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龙在帝王动物园中的位置变迁

关于龙的信息实在太多了，各种史志小说，杂说纷呈，难以综述，本节将主要以“二十四史”中的“礼仪志”“舆服志”为例，以说明龙纹在诸多动物纹样系列中的位置变迁。专一使用“二十四史”的好处是，可以用相对均质的帝王对于龙的态度，来说明龙形象的历史变迁，避免使用各个不同阶层的混乱的龙观念来分析帝王生活中的龙形象，尽量减少张冠李戴。

据杜佑《通典》记载：“昔人皇氏乘云驾六羽，出谷口，或云秖车也。及五龙氏乘龙，上下以理。”因为龙是“水物”，所以又传说“禹渡于江，黄龙负船”。可见为帝王拉车和负船，都是龙的分内工作。龙是帝王的海陆空三栖交通工具，从历代帝王座驾上的龙纹来观察龙在帝王生活中的位置变化，应该是一条可取的途径。

传说早在周代就有舆辇定制，不过由于记载不详，我们难以从早期经籍中了解其中的用龙制度。据说周天子用五辂，以玉辂为首。《通典》仅记其“建太常，十有二斿”，未详玉辂车身之龙纹。后汉光武帝用金根车，即拟周之玉辂，“金薄缪龙，为舆倚较，文虎伏轼，龙首衔轭，左右吉阳筒，鸾雀立衡”（《通典·嘉礼》）。轭是牛、马等拉车时架在颈部的套具，龙没有可以拉套的脖子，只能将轭衔在口中（见图1-10），以此象征玉辂乃龙驾大车。从这段记载看，龙与虎、鸾雀的地位并没有本质区别，就其劳动强度来说，似乎龙的工作是最苦累的。

《礼记·月令》多次提及天子“乘鸾辂，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汉书·礼乐志》记载建始元年（前32年）丞相匡衡奏过的一首郊祀曲，曲名就叫《鸾路龙鳞》。可见早期的天子玉辂是以鸾为名，以龙为驾的，象征自由往返于天地之间。《隋书·礼仪志》记载了南朝齐永明年间（483—493年）的玉辂之制：“上施重屋，栖宝凤皇，缀金铃，镊珠珰、玉蚌佩。四角金龙，衔五彩毦。又画麒麟头加于马首者。”可见南朝时期的玉辂至少有两层，凤栖于顶，金龙四布于角，龙的地位显然不比凤凰高。日本“三大曳山祭”的山车（见图1-11），就是传自中国唐代重屋、栖凤、角龙的大辂车。

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重置五辂。唐代初期沿用隋制玉辂，基本没有变化。有唐一代，主要用的是显庆年间（656—661年）所制玉辂，“世之良工，莫能为之”。显庆辂的形制一直沿袭到宋政和年间，政和三年（1113年）始用新制。元代玉辂于至治元年（1321年）制成，益加繁复壮丽。明代以永乐年间（1403—1424年）大辂为最高规格。清初沿用明代旧制，乾隆八年（1743年）将明代大辂改称金辂，辂式不变。乾隆十三年后，不断加造、改装，形成五辂、二辇、三舆并行的豪华车队，形制繁复到了极致。

我们只要将隋、唐、宋、元、明、清历朝玉辂上的动物图纹做一比较（太常旗另论），就可以大致了解龙纹在帝王祭祀礼仪中的地位变化。

从表1-1可以看出，自隋至清，玉辂上的动物纹发生了许多明显而有意思的变化。

1．龙纹不断增加。由隋辂2龙增加到清辂386龙。龙纹在整个玉辂动物纹上所占比例由隋代的10%左右上升到清代的93%。

2．凤纹不断减少。由隋辂10凤减少到清辂0凤。凤纹在整个玉辂动物纹上所占比例由隋代的50%强下降到清代的0。

3．其他鸟兽纹数量虽然没有明显变化，但在整个动物纹中所占比例则由于龙纹大幅上升而急剧下降。

还有一种变化体现在龙纹所处的位置上。隋代玉辂中，四灵地位处于均衡态势，龙、凤地位大致相当，比虎、龟略强。唐宋年间，尽管玉辂工艺大大加强，但依旧循用古礼，龙、凤及其他鸟兽所处地位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龙的地位在元代得到空前提升，玉辂最显著、最重要的位置均由龙纹占据。

明代大辂上的龙纹更是极尽繁复，一方面朝着琐细化方向发展，一方面由于数量太多，必然变得程式化且泛滥无趣，仅天轮三层、沥水三层上，龙纹叶板和龙纹褶绣即达324个。程式化的龙纹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标志，大大冲淡了龙的艺术趣味。更有象征意味的是，明代大辂在辂顶加装了一只“镀金铜蹲龙顶”，由此确立了龙在皇家动物园中的至尊地位。

明代大辂用龙已经登峰造极，清代金辂难以在舆制上做大的改进，乾隆皇帝只好对车辆数量进行扩编，将一部劳斯莱斯扩编成了一个由不同型号劳斯莱斯组成的豪华车队。

玉辂之制，由隋前的凤凰栖于重屋之上，龙首衔轭拉车于下，到隋唐间的龙凤并重于辂，再到元代的诸龙当道，最后发展到明代的镀金铜龙蹲于辂顶。龙的皇帝内侍地位得到日益加强，陪侍皇帝出镜的频率越来越高，终于在明清两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凤的角色则不断淡出，有清一代，终于彻底退出金辂，由纯阳火鸟变性为象征后宫的雌性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