒，杯莫停”六个字，将一句拆分成了两句，并将“请君为我倾”改为了“请君为我侧耳听”，虽然句式参差不齐了，读起来却也朗朗上口。我捉摸了好久，为什么改成这样呢？是李白名气大，不敢删他的文字而只能加字吗？还是考虑李白狂放，即使改成了句式不齐，也不会有人怀疑，相反还会羡慕李白洒脱呢，何况阅读效果也不差；还是基于其他考虑，还没有想清楚。但无论怎么说，修改的效果是不错的，值得我们学习参考。我们做编辑，对于大牌作者的书稿，修改起来不也极其慎重，反复推敲，尽量符合原稿文风吗？还要征求作者的意见，这一点，古今是相通的。
至于“古来贤圣皆死尽，唯有饮者留其名”，换了我会改为“古来圣贤皆无闻，惟有饮者留其名”的，毕竟“死尽”不雅，不改不合适。
这个例证太贴切了，从《惜罇空》到《将近酒》，编辑的作用活生生无可辩驳地展现了出来。李总编从编辑视角进行的点评，专业且契合认知，令在座的各位深为折服。
接下来，李总编又解读了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道德经》，也与通行本《道德经》的不同，两者非但“道经”和“德经”的次序不同，文字、句式差别也很明显，帛书《道德经》文采不及通行本《道德经》，但更容易理解，也是未经“编辑”的缘故。
1972年在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孙膑兵法》也是如此，在文采上远不及问世早100多年，成书于公元前500年前后的《孙子兵法》。后者文采飞扬，类似“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的句子比比皆是，行文对仗，朗朗上口，容易记忆；而前者却少有佳句，且多有因漫漶造成的缺字之处。
两种兵法对比，反映出来的也是“编辑”问题。因为失传，《孙膑兵法》就没有得到“编辑”加工，保持了原本的素面，而《孙子兵法》则得益于不断的“编辑”润色，一字不缺，颜值出众，可以作为范文选入课本。按常理不难推测，《孙子兵法》的素面，应比《孙膑兵法》更为质朴，因为文化是发展的，100多年的时光，又正值百家争鸣的时代，断无文采倒退的道理。
这两个例子同样精彩，“编辑”过的书稿与未“编辑”的书稿，两者的差异，通过两种《道德经》和《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对比，生动地呈现了出来，佐证了编辑的重大作用，同样极具说服力。
李总编也指出了古今编辑的不同之处：“现在的编辑面对的是当世作者，遇到问题可以跟作者沟通处理，且不得擅改作者的原稿，因此出版的图书没有读不懂的问题。而古代的‘编辑’，面对的是过世的作者，遇到问题，想问也没人可问，只能‘擅改’了，这是古籍中生硬、读不懂之处的原因所在。”
李总编又列举了《左传》中“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子，这里的“风”究竟是什么意思，后人不解，于是就不断有人作注，给出各种解释，有的说是跑散了的意思，有的说是异性相诱，意思是说齐楚两国相距遥远，牛马都跑不到对方国界。虽然都说得通，但毕竟是转弯抹角，有些牵强，左丘明会是一个“弯弯绕”吗？果真如此，《左传》通篇都会绕来绕去，可实际上情况并非这样。可以断言，是“编辑”环节出了问题，就如同《将进酒》中将“天生吾徒有俊才”改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一样，令人费解。可以推想，左丘明的原文应该是流畅自然表达文意的，不会如此笨拙，何况牛和马快慢差得也太大了嘛，放在一起说事多么滑稽。这句话的原文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是仅仅改错了字，还是句式都改了，则不得而知。但总是一个有趣的编辑现象。
说到这里，李总编又托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也有了一个不太成熟的解释，说出来供大家参考。”
大家的精神又凝聚起来，眼光再次投向了李总编。李总编说道：“我以为，‘风’应该是风俗的意思。同一时期的作品，如《诗经》中‘风雅颂’的‘风’，像‘国风’‘王风’‘魏风’‘郑风’‘秦风’什么的，都是这个意思。顺理成章地，‘风马牛不相及’中的‘风’，也应该是这个意思。如此一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齐楚两国相距遥远，连牛和马的习性都不一样’，这样表达两国不相干，不是更自然，更合适吗？”
大家听了，纷纷信服地缩回了瞪大的眼睛。李总编接着解释道：“北方干冷，南方湿热，地理气候差异极大，北方的牛是黄牛，南方是水牛；北方马大，南方马小，牛马的习性自然就不同了。这样的说法很符合实际，因此很有说服力。”
李总编的讲话不过半小时，却对编辑的价值与作用作出了最有水准与权威，极具说服力的阐释，使璩东才认定，编辑很神圣，很有价值和意义，做编辑，不仅能够传播文化，还能博览群书，有深厚的造诣。由此定格了对编辑的认知。此后再未听到类似水准的说法。璩东才庆幸自己刚参加工作之时就听到了这番话，否则自己对于编辑的认知就会是另一种模样，也许就不会如此珍惜这一工作。由此也对李总编心生了深深的敬意。李总编是当时社里为数不多的几位编审之一，与赵社长一样，在出版界很有影响，编辑造诣也是令人刮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