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海宁潮之子
1923年3月[1]，查良镛生于浙江海宁袁花镇。三十年后，他有了一个特别凡庸，又特别不凡庸的名字，叫作金庸。这个名字，为世间带来刹那的光华，或许，还将闪耀着永久的光华。
这部《金庸评传》，对于传主，始终以“金庸”称之。
十几年来，我很少在金庸后面加“先生”二字，只为避免烦琐，不是对先生缺乏敬意。本书提到我素所尊敬的许多人的全名时，也不特意加“先生”二字，“在自己心中尊敬就是了”（金庸语）。
金庸的出生地海宁，旧辖于杭州府，金庸因此常以杭州人自居。
1963年，金庸说：“我是浙江海宁人，儿童和少年时期在海宁和杭州两个地方长大，钱塘江日夜潮汐，西湖畔杨柳桃花，那是我生命的一部份。”（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胡河清认为，“金庸是将号称天下第一潮的海宁潮捎向人间的绝世怪才”。张文江也说：“《书剑恩仇录》选择了海宁陈家作为题材，既然童年时代在家乡所闻的故老相传的历史故事影响了金庸第一部小说的题材选择，那么童年时代在家乡所见的汹涌澎湃的海宁潮是不是也影响了他？金庸十四部小说的内在气势难道完全是偶然的吗？”（张文江《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第210页）
红旗出版社总编辑徐澜谈到：“金庸很愿意写钱江潮。我觉得潮水，因为这是他家乡的一个特质，这个应该也是他的家族里面的血液里面的基因，所以这个特质让他一路裹挟着，钱塘江潮一路裹挟着让他走了很远很远很远。”
徐先生下面两句话，尤其值得格外关注和体会：“我记得金庸回来时间最多的就是跟观潮节相匹配的季节，也就是每年的10月份前后，海宁潮水最大的季节他要回来。”（凤凰大视野《书剑恩仇——金庸和他的江湖》）金庸与海宁潮，相遇如有约。
迄今为止，没有人能说清流播天下的金庸小说与闻名天下的海宁潮（又称钱塘潮、浙江潮）之间的关联。永远也无人可说清金庸小说与海宁潮的关联。
极天下之壮观的海宁潮，与极天下之壮观的金庸小说，二者之间，必有关联。
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有海宁潮：“……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
这部小说的后记中，有海宁潮：“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的。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
金庸写小说，固是出于种种偶然（例如罗孚的催稿），但他一旦动笔写起来，脑海里，心念中，自然有幼年夜中那“滚滚怒潮汹涌而来”。
在《书剑恩仇录》后记中，金庸想起了海宁潮，也说起了海宁人：“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此节，金庸谈及海宁的三位近世人物和自己小说中一位虚构人物。实则，还有一人隐身其中，就是金庸自己。
由这节文字看来，金庸还是比较相信“一方水土一方人”的道理的。某一地的杰出人物，往往有着共同的禀赋。“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说的是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陈家洛这些真实或虚构的海宁人物，金庸未必多么“客观”，而置己身于其外。
金庸对严家炎说过：“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陈家洛的忧郁、执拗与悲剧意味，某种程度上，正是作者金庸自身性格气质的“折射”。
金庸，是“一捆矛盾”，在各个方面都充满矛盾。世人所见的金庸，似乎总在微笑，他天生的忧郁、执拗、不合时宜与悲剧意味，掩饰住了，但总不会消失。
在所有照片中，金庸都笑容灿烂，然而，郭宇宽访问金庸时，“无意中近距离看见休息室中当摄像机和闪光灯没有对准他的一刹那，老人疲倦落寞的神色”，给郭先生留下深刻印象。
给金庸做过多年秘书工作的杨兴安，于所著《金庸小说十谈》中，最爱谈莫大先生那篇《谈高人抑郁》，“因有金庸影子，感（金庸）其人亦有抑郁也”。
金庸于古时大文人，最崇仰苏轼，苏轼的自我定位，正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金庸此生并不很开心，跟他的人生遭际相关，与他身上天生的“忧郁色调”“悲剧意味”和那“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也不能完全无关。
几个海宁人，可能影响金庸
海宁市博物馆教育部原主任吴德建回忆：
（金庸）先生生前，总要与我谈到蒋百里先生的大侠大义，金庸先生曾写“大侠蒋百里”条幅给我，让我编在《蒋百里先生墨迹》的前面，先生对蒋百里不是一般的崇敬，我们今天细细去悟，金庸的一生，这种侠义风骨，也或多或少是有蒋百里的江南文人为国为民的思想基因的。
《蒋百里先生墨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金庸先生要了四部，一部他给秘书李以建先生珍藏。
1963年，金庸回忆：“抗战初起时我刚进初中，当时读到的《大公报》上的几篇文章，直到今天还是记得清清楚楚……蒋百里先生分析日本侵华必败，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信心。”（金庸《谈〈彷徨与抉择〉》）金庸眼中的蒋百里，一直是“大侠”，是郭靖那种“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像海宁乡贤蒋百里一样，金庸一向对军事有着极大的兴趣。
马云回忆起他与金庸的一次会面：“老先生家的书房里全是各类的书，整整齐齐。我很好奇的问他，这些书你都看过吗？他说：‘没有，我书看得不多。’我心里大喜……晚饭后，我又开始吹了。我从一战史，二战史……一直侃到未来互联网的影响。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老先生居然门儿清，讲一战，二战澳洲士兵的布防到战况……还说在哪个书架上有哪本书说了那次战事！他还说他不看书，我汗颜得一塌糊涂。”
金庸所写，是“武侠”小说。这个“武”字，分为两部：一为内家与外家功夫之“武”，一为文治武功之“武”。金庸好写战事，由开笔的“黑水营之围”直写到封笔的“雅克萨之战”。从金庸的小说、《明报》社评、《卅三剑客图》、《袁崇焕评传》、《成吉思汗家族》等文字看来，金庸对于军事史与军事家一向投以极大的关注，他自己似乎也颇以“知兵”自负，其间有无军事学家蒋百里的影响在，难以断言。
在《袁崇焕评传》中，金庸不时地对当时的战役、战略加以指点，指出战争应该这样打，应该那样打，他确以“知兵”自负。
他（袁崇焕）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欢和人谈论军事，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总是向他们请问边疆上的军事情况，在年轻时候就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
他少年时便以“豪士”自许……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谈天说地，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金庸《袁崇焕评传》）
金庸未必做着与袁崇焕一样的事，但是，自少年时代起始，就非常关注军事理论与军事动态。这一点，金庸与袁崇焕，很可能是一样的金庸早年，一直志在从政，要做范蠡、张良这样的“帝王师”。1989年，金庸曾在一篇序文中谈及自己小说的男主角的结局，很多都是“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原因之一，是“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从小”二字，需要注意。
20世纪90年代，金庸在台湾演讲，谈“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他说：“过去也有人问我想当中国历史上的哪两个人？我说我想当范蠡和张良这两个聪明人，他们建立了很大的功业，但后来成功后功成身退，也不贪、也没做什么大官，带着漂亮老婆逍遥自在，这种人很难得……范蠡除了帮越国把吴国灭掉这个大贡献外，便无其他，张良总还帮刘邦建立起汉朝——也许这两个有智慧的人基本上都很有成就，但贡献有别。”（《金庸散文集》第235页）仔细寻味这段话，基本可以确定，金庸在他人生的某一阶段，将范蠡与张良视为自己的楷模，试图像范蠡、张良那样，“建立了很大的功业”，然后“功成身退”。
做勾践、刘邦这样的大领袖，金庸或许也不是没有想过，或许他也“从小”就想过了。1988年，金庸给自己的小学老师陈未冬写信，回忆起小学五年级时的自己：“年少顽皮，自封为‘独裁者’，老师颇加优容，此时思之，既感亦复汗颜。”
然而，金庸的胃口总归是不很大，还是更满足于做范蠡、张良。当然，最后也没做到。
生于“大争之世”的金庸，很早就开始关注军事，部分原因，或许也为他的从政之志。金庸“从小”就“十分钦仰”张良。《史记·留侯世家》载：
“（黄石公）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
1956年至1957年，金庸与梁羽生、陈凡，在报上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金庸所写，共二十八篇。其中《马援见汉光武》《马援与二征王》两篇，谈汉朝大军事家马援。后一篇中，金庸谈到：“马援这人很有才能，军事见解与皇帝特别投机，讲故事的本领尤其好，据说他讲起故事来，从王子直到普通老百姓，个个爱听。”金庸本人，也是“讲故事的本领尤其好”。他是否曾以马援自期、自许？不好说。
“三剑楼随笔”中，《郭子仪的故事》《代宗·沈后·升平公主》两篇，谈唐朝大军事家郭子仪。前一篇中，金庸谈到：“在历史上，郭子仪是许多人的理想，出将入相，既富贵亦寿考。”在现实中，金庸本人，是否也曾将郭子仪视为自己的理想呢？也不好说。
《袁崇焕评传》中，金庸评价努尔哈赤“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大天才”。自我感觉对“全世界”的军事史有充分了解与认识，金庸才会有此判断——他的判断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
金庸不仅关注古代的全世界的战争史，当代的全世界的战事，他更关心。1967年12月22日，金庸发表社评《明年二月，越南大打》。1968年2月1日，美国、越南果然大打。2月3日，金庸发表社评《甫交二月，果然大打》，说“不幸而言中了”。这里面，有金庸对自己政治才能的自信，也有对自己军事才能的自负。
金庸既素以“知兵”自负，他一生更深爱围棋。《天龙八部》中，黄眉僧感叹：“纵横十九道，迷煞多少人。”《天龙八部》作者，就是被围棋“迷煞”的一个人。
梁羽生逝世，金庸回忆：“他（晚年）还在澳洲，手边没什么棋书，只有我从前送给他的《弈理指归》（施定庵著）、《桃花泉弈谱》（范西屏著）等，那是清朝的旧书。”金庸送给梁羽生的这两部棋书，皆为海宁乡贤所著。
程兰如、梁魏今、施定庵、范西屏并称“清代围棋四大家”。施定庵、范西屏，都是海宁人。金庸1956年在“三剑楼随笔”专栏写《围棋杂谈》，谈及这两位：“范、施是清代乾嘉年间的两位围棋大国手，棋力之高，古今罕有，直到现代的吴清源才及得上他们。”
金庸自幼好围棋，至老不变，他是“痴于棋”，也在小说中写出很多围棋的故事。金庸更认为：“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
金庸对池田大作谈到：“中国近代著名的佛教领袖太虚法师，以及当代学问最好的出家人印顺法师都提倡‘人间佛教’，主张佛教须要入世，要为社会、人群作出贡献。我觉得他们的主张适合时代要求。”（《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242页）这两位佛学大师，也都是海宁人。
1977年，金庸在《侠客行》后记中说，他“写《侠客行》时，于佛经全无认识之可言，《金刚经》也是在去年十一月间才开始诵读全经”。金庸在别的场合，也多次说过自己认真研读佛经是很晚近的事，但他小时候便时常听祖母在诵念佛经，这样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虽不可高估，也总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武侠小说接承的，分明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志怪一支的传统。志怪小说之祖干宝，祖籍河南新蔡，却是半个海宁人。干宝幼年即随父南迁，而埋骨于海宁。《搜神记》中，《干将莫邪》一篇，很可以当作武侠小说读的。
1956年，金庸撰文谈《天仙配》，引用过《搜神记》所载董永故事。
海宁王国维，目中无“雅俗”
金庸对记者说过，海宁地方小，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做过他的老师。金庸小说，多写边疆民族的人与事，其间可能有海宁乡贤王国维的影响，也可能没有。
金庸在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级中学的同学高玉阶回忆，金庸“这个中学生，就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将中国文学史分期为以屈原为代表的上古时代，以杜甫为代表的中古时代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近代”。金庸对王国维之倾心与推重，由来久矣。
1941年9月4日，正在联合高中读书的金庸，在《东南日报》发表长文《一事能狂便少年》，题目即出自王国维《晓步》诗。这是金庸生平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林以亮（宋淇）曾借用王国维的说法，谈金庸小说人物：“你那些武侠小说的男主角，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人生的成长过程，或是武功的成长过程，发展到最后，每个男主角都总会发展到一个最高的境界。这最高的境界，也许我们可以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那三种境界的最后一种来说明一下：‘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境界，似乎是那男主角自己悟出来的。”（《金庸访问记》）
林以亮是最早对金庸小说做出较高评价的学者之一。
海宁金庸所创作的，是世人眼中的“俗文学”。他的同乡前辈王国维，正是最不歧视、最早重视并研究《红楼梦》与元杂剧这些“俗文学”的大学者。
林以亮看海宁大儒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时是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王国维真是一位文学批评大师。当时一般学者认为《红楼梦》是不屑一顾的说部，他却公然提出：‘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惟一大著述。’在六十余年前，这是何等的见解，何等的胆识！”（林以亮《红楼梦识要》第6页）
直到20世纪初，《红楼梦》一书，在大多数国人眼中，也还“通俗”着。关于大众认知中《红楼梦》由“俗”而“雅”的转变，俞平伯也谈到：“红学之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性质之认识。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三君，俱以师儒之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页）
金庸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中，坦言自己创作武侠小说系“自娱之余，复以娱人而已”。“自娱娱人”四字，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也出现过。或许，金庸的自我期许，正是成为王实甫、关汉卿、马致远那种虽当时不被社会承认而自有其永恒价值的作品的写作者？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王国维之前，国人的观念中，元杂剧普遍被认为通俗，是不入流，甚至是下流的。
假如王国维有机会读到海宁后辈金庸的小说，而并不如何推重，原因只能是，他觉得金庸小说写得不够好。仅仅因为金庸小说之通俗而投以鄙夷的眼光，这在静安先生是绝无可能的事。
王国维认为：“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故无界限也。”大儒的眼光见识，毕竟不同。
王国维至交陈寅恪，心中亦无雅俗之见。陈先生少读既“雅”且“纯”的“新文学”，独爱张恨水所写传统的、通俗的章回体小说。
王国维、陈寅恪这样不为雅俗之见拘囿的通儒，毕竟稀有。多数人一面对以往世代的通俗形式和通俗作品顶礼膜拜，转头就对现世的通俗形式和通俗作品嗤之以鼻。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如此。上千年来，乐此不疲。
这样荒谬的雅俗之见，在今日，仍具有极大的力量。不少批评家，唯一的本事就是“贴标签”。在他们看来，只要给某一作者或作品贴上“通俗”标签，这作者与作品的价值便永远只能居于二三流，而他们作为批评家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不是所有的“纯文学”作家，写作态度都严肃，都那么纯正；也不是所有的“通俗”作家，都是一种游戏态度。金庸每日为报纸写一千字的小说连载，耗时两个小时以上。朋友们可以自己试试两小时写一千字，便知这速度可有多慢。
沈西城与阿朱二人，一起访问金庸，阿朱问：“你脱离了《大公报》，自己创办《明报》，日理万机，你用什么时间写稿？”金庸答：“我多数在报馆写。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沈西城《金庸与倪匡》第18页）访问者与被访问者，所说的“写稿”，很明显，都指向金庸的小说创作。傅国涌前后两部《金庸传》，都误以为他们谈的是金庸所写《明报》社评。傅先生延续着新文化运动以来对章回体小说创作的轻侮心态，或许想象不到，一个“通俗小说家”写章回体小说也会如此认真，如此投入。
当然，金庸每天写社评，也像他写小说连载一样用心。李文庸在《明报周刊》工作多年，也在金庸创办的《明报》《明报晚报》《明报月刊》《武侠与历史》等报刊发表过文章，与金庸过从颇密。据他说，金庸“写作速度奇慢，有时两三个钟头才写一千字，小说稿如此，社评亦如此”。（《金庸其人》第50页）
金庸写了十七年小说。写到第三年的时候，金庸就在《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一文中表示，他的写作，不仅要“使读者感到有趣”，而“确也希望武侠小说能有资格被称为‘文学’，确是在努力依着文学的途径来写作武侠小说”。
“通俗小说家”金庸，晚年对池田大作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金庸并不讳言自己写作为了赚钱。但是，从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金庸就不是将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书剑恩仇录》结集为小册子，出版速度总是比不过盗版书商，一个重要原因是金庸要修改一遍再出版。在金庸写第一部小说还很不宽裕的时候，也宁愿少赚钱，费时费力修订，让自己的作品更完美一点。
金庸一向认同、尊信孔子思想。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金庸最倾慕的历史人物，则是范大夫，而“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
金庸终于没有做成范蠡这样的“帝王师”，而以小说创作名世。
在接受《渣打财富人生》节目组采访时，金庸说：“自古以来，所有的文人都好名。文人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写文章的金钱回报不多，主要目标是获得名气，希望别人欣赏自己的文章。”
金庸平生，“好名”甚于“好利”。
金庸亦可名“家洛”
良镛是学名，金庸的乳名叫作宜孙，祖父查文清给取的，家里人叫他宜官。
海宁市档案局主办的海宁档案史志网上，写明金庸的祖父查文清逝世于1923年。金庸又自说他的乳名宜孙是祖父所取，则金庸的生年为1923年的可能性就更大。
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金庸认为：“孟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义’。那是一切行动以‘合理’为目标，合理是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中庸》则谓：“义者，宜也。”“宜”，一切都那么合适、合理，非常美好的名字，又不夸张，是儒家中庸的精神。
一日，黄霑请客，金庸、倪匡均在座。席间，倪匡问林佐翰是否记得《碧血剑》中“石梁五老”的名字，林答出温方达、温方义等五人。倪匡跟着解释何以温氏五老用此名字，原来“义”字在宁波、嘉兴一带的方言中，便是二的谐音。（林佐翰《金庸小说十谈》序言）金庸在《月云》中则说：“宜官姓查，‘宜官’是家里的小名……因为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两节对照，可知“宜”就是“二”，“宜官”就是“二官”，就是他们查家的二少爷。
祖父怎样给他取名，金庸就把这套手法用在《碧血剑》的人物头上，且是用在那五六个极反面、极不堪的人物头上。细思之，有意思。
海宁查氏，祖籍江西婺源。元末，查瑜始由婺源凤山之下迁至海宁龙山东南之古朴桥，因所居名“龙山”（周光斗《怡园记闻》言“袁花之山总名为龙山”），称“龙山查氏”。
查瑜，就是海宁查氏的一世祖。
查瑜略通医道，其长子查恕可称名医。
海宁查氏到第三世，始分为南支、北支和小支。这三支，都是查瑜幼子查慧，而不是长子查恕的直系后人。
查良镛（金庸）属南支。
海宁查氏，史上最著名的人物，自是清初大诗人查慎行。查慎行有一孙查岐昌，并不业医，而字药师。《射雕英雄传》中的“东邪”，叫作黄药师，当与金庸族祖查药师的名讳无瓜葛，而只出于偶合。
2001年，金庸到访河南嵩山少林寺，为读者签名，写下了“金庸原名查良镛，河南汝南郡”几个字。他解释说，他祖籍河南汝南郡，是后来迁徙到浙江海宁的，“我也是河南人”。
2007年左右，金庸接受安徽电视台采访。说：“本来，婺源属于安徽的时候，我们老家是婺源的。我出生在海宁，我们从婺源迁到浙江去的……婺源，我们姓查的从河南那边、汝南那边迁过来的。”金庸认为，海宁查氏从汝南迁到婺源（后再迁到海宁），这个似乎是有争议的。不过，重要的是，在金庸本人认知里，他也“家洛”，老家乃在河洛。[2]
查慎行的族叔查继佐，则在《罪惟录》自序中说：“查氏原系姬姓，鲁侯伯禽之苗裔。”也就是说，金庸的远祖，可以推到周文王姬昌——周公姬旦——鲁侯伯禽一系。
金庸生平服膺儒家思想，尤其推崇孔子。孔子“宪章文武”，而时时“梦见周公”。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和周公姬旦，都是儒家崇敬的理想人物。其中，周文王、周公都是金庸的直系祖先，周武王虽非直系，也可算是金庸的远祖。
金庸生平最企慕的历史人物，是范蠡与张良，实则张良也是周文王后裔。
金庸，若有另一个名字，可以叫作“查家洛”。
陈，家洛；查，也家洛。
“家洛”二字，明显有着文化上“寻根”的意味。
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确有一位名叫陈家洛的先生，是专门为夏梦拍照的剧照师。金庸之所以从这位先生那里借用了“家洛”之名，应该不仅是出于对夏梦的痴情，也因为这二字契合着金庸的情怀。
河洛，中原，在地理上（可能）是金庸的故乡，在心理上，更是他的精神家园，就像他所自言：“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
“杨兴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评论说，金庸是500年一遇的高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清代有一个大才子纪昀，可以说已经到了‘能收’的境界，而金庸却更上一层楼，既能收，又能放。”（杨兴安《我给金庸李嘉诚当秘书》）金庸能否当得起如此崇高的评价，我也不无怀疑（毕竟五百年内，中间还有一位曹雪芹），而仍觉杨先生所言，大有道理。
张文江最喜《笑傲江湖》第十回“传剑”，认为：“是神来之笔，几乎句句都是对的。文学上这些大天才，完完全全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写起来出神入化，也不知道感通了什么。《传剑》中风清扬教令狐冲的这套剑术，完全是思想的境界。独孤九剑就是剑术中的《易经》，里边的内容就是判教，剑术的精要就是学术的精要……《红楼梦》也是这样。”（张文江《〈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
胡晓明认为：“金庸小说的精神气质，也是一个文化的预言。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老信念潜潜相通。第一个证据是他的全部小说都以中国文化的儒、释、道基本价值为精神龙骨。而且以高度的热情表彰这些价值，因而我将其看成一部大型的寓言，讲述中国文化复活的伟大传说。”（胡晓明《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
胡河清则认为：“在金庸的小说中，几乎涉及了中华民族心理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每一种典型情感形态。这可以使人回溯到曹雪芹。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一个反映中国人情感生活的多棱柱。金庸的小说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具有文化典型意义的情感系统，这表明金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深湛的感悟。现在不少当代小说家缺乏的正是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生命脉搏的深微把握，因此他们作品中的情感生活，像是从西方小说中移来的。”（胡河清《金庸小说的情感系统》）
胡河清又谈到：“金庸的小说中其实藏着中国文化的密码……如果有谁要我介绍有关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入门书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向他推荐钱锺书的《谈艺录》和金庸的十四部小说……要真正呼吸领会这些语言精华的实质所在，还必须在诞生这种艺术文化的诗性氛围中浸淫一番。金庸的小说就提供了典型的中国诗性文化的现实氛围。在这个美丽至极的诗国中游历一番，便取得了叩开中国古典艺术文化宝山之门的钥匙。”（胡河清《中国文化的诗性氛围》）
郭宇宽曾对金庸说：“从您的小说中我们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中国文化之美，有人把您的作品视作对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一次回眸，为什么这次回眸偏偏是在香港这个……文化孤岛上完成的？”金庸回答：“我是从内地过去的，从小读的是中国的书，我的根在内地。在香港生活以后，远离故土……只是远远的看到内地发生的一切，害怕文化的根断了，也有一种忧患在里面。”（《郭宇宽：对话金庸》）
在马识途看来，金庸作品的成功处在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等各方面有深刻的表现和承载。他谈到：“为什么金庸的小说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读，反复拍电影，它体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意识的东西，也体现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他是把中华民族优良的性格、传统都要体现出来的。”（《成都日报》载《昨日得知金庸去世，马识途托香港朋友与老友家人联系》）
张文江、胡晓明、胡河清、郭宇宽、马识途诸先生，都看到，也都强调，金庸与中国文化那种微妙而深切的血脉联系。
金庸，胜在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总体把握与感性认识，更贵在能“化”，但他的“旧学”，并无师承，一向得力于自学，细节上就难免有粗疏之弊。
海宁查氏源流
《鹿鼎记》第一回，金庸写出他们家族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查继佐（字伊璜），写他与吴六奇的传奇故事。
“查氏原系姬姓，鲁侯伯禽之苗裔”，是查继佐在《罪惟录》自序中写下的字句，不是金庸在小说中给他这位祖先分配的台词。
华夏查氏之源流，大致如下：
周成王封其叔周公旦之子伯禽于鲁。
周惠王时代（公元前676年至公元前652年），伯禽的后裔姬延，封于柤（“柤”是“查”的古字），因以封邑为氏，改姓为查。姬延改为查延，是为华夏查氏始祖。
查氏五世至八世祖，均为晋国的大夫。
十二世祖查何，随公孙贺西征，汉武帝称之“守西河之国珍”，封济阳伯。
二十一世查忠，汉明帝时授中书，也封济阳伯。
二十九世祖查柏，任海陵太守，晋怀帝时避石勒之乱，由涿鹿迁丹阳，复迁九江。
三十世祖查义宏，由九江迁济宁州。
三十六世祖查义祖，为隋安阳令，由高邮迁安徽歙州。
四十九世查昌，官至唐代吉王府长史，以兵乱，避居休宁城北，为休宁查氏之始祖。
据说，韦小宝的老朋友“小玄子”（康熙帝），为海宁查家题写了“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的对联。上联“唐宋以来巨族”，应该是从华夏查氏第四十九世查昌（休宁查氏始祖）算起的。
至查氏五十世时，出了两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即查文徽、查文徵两兄弟。兄查文徽，南唐元宗时，任建州留后，进工部尚书，谥宣国公，其后人仍居休宁。其孙查道，为北宋文学家，官至龙图阁待制，徙家海陵（今江苏泰州），海陵查氏也为查氏旺族。弟查文徵，仕南唐，为寿州六安令，累迁宣歙观察使。北宋太祖乾德元年（963），查文徵自休宁隐居于婺源。他便是婺源查氏的始祖，也为浙江海宁袁花查氏的直系世祖。金庸曾为婺源一处风景区题字“大鄣山卧龙谷”，但他生平并没去过婺源。
1995年，金庸给世居婺源的族侄查传宦复信：“来函中所提及查氏宗族渊源，我甚感兴趣，然而对家族历史我没有太多研究，所知有限，但根据长辈所言，我家的确于早年自婺源迁浙江海宁，故我们应是本家。谢谢你向我提供查氏家族资料，望以后多作联系。”（何况《金庸写给婺源族侄的一封信》）
2005年2月，金庸对原籍吉安的《环球》杂志驻香港记者廖翊说：“我和你算得上老乡——我的祖籍是江西婺源，后来才迁到浙江海宁的。”
查文徵子查元修，初仕南唐，后归宋，袭父宦荫，授宋太常寺太祝。宋乾德二年（964），由婺源迁居于婺北凤山。查元修之子查甄，为大理寺评事，因无嗣，由休宁文徽公之孙查道的第三个儿子查永之承继。
金庸曾对池田大作讲过查道的故事：“有一次他行路在外，途中又饥又渴，在路旁一枣树上采了些枣子吃了。为了偿还枣树的主人，他在枣树上挂一串钱，表示没有偷别人的枣子。”
至婺源（凤山）第十六世（华夏查氏第六十五世）查伯圭，仕元为校书郎，生子士琦、士璿。士璿即查福，仕元为提领；生独子查均宝，为查氏得姓以来六十七世孙。
查均宝，又名查瑜，号仁斋，为避元末战乱，翻过浙岭，直至檇李（即今日之嘉兴），最后定居于海宁园花里（袁花）龙山东南之古朴桥（后人称查家桥）。
自海宁查氏一世祖查瑜以降，第六世查绘定下字辈排行的前十六字：“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第十七世查元偁，又拟定海宁查氏字辈排行后十六字：“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以上，主要参考汪千里《海宁袁花查氏》一文，以及《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第一章。）
金庸的父亲是“忠”字辈，叫作查楙忠。
查良镛（金庸），自然是“良”字辈。同辈的名人，有20世纪中国第一大诗人查良铮、教育家查良钊、法学家查良鑑（鉴）。四人，字辈皆“良”，名字的第二字都是“金”（钅）旁。
金庸的两个儿子是“传”字辈，即查传侠与查传倜。
金庸的祖父，是“美”字辈。
祖父查文清与金庸
据金庸说，他的祖父，“文清公，字沧珊，故乡的父老们称他为‘沧珊先生’”（《连城诀》后记）。
查文清晚年，给自己另取一字，曰“退思”。
《连城诀》中凌退思的名字应该不是根据作者祖父查退思的名字起的，因为这位凌退思大人的形象实在太不堪，祖父却是金庸生平最敬佩的人。
《倚天屠龙记》中，“金毛狮王”谢逊，亦字退思。
约是20世纪80年代，大哥查良铿给金庸的书信中，讲起祖父在日，他们家东厅正中有方匾“退思轩”。我猜，这块匾，记事之后的金庸未必见过。
金庸对池田大作说过，自己出生不久，祖父就去世了。海宁市档案局主办的《海宁档案史志网》网站，写明金庸的祖父查文清逝世于1923年。2004年《丹阳日报》有一篇长文《金庸的丹阳情结》，详细介绍了金庸1986年春到丹阳寻访其祖父查文清遗踪的缘由和经过，文中也说：“1923年，查文清病逝于海宁。丹阳百姓为他在公园内召开了追悼大会。”（《侠坛巨擘》第15页）如其属实，则金庸的生年，必为1923年，而非1924年。
徐世昌得知查文清的死讯，为之题写像赞：“潇潇白发丹阳尹，曾并簪花竟少年。大好河山供写照，春风回首一潸然。”并遣人专程到海宁吊唁。
由“曾并簪花竟少年”一句，可以猜想，徐世昌与查文清当是“同年”，同一科的进士，二人结识于新科进士“簪花”的“恩荣宴”上。一查，果然。金庸在《连城诀》后记中说：“我祖父文清公……丙戌年中进士。”这个“丙戌年”，只能是公元1886年。查文清、徐世昌二人都是光绪十二年（丙戌年）进士。查时年37岁，徐31岁，都不很年轻了，但厕身于进士群体中，仍算得“少年”，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是也。
同年登科之后，查文清、徐世昌二人或许多有往还，颇有私交，“春风回首一潸然”句，寄寓怀念故人之情。
各种记载都说“总统”徐世昌派人吊唁查文清，但徐世昌1922年6月便通电辞职，不是中华民国大总统了。不是大总统的徐世昌仍可能派人吊唁查文清，那就不是公事，而完全出于私谊了。海宁乡人仍会将此事视为极大的荣耀，即便不是来自现任大总统，他们仍会说是“徐大总统”遣人吊祭查文清。不管在任或已卸任，都以某人担任过的最高职务称呼他，这在中国社会乃是常例。
查文清是海宁查家最后一名进士，官职也只做到“丹阳尹”。在查文清丹阳知县任上，当地发生了著名的“丹阳教案”。查文清为庇护烧教堂的乡民，辞职还乡。
金庸对杨澜谈过祖父与丹阳教案：
我祖父那时候在丹阳做县令，丹阳人与当地的天主教徒发生冲突，因为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在各个地方办了教堂，有一批当地的流氓、坏人就借着外国教士的势力，在外面敲诈、欺负百姓。
比义和拳还要迟一点，义和拳已经过去了，但一般老百姓对外国人还有反感。后来，天主教士和老百姓发生了冲突，老百姓就放火把教堂烧掉了。在江苏省到处都有老百姓和教士冲突烧教堂的事件，但丹阳第一个发生，所以法国人就与清朝交涉，慈禧太后当政下令，因为义和团之后，清朝很怕外国人又来打了，所以叫总督刘奎义（重按：应为刘坤一，杨澜写错了）严办。哪个放火的，杀几个人就算了。杀几个人外国人高兴了，这件事就平息了。总督就命令我祖父，当时哪几个为首的，你至少杀十个、八个来斩首，叫外国人来看看，他们就满意了。我祖父觉得老百姓和外国人交涉，双方都有不对。烧教堂固然不对，但也不可以就这样杀老百姓的头，后来他表示反对这件事，那总督又下命令说：你十个、八个不杀，至少杀两个。
……
我祖父觉得两个也不杀，他就把两个人放了。第二天，自己写报告说：这二个人逃走了，我失职，自请离位处分。总督就写报告给慈禧太后说：这个姓查的县令办事不力，现在我已经把他开除回家了，这两个人就此得到幸免。后来我祖父在家住了多年后去世了，这两个人从丹阳很远跑来我家吊祭、磕头，感谢救命之恩。
……
我到现在还很佩服，很不容易。因为当时做官，我祖父是丹阳进士出身，后来在丹阳做官因为有本事已经做了县令，马上可提拔做知府了，加了一个头衔叫“同知”，就是准知府这样子。
（杨澜插话：能够为了几个百姓的性命放弃自己的锦绣前程，在当时那个社会里是非常不容易的高风亮节。）在现在也不容易。（《金庸其人》第172—173页）
金庸说祖父对他有两个影响，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其实，丹阳教案与当时的各种教案一样，固然有“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因素，更有其他原因。
金庸在《连城诀》后记中引述了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关于丹阳教案的记载。邓先生也说，一面是“教士之骄横”，一面是乡民“推测附会”，“争端遂起”。
丹阳教案的兴起，据说是这样的：
……教会为拉拢百姓，广设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慈善机构，但背后残害婴儿入药，拿中国贫苦病人作实验品，使民间流言四起，十分恐慌。另外，教会为扩大规模广招教民，其中不乏恶霸地痞等“莠民”，而他们在教会的曲庇下，强占人妻，横侵人产，引起普通百姓的强烈不满，民教积怨很深。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二十五日，丹阳百姓发现教堂桑林中“置毙孩尸体无数”进入教堂寻找，竟无一活婴，群情激奋，遂将教堂付之一炬……（李卓隽《金庸祖父查文清儒家思想浅析》）
教会招“莠民”入教，这事必是有的。至于“残害婴儿入药”云云，实属荒诞不经，没有可信性。我们吃过、见过的西药，都很不少，有谁听说过，有哪一种西药，需要婴儿入药？
表现于金庸的小说、社评及其他各类言说中，民族主义气息浓厚，祖父的经历对他或有影响。
尽管金庸很有几分民族主义情绪，他应该不会还相信当年喧传一时的“残害婴儿入药”的传言了。
不知当时的查文清信不信。1870年，正在办天津教案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办一咨文，力辩外国无挖眼、剖心等事。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相信教堂“残害婴儿入药”，在那个年月，也很正常；若是不信，就更加难能可贵了；不管信与不信，查文清“受参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上司叫他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但我祖父（查文清）同情烧教堂的人民，通知为首的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烧教堂，并无为首之人。跟着他就辞官”，都是极有担当，而无可指责的，蔼然一片仁者之心。
查文清“接任做丹阳知县后，就重行审讯狱中的每一个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辞官回家时，索性悄悄将他带了来”，就养在自己家里（《连城诀》后记），更是仁者心怀，令人钦敬。
金庸在《连城诀》后记中说，查文清辞官后，设立义庄，买了几千亩田地收租，租金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妇，使他们能平安过活。凡是上了中学、大学的人，每年都可分两次领取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查玉强兄则查证指出：义庄之设，并不始于查文清，海宁查氏义庄早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就已设立了。
海宁查氏义庄之设，仿照的应是北宋名臣范仲淹。范文正公“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
查文清晚年编过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后来都成为金庸和他堂兄弟们的玩具。很多人都说金庸读过甚至背熟了雕版上不少诗词，我没看到金庸本人有这样的表述。说金庸背过上面的诗词，恐怕还是“想当然尔”，要知道，雕版上的字都是反着刻的，要一一辨识，其实甚难。
雕版上的诗词，金庸读过与否，也不很重要。这样的文化环境，对他一生的影响，总是大的。
1996年，金庸在日本创价大学的演讲，曾援引《左传》的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之谓三不朽。”接着，又说：“能树立崇高的道德规范，成为普遍的榜样，以至改进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那是不朽的精神的价值。”（《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6页）最初，是从祖父查文清身上，金庸看到了“三不朽”最近、最切身的典型，或许这才是祖父对金庸最大的影响。
金庸在最近这次修订中，为《连城诀》后记补写了几句话：“一九八一年，我去丹阳访问参观，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热诚招待，对我祖父当年的作为认为是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人民利益的功绩，当地报纸上发表了赞扬文章。”
金庸说自己到丹阳是1981年，然而，金庸逝后第二天，《丹阳日报》回顾金庸与丹阳的渊源：
1986年初春，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正沐浴改革之风的江苏丹阳，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62岁的金庸带着他的夫人从香港远道而至，第一次踏上了这块曾在祖父、长辈口中和自己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土地……
根据当年曾参与接待金庸的丹阳正则画院老院长杨潮回忆，“金庸应该是到内地参加什么活动时，专门在日程安排里自行加上了丹阳之行……”
石胜华虽然未曾亲睹金庸在丹阳度过的一天，却曾作为一个研究者仔细询问过当年在场的众人，故能为记者还原彼时的情状。
“他那时已经是享誉海内外的作家名人，接待规格很高。书记和县长全程陪同，和他热情地交流。”而据说，金庸到丹阳第一件事，便是翻看《丹阳县志》，读到其中对祖父查文清的褒扬后，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金庸也欣然挥毫，以一幅“怀先祖之遗爱，睹今贤之丰功”字卷，表达了对先祖的怀念和对丹阳的赞美。此字卷现在丹阳市档案局保存。（《武侠小说泰斗金庸与丹阳的不解之缘》）
金庸题写的这幅字，网上很容易看到，落款是“海宁查良镛金庸敬书一九八六、五、一”。
大概率是金庸记错了，把1986年丹阳之行记成了1981年。
《查公沧珊哀挽录》
金庸说祖父查文清因丹阳教案挂冠而去后，“便在故乡闲居，读书做诗自娱”，又为查家的义庄购买了几千亩良田，还编印《海宁查氏诗钞》，两事都需耗费大量钱财。然则，查文清的钱，从哪里来？
说来话长，且从金庸家的一棵木香花树说起。
1986年，大哥查良铿给金庸写信，谈到：
厅后院子里，靠书房那边有棵木香棚，荫半亩，传说是明季之物，赫山公建基时栽的，据说关系我家枯荣，报应不爽，传说文字之狱前后十年无花，濒于死亡。焚当毁家，前一年及当年无花，是我亲闻的，当时我四岁，无论家人外人，传述历久不衰，故我尚能记忆。（查玉强《话说赫山房》）
“文字之狱”是指查嗣庭的案子，此案对查氏打击极大，发生之前之后各十年，前后二十年间，他们家这棚木香花，一直没有开花。
“焚当毁家”，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查文清辞职后，并不是像金庸说的那样，只是“闲居”和“自娱”。
查文清革职回籍后，便全身心地搞起了实业。他将家里的资金投入开办了茧行、丝行等，还将一部分余钱借给钱庄，以钱生钱。没几年，赚得了一点钱。于是，就在镇上皋木桥北堍建造了一座当铺——同仁当，开始自己做起了典当的营生。（查玉强《生于忧患的金庸——火烧同仁当、围攻赫山房的故事》）
查家先是被土匪盯上，勒索去六千银圆，继而在1923年立春前后，被负责当铺经营的远房亲戚将当铺中贵重物资席卷而去，并纵火焚毁当铺。查文清一家的家业，从此败落。查文清也于当年九月撒手人寰。
金庸“少小离家”，对家史，对祖父的经历，了解都不够深，才误以为祖父致仕后只是“闲居”。读到查玉强兄大作之前，我对查文清一直有误解，以为其钱财皆是宦囊所积，看来是冤枉查老先生了。祖父查文清遭误解、被冤枉，金庸也有责任。
书信中，查良铿还跟金庸谈起一本书，就是《查公沧珊哀挽录》。这本书，收信时的金庸还没看过，所以大哥要跟他一一细说：
犯人磕头事（从大门口起一步一跪拜，直至灵堂前），是在丹阳开追悼会会场上事，场景在《哀挽录》上刊有全幅大照片，商务印书馆承印，封面章炳麟手书篆字“查公沧珊哀挽录”，铜版印大幅照片，第一页遗像，第二页会场文字，铅印，全册录诗文挽联百余页，而无讣告等例文。其子孙名号、功名，备述于“名状”中。
《查公沧珊哀挽录》正文第一页，是徐世昌等三人分别写的像赞。徐世昌又书挽联：“浊世一官同敝屣，清门长物只遗书。”
顾维钧送的挽联：“弃官为民命，敬业绍书香。”署名“姻晚顾维钧”。“敬业”二字，应指查慎行的“敬业堂”。
查文清一生行状，出于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手笔，署名“表弟张元济谨状”。
王国维为查文清写赞：“罢官于壮年，以为民而受过也；服官于中年，则为亲而高卧也。山林之日长，簿领之日希。心逍遥游，貌杜德机。古之所谓：乡先生殁而可祀于社者，微先生其谁与归。”署名“乡后学王国维”。
祭文由十二人署名，包括徐世昌、张謇、蔡元培和张元济等。
丹阳教案发生在1891年，查文清逝世是三十二年后的事，而丹阳各界致送的挽幛、挽联非常多，足见其遗爱之深。
《丹阳县续志》卷十二《名宦》（1926年编纂），有查文清离丹阳，“民立去思碑，颂其德”的记载。
那姓孙的道：“……三国时襄阳属于魏，守将羊祜功劳很大，官封太傅，保境安民，恩泽很厚。他平日喜到这岘山游玩，去世之后，百姓记着他的惠爱，在这岘山上起了这座羊太傅庙，立碑纪德。众百姓见到此碑，想起他生平的好处，往往失声痛哭，因此这碑称为‘堕泪碑’。陈六弟，一个人做到羊太傅这般，那当真是大丈夫了。”（《神雕侠侣》第三十五回）
很多人都在哀悼查文清的诗文中，用到了这个“堕泪碑”的典故。
传统中国人相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金庸取得偌大成就，除了个人努力的因素，或亦是其祖父查文清行善积德所致。
祖母查黄氏与苏州评弹
查文清除了正妻何氏，还有侧室黄氏，是《查公沧珊哀挽录》上写明的。
查文清生有三子——查教忠、查钊忠和查楙忠，也在《哀挽录》上写得明白。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对金庸谈到他小说中的“重男轻女”问题，金庸当时说的却是：“要说重男轻女，好像封建社会就是这样子。我就有四五个祖母。”按金庸的说法，其祖父查文清，除了正妻，不止查黄氏一个侧室，还有两三个妾侍，似乎与《哀挽录》所记有所扞格，彼此矛盾。
我的理解，查文清那两三个妾侍，或者在名分上比查黄氏略低，或者是同样的名分，而实际地位低于查黄氏，故此未载入《哀挽录》。
某人的妾侍（们）的名字，一般是不能写进他的墓志铭、家谱或《哀挽录》这样性质的书里的。
“母以子贵”，文清三子，唯长子查教忠乃是嫡子。金庸的二伯父查钊忠、父亲查楙忠（枢卿），俱为查文清的侧室黄氏所出。查黄氏之名，收进《哀挽录》中教忠、钊忠、楙忠三子合写的《显考沧珊府君行述》，称为“庶母”，应是钊忠、楙忠二子为她争取的。
查文清另两三个妾侍，在名分或实际地位上，只能比查黄氏略低一点。假如她们仅仅是“通房大丫头”那么低的地位，金庸不会说自己有四五位祖母。
查黄氏，生于1873年，是苏州人。
“苏州是我记忆深刻的城市，我的祖母是苏州人，很小的时候就吃过她做的苏州菜，也经常听她说苏州话。”金庸曾多次到过苏州，称苏州是自己“从童年就开始喜爱着的城市”。（名城新闻网《金庸病逝，他曾说听不够吴侬软语，爱苏州菜肴》）
历史上，海宁长期归杭州管辖，金庸的父母都是海宁（袁花镇与硖石镇）人，也可以说，杭州是金庸父母的城市，而苏州是他的祖母查黄氏的家乡。杭州与苏州，是金庸最喜欢的两个城市。
2004年，写下无数与四川有关人物的金庸终于第一次到了成都……当问到对蓉城的感受时，金庸笑着说：“我对成都特别有感受……我最喜欢的城市，第一是杭州，第二是苏州，第三就是成都。”（《金庸逝世，他曾说，黄蓉的“蓉”就指成都》）
金庸说他喜欢苏州的粉墙黛瓦，喜欢苏州的园林建筑，最爱清淡可口、味香醇厚的苏州佳肴。
早在20世纪50年代，金庸撰文谈费穆、费明仪父女：“看过费穆先生《小城之春》的人，再去听明仪的歌，一定会发现其中有些风格是相同的，文雅而明净，但并不怎么戏剧化。这是典型的苏州气息吧，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金庸《费明仪和她的歌》）此中，有金庸对费氏父女的赞誉，也有对“苏州气息”的欣赏与欣悦之感。
金庸爱“苏州气息”。
金庸喜欢听苏州话，听苏州评弹。
2007年9月，金庸到苏州——
在从机场回苏州的大巴车上，大师在与记者交流时专门提了一个要求：用苏州话。口音里有点浙江味、有点上海味的金庸毫不掩饰对苏州话的青睐，而转用“苏白”的谈话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名城新闻网《金庸病逝，他曾说听不够吴侬软语，爱苏州菜肴》）
看来金庸会说苏州话，会说带有浙江和上海口音的苏州话。苏州话是他自幼就跟祖母查黄氏学的吧。
金庸说：“我特别喜欢听苏州小姑娘讲苏州话，软软糯糯的，特别好听。”三十多年前，他在《鹿鼎记》中，已经让韦小宝对陈圆圆说：“西施哪里及得上你？……西施是浙江绍兴府诸暨人，相貌虽美，绍兴人说话‘娘个贱胎踏踏叫’，哪有你苏州人说话又嗲又糯。”
2007年，金庸苏州之行，为了三件事：出席评弹版《雪山飞狐》的开播仪式，接受苏州评弹学校的名誉教授荣誉，接受苏州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前两项，都与苏州评弹有关。
《越女剑》写的是两千年前的吴越之战。金庸是越人，却不甚喜欢越剧，而非常喜欢吴侬软语的苏州评弹。
1966年，金庸就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一文中说：“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戏，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中国传统的曲艺形式那么多，他只提到京剧和评弹两项。
与苏州评弹牵手的奇妙创新，源自对苏州评弹和金庸武侠都情有独钟的香港著名实业家、慈善家、苏州市首批荣誉市民……周文轩，其实，也源自金庸内心对苏州、对苏州话的深厚情缘。（名城新闻网《金庸病逝，他曾说听不够吴侬软语，爱苏州菜肴》）
评弹版《雪山飞狐》和《天龙八部》，金庸只象征性收了一元钱版权费。
金庸的老友董千里，在1995年出版的《金庸小说评弹》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作为金庸武侠小说的第一代读者，经常和他讨论他的小说……记得在一次闲谈中，认为电影、电视改编他的武侠总难尽如人意，想来想去，只有江南的评弹方能发挥的淋漓尽致……金庸于此有同感。”将自己的小说改编为评弹，金庸其实早有此意。
开播仪式上，当著名评弹艺术家邢晏春、邢晏芝兄妹现场表演评弹版《雪山飞狐》精彩段落时，听着自己的作品用自己最喜欢的苏州话表现出来，金庸激动得热泪盈眶。
苏州大学，算是金庸的母校。
苏州大学的前身是东吴大学。当时东吴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都在苏州，法学院则设在上海。1944年，金庸被中央政治学校开除后，曾向湖南大学、浙江大学请求入学读书，遭拒；1947年，终于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
2007年，金庸在苏州大学动情地说：“在有生之年里，我对苏州大学的‘爱情’不会改变。”金庸一生，很少说这样亲切稠密的话语，而终于说在苏州大学，煽情的成分可以忽略不计，主要原因有二：对当年东吴大学慷慨收留他的感激之情；对祖母家乡的亲近之意，包括对祖母的感激、怀念之情。
父亲查枢卿与金庸
经过某些人刻意渲染和宣扬，金庸“吝啬”的印象，似乎已经深入人心。不能说金庸从来不吝啬，若说他在每一时刻，每做一件事，都那么吝啬，这分明是污蔑。
在大多数时候，在大多数方面，金庸比普通人，更不吝啬。
金庸是“一捆矛盾”，在各个方面都充满矛盾。例如，金庸有时很小气，有时又大方无比。金庸喜欢毛姆的小说，而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说：“小气与大方、怨怼与仁慈、憎恨与热爱，是可以并存于同一颗心中的。”（詹森译）
金庸晚年要退出自己一手创办的《明报》，又怕《明报》落入有政治企图的人手中，失去《明报》一贯的独立性，因此并没有卖给出价最高的财团，为此金庸损失上亿。
仅我所知的金庸捐款总额，已超人民币六千万元。金庸先是给香港中文大学捐赠港币八百万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约一千万元；又出资港币三百二十万元，为嘉兴高等专科学校（后与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嘉兴学院）建图书馆（含购书款）。1991年，长江流域遭遇洪涝灾害，金庸向北京红十字会捐赠港币一百万元用于赈济灾民。1992年6月，金庸以“明报董事会”名义宣布，向“希望工程”捐款港币两千万元。1993年，金庸捐赠人民币一百万元，作为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启动资金。1994年，金庸花费人民币一千四百万元在杭州建造云松书舍，没去住，捐了（据金庸好友、新华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长张浚生告诉记者，云松书舍包括装修在内的总投资应该在两千万元之上）。1997年，金庸捐资一百万元，成立浙江大学金庸人文基金研究会。2007年8月，又向北京大学一次性捐款人民币一千零四万元。
我说金庸比普通人更不吝啬，主要不是说他捐的钱比普通人更多，即便在捐款所占个人资产的比例上，金庸也比普通人更高，高太多了。
金庸不是世界首富，连华人首富都不是。在香港《资本杂志》富豪榜上，1991年，在香港一地，他的财产也已经排到第64名了。以金庸的身家论，能捐出六千万元，比绝大多数华人富翁都更慷慨，而不是更吝啬。
刘瑜《民主的细节》谈过一个统计数据：“大方的中国人人均捐款额为人均收入的0.06%。”金庸捐款，约为其财产的5%，超出了几十倍。我很好奇，指责金庸“吝啬”的大人先生们自己又做出了多少数额、多大比例的捐献。
金庸的多数捐款，约人民币五千万元，捐出时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考虑到这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内地城市职工的月工资约为一百元，农村收入就更低了），以今日的币值估算，金庸捐出的，至少有折合人民币五亿元。
在私人交往上，金庸也是非常“够朋友”的。
倪匡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明报》写武侠小说，两人共事多年，倪匡说他致电金庸仅两三次，“永远都是他找我”。倪匡解释说：“我从来不主动找他，他有地位，要找他的人太多，他很忙，又太有钱，我怕他以为我想问他借钱。曾经有一次，他打开柜筒给我看，里面全都是朋友问他借钱的借据，我说我没有借过啊！查先生说就是得你一个没有，他是个仗义疏财的人，朋友要他帮忙，他不会托手踭，我知道他借过很多钱出去，那时候七几年，有个朋友问他攞了几十万的支票，还吩咐他不要告诉他的老婆，他就是这样好，肯帮朋友。”（2018年11月3日《明报周刊》第42页）
《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和《金庸与〈明报〉》作者张圭阳一致认为，就金钱来说，金庸作为生意人，用得非常谨慎，私人的财富他有时候又很豪爽。金庸的老部下、老朋友，如王世瑜等，都提供了相似的证言。
在金钱往来上，金庸偶尔也有不近人情的表现，我的理解，多数也是激于意气，而不是出于吝啬。
金庸在大关节处，在主动掏钱的时候，并不小气。在细微处，金庸确实有些“抠门”，例如，他的《明报》给员工和撰稿者的报酬都不算高，偏低了。也只是“偏低”，不可能低得太不成话。谁也不是傻瓜，若是金庸给出的酬劳极低，《明报》一大半的员工早已出走。实际情况呢，沈西城谈到：“一直以来，《明报》职员的变动情况全不大，不论编辑、校对、记者、字房机房工人，都很安心地在《明报》工作。”（沈西城《金庸与倪匡》第65页）若是给出的稿酬实在太低，那么多香港最有素质的作者，也不会都不离不弃，一直给《明报》供稿。
若员工出走，作者断稿，金庸的报业生涯就根本做不大。
即便只是“偏低”，说金庸在这方面有几分“吝啬”，是言之成理、说得过去的。金庸之“吝啬”，或许与他的父亲查枢卿（查树勋）有很大的关系。
金庸的妻舅杜冶秋见过查老先生。过程是这样的：
1948年，婚后查哥（金庸）去办前往香港的手续，查哥的父亲查树勋来接姐姐去海宁观光，也邀我和长兄同往。我们三兄妹随查伯伯车到硖石。船到袁花镇，老远便看到查氏宗族的深宅大院……他们和海宁相国陈阁老的后裔陈家，同属那一带的望族。
……查伯伯也经营过大钱庄，不过，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期，查家也似乎远不如前，查伯伯手执扁担挑柴锄地样样做。那些天他整日为我们料理生活，深秋未尽的时节，他便关照家人，在我们各人的被褥里，放置一只大得出奇的“汤婆子”，生怕我们受凉了，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请他别太客气，老人嘴里就不停地唠叨：“应该的，应该的，良镛结婚真麻烦你们家了！”真是一位谦和质朴的长者，令我深怀敬意。（杜冶秋《金庸在杭州的一段情》）
杜冶秋到海宁的时候，查家已是败落了，主要责任并不在查枢卿身上，是日本人在海宁的焚掠破坏让他家损失惨重。不过，在日本人打进来之前，查家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日本人进来之后，查家急速坠落。
查枢卿办过钱庄、茧厂、丝厂，据金庸说，“也没有成功”。金庸幼时常见父亲为了业务而烦恼。（《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84页）
2006年，金庸对杨澜谈起：
我父亲开钱庄，做企业，一个地主，但是我觉得他人很好的，但是没什么用，庸庸碌碌的，所以（对我）也没什么很重要的影响，我只有一个印象就觉得，我这个父亲好像没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十三四岁就觉得父亲没用。他把钱借给人家，他有时去讨钱，带我一起去了，我觉得人家请他喝酒讲好话，父亲就好像良心很好的，就好像老朋友，这个钱你不还了就算了，人家存钱存在你这里你要还给人家的，所以搞到后来我（们）也很狼狈的，（存钱的）人家问你讨钱，（借钱的）人家借钱不还，我（们）只好自己卖田地卖了垫了还给人家，我觉得父亲没用，做生意不是这样做法的。（《“帮主”的心事谁人知》，收入《杨澜访谈录2》）
耄耋之年的金庸，说起童年的经历，语气间似有强烈的屈辱感，认为他的父亲和他的家遭人轻侮，让人戏弄了（查父从被免除债务者那里甚至没有得到发自内心的感谢，更多是欺人得逞者对他的轻蔑）。事实不见得一定如此，但童年的宜官就是如此感觉的，且感受极其强烈，到老都耿耿于怀。
金庸错了！父亲对他，并不是“没什么很重要的影响”。影响太大了，却是反向的影响。
金庸对池田大作谈到：“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165页）金庸办企业的风格，与父亲截然不同。
金庸的商业才能，部分出于天赋（遗传自整个家族），部分是由其父培养的。金庸不要像他父亲，“好像良心很好的”，而宁愿做“不肖子”。
查枢卿心太软，他的钱庄免除了不少人的债务，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钱，如金庸所言：“做生意不是这样做法。”金庸在另一场合说过，他几岁的时候就发觉父亲做生意“不精明”。在我看来，当金庸自己做起报业生意，不免以先父的吃亏为鉴戒，不想父亲的“没用”复制在自己身上，在某些情况下，矫枉过正，而锱铢计较了。
2005年，金庸说：“我父亲开钱庄，从小我看他出借金钱，全凭交情面子，公私不分，就觉得他乱七八糟，没专业学问，心想自己将来要读经济，做个‘合理的企业家’。”（店小二《店小二深夜密会金庸》）
金庸从父亲身上，吸取的最大教训，应该就是严控成本。如张圭阳所言：“在报社经营的各类生产成本当中，稿费占了报社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各报社对稿费开销，会控制得比较严谨。”（张圭阳《金庸与〈明报〉》第161页）每个报社皆如此，而金庸的《明报》尤其如此，付出的稿酬就未免偏低。
至于对朋友的馈赠，与报社的经营无关，是另一回事。此时的金庸，即便出手不是十分豪阔，也绝对称不上吝啬。
倪匡忆述，当年可以在《明报》副刊写稿是很有地位的，很多人贴钱都想写，金庸却不要。他说：“查先生很看重我马马虎虎写出来的文章，长期给我地盘写稿，待我也很好，但他宁愿买一万元的礼物送给我，也不肯加我一百元的稿费，他是第一流的朋友，第九流的老板，他说稿费不能乱加，加了我一个人，其他人又要加，支出就会增多，生意人有他的道理，所以常常送礼物给我，每次跟他一起去旅行都是免费的，他很喜欢哄朋友开心。”（2018年11月3日《明报周刊》第43页）
很多钱物，金庸是送给朋友的。此外，也有“借”给他们的。有很多张借条，在金庸手里。
金庸对倪匡说，仅倪匡一人没向自己借过钱，这话或许有几分夸张。大部分金庸、倪匡所共同熟识的人，都向金庸借过钱，这么说应该接近实情。
金庸像他父亲一样，天性厚道，别人开口借钱，他总不好意思拒绝（倪匡说：“凡向他有所求的，很少受到拒绝。”），即便他预料到这钱借出后有去无回。朋友长期不还钱，金庸也从来不去追讨，就攒下了一柜筒的借条。
“人家请他喝酒讲好话，父亲就好像良心很好的，就好像老朋友，这个钱你不还了就算了”，幼年时金庸目睹过不少次这样的场面，印象太深了，金庸不想重蹈父亲的覆辙（“存钱的人家问你讨钱，我们只好自己卖田地卖了垫了还给人家”），“这个钱你不还了就算了”这句话，金庸很少说出口。
借条在我手里，道义上、法律上，你就必须还钱。还不上，或是不想还，这笔账就一直“挂”在那里，金庸也不会追着讨要。
只有一种情况下，金庸才会追讨欠债，那就是他自己破产或接近破产。而这一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约等于零，金庸手上那些借条，其实用不上的。也不是完全没用，对金庸来说，至少是一种心理安慰，让自己不像父亲那样“不精明”，那样“没什么用，庸庸碌碌的”。
查枢卿助人，一秉至诚，毫无算计，金庸则是有算计的。
金庸说其父查枢卿“好像良心很好的”，金庸自己，其实也良心很好的，只是表现与父亲不同罢了。查文清、查枢卿、金庸，他们家三代，都是厚道人，所谓“忠厚传家”，算得“积善之家”。
金庸于历代帝王中，推崇汉光武帝等数人。史载，汉光武帝刘秀“见小敌怯，见大敌勇”。我们也可以说，金庸本人，掏大钱勇，花小钱吝。也许，一到需要讨价还价的时候，童年那段不愉快的记忆自觉不自觉地会浮现出来。
金庸在某些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吝啬，也许正是出于对他父亲的慷慨的反动。反其父之道而行之，走到另一极端。
历史上的靖郭君田婴、孟尝君田文父子，与查枢卿、查良镛父子的情况，既大同，又大异。大异在于，查氏父子是父亲更慷慨而儿子稍吝啬，田氏父子是父亲吝啬而儿子慷慨。孟尝君说他爹“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裋褐，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等他自己接位，就“舍业厚遇”天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田）文等”。大同在于，都是儿子反其父之道而行之。
2006年的金庸，说起父亲对自己“也没什么很重要的影响”，这话是不对的。金庸到老也没真正想明白，父亲如果太出色、太强势，他金庸未必有今日的造就。
查枢卿对金庸的影响，非常之重要。
现代诗坛，徐志摩名气最大，穆旦（查良铮）成就最高。
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哥，但金庸的母亲徐禄与徐志摩并非亲姑侄，徐志摩是金庸亲缘关系比较远的表哥。
穆旦是金庸的堂哥，亲缘关系更远。二人同为海宁查氏第二十二世，都是海宁查氏第四世查实的直系后人。查实有四子——查恒、查益、查蒙、查巽，穆旦是查恒的后人，金庸（查良镛）是查益的后人。
参酌《海宁查氏世系表》与《穆旦传》可知，穆旦与香港实业家查济民，二人的亲缘关系倒是很近，都是查氏第十六世查世芳的直系后人。穆旦是第二十二世，查济民是第十九世。
穆旦的父亲，比金庸的父亲，更“没用”。穆旦之妹查良铃谈及：“老弟兄六人，我父亲排六，因记忆力差，一直没有很好的工作，在大家庭弟兄中是不受重视的……大家庭中，父亲因没有本事，这一房人就受气，哥哥从小就不服气……讲到孙悟空时，他说，他也会变，飞出去，为国家，为父亲争口气，让母亲享福。”（查良铃《怀念良铮哥哥》）
穆旦后半生，如未遭种种横逆，将不仅代表中国现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且有望跻身于世界一流大诗人的行列，真正“飞出去，为国家，为父亲争口气”。
父亲健在却是无能，对儿子的成长，反而有益。求诸当世人物，以查良铮、查良镛最具代表性。
父亲如果太出色、太强势，金庸难有今日的造就。是“难有”，不是必然不能。父与子都了不起，这种情况较少，也不是从来没有。有台湾读者问金庸“对苏东坡先生的看法”，金庸答：“苏东坡什么都会……更令人羡慕的是，连父亲、弟弟都是一流的文学家，这种事机缘难求。”
1956年，金庸回忆：“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一本迪更斯的《圣诞述异》给我。这是一本极平常的小书，在任何书店中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去翻来读几段。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金庸《三剑楼随笔·圣诞节杂感》）
在此五年之前，查枢卿先生被杀。听到噩耗，金庸在香港，哭了三天三夜，伤心了大半年。[3]是痛入骨髓的那种伤心，大半年。以后，不是不伤心了。金庸每年圣诞节翻读《圣诞述异》，感到温馨，也不是不伤心。
金庸先生去世后……木末芙蓉问我：金庸先生生前曾六次回家乡海宁，但除了1992年12月回老家袁花镇时去过镇中心小学，后来再也没有踏上过老家的土地，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金庸先生……（海宁市袁花镇人大）查主任专门找到我，希望通过我向金庸先生发出邀请，请金庸先生回老家走走看看……我向金庸先生转达了他家乡人的邀请。金庸先生与我说了一段往事……
……1992年12月，金庸首度返乡，回到海宁市袁花镇中心小学。“如果一个人离开家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
金庸先生的心结并未完全打开。查建国主任在参加金庸书友会创立仪式后又数次联系我，我也数次把金庸先生家乡人的诚意转达给金庸先生。但金庸先生表示，那是查家的血光之地，自己去了会心里难过，还是不去了。但嘉兴和海宁还是会去的，自己对家乡的感情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万润龙《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
金庸对那个新建的所谓“金庸旧居”，也很不感冒：
我老家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占领一部分，后来土改的时候已经平掉了，现在这个老家是嘉兴市政府、海宁县政府重新建起来，我当时说不要建，老家（是）建不起来的，本来老家是康熙年间建的，现在到了20世纪末，再建建不起来了，那些书画什么的都找不到了，不过他们还是重新建起来。我小时候住的老家不是那样的。（陕西卫视“华山论剑”活动，2003年10月8日）
语气间，无限沧桑，无尽悲凉。
金庸的商业天赋
查良镛父查枢卿，母徐禄。
金庸的父亲用过四个名字：查楙忠、查树勋、查枢卿、查荷祥。楙忠为谱名，树勋为字，枢卿为号，荷祥为家名（小名）。金庸1946年填写“东南日报社职工登记表”，“父名”一栏写的是“查枢卿”，本书一概用这个名字。
金庸的父家查氏是海宁巨族，是江南巨族，也是海内巨族。相形之下，金庸的母家海宁徐氏，就没有这样的风光。
乾隆朝的翰林院庶吉士、山东按察使沈廷芳说过：“海宁族望……自明以来，有祝氏、许氏、董氏、陈氏、杨氏、沈氏，门材日盛，又无如查氏。”（《海宁档案》）最末一句，于海宁查氏或许有几分夸大，在他说这话的乾隆年间及稍前，海宁陈氏之“门材日盛”，当不逊于查氏。海宁陈氏，且不去管它。需要注意的是，徐志摩的家族，竟不在沈廷芳所说的海宁大族之内。
钱塘江畔，流传一句民谣：“查祝许董周，陈杨在后头。”（《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第149页）七大家族中，也没有徐家的位置，而以查氏居首。
千百年来，中国有着“抑商”的传统。读书人受尊敬。靠读书而做官，更受人尊敬。商贾虽富，不很受尊敬。
1926年，徐禄的堂侄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总结家史，道是：“我查过我的家谱，自永乐以来，没有一首可供传诵的诗。”“徐氏固商贾之家，没有读书人。”
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谈他的中国印象：“非读书人出身的富豪，没有多少体面；士子虽然贫穷，却有光显的身份。”
海通以来，中国才有实业救国的认识，海宁徐氏这样的“商贾之家”，地位有所提高。在少年时期的金庸看来，徐志摩一家已经不仅有钱，而且有势了。
金庸晚年说：“经营企业，我是有点天赋的。”倪匡则称金庸为中国有史以来“以文致富第一人”。靠“煮字”与“爬格子”，在现代中国亦可致富，却难能成为亿万富豪。金庸之富，主要得之于他对文化产业（明报集团）的成功经营。
杨澜曾问：“如果您想自己描述一下金庸是怎么样一个人，应该怎么说呢？”金庸回答：“金庸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生意还是相当有头脑，不太失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金庸还对陈鲁豫说：“你读的是商学院，可能我小的时候，这个经济头脑比你还好一些。”
万润龙谈到：“记得金庸曾经与我说过，15岁那年，他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献给投考初中者》，那是他第一次赚钱。从那以后，他做事做生意就从来没有亏过。”（万润龙《金庸剑桥“论剑”》）
金庸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天生会赚钱，这和我人好不好是没有关系的。我买美国股票经常赚钱，很少失手的，天生会做生意，会赚钱，这不是什么坏事……我办报的原则是不讲谎话，不管你给多少钱……我都绝不讲假话……有大的引诱来，坚决拒绝。自己就要想办法去赚钱，幸亏赚钱的头脑还可以，就一直走到现在这样了。”（张英《侠是一种很崇高的道德》）
金庸逝世，《明报》旧人丁望撰文悼念，谈到：“金庸不只是武侠小说大师、出色的报人和社评撰稿人，更是大富豪级的传媒老板、楼房和股票投资家，具有精于计算、严控成本效益的商人头脑。”（《明报月刊·金庸纪念专号》第36页）
张纪中回忆：“在房价上涨最迅速的时候，将一栋房子卖了出去……我很高兴、带点得意地跟查先生说‘我卖房子赚了一百万’，查先生听了，笑眯眯地看着我，‘我比你赚得多一点，我赚了一个亿’。”（《张纪中长文缅怀金庸：先生不会走远，武侠永存世间！》）
金庸的商业天赋，可能主要遗传自母家，而不是父系。
海宁徐氏之营商，真是很有传统了。始迁祖（一世祖）徐松亭，于明正德年间，经商于海宁硖石，后代就一直在此地居住，经商的非常多。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就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商人，与南通张謇友善，兴办实业，在浙江很有名。（陈从周《徐志摩：年谱与评述》第11页）
金庸的父系，也不是没有商业天赋。
自海宁查氏一世祖查瑜从婺源迁出后，婺源查氏仍住凤山村，族人官职不过县令，于仕途殊少建树。后裔虽仍崇文，而多数从商，活跃于商界，为徽商劲旅。（《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第2页）
查氏北支于明中叶迁居北京、天津一带，经商为主，家资豪富，民间称为“阔查”“查半城”。四世查日乾，为“芦盐”巨富，建水西庄，闻名于世。（同上，第7页）“南查”与“北查”，海宁查氏与水西庄查氏，仍有来往。查日乾与儿子查为仁业盐大富后，与海宁查慎行、查嗣瑮等诗酒唱和，时相往来，十分亲密。
2001年，金庸至天津，受聘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名誉教授，顺访水西庄，并与北支后人查胜相晤。查胜回忆，两人见面都很高兴，说起了先祖的过往。有人向金庸展示了水西庄复建图，金庸当场题诗：“天津水西庄，天下传遗风。前辈繁华事，后人想象中。”落款是“金庸（本名查良镛）辛巳年夏”。（单炜炜《金庸的天津情缘：论剑马蹄湖，终成南开人》）
居于海宁的南支查家人，有更好的出路，“学而优则仕”，不屑于从商。雍正年间，因为查嗣庭那场文字狱，浙江士子六年不被允许参加科考，查氏子弟更无缘竞逐于科场，这才转而投身商场，特别是经营盐业，也很成功。（《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第138页）
海宁查氏家族的复兴，得力于家族第十五世查懋的苦心经营。
查懋的长兄查奕楠离开海宁，在天津水西庄设帐授徒。查懋来这里探望长兄，遇到查日乾、查为仁父子，聚谈之下一见如故，由此而入商途。
查懋长于筹算，帮忙革除了长芦盐运的积弊。不数年，家业有成，自乾隆十三年起，回海宁，捐赀二万余两，行赡族之事。族中有繁衍、婚嫁、丧葬者，凡有短缺，皆给予支助，岁给米，月给费。海宁查氏自文字狱后，家境日窘，查懋及其子孙的善举与义行，为查氏全族的重新崛起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文字狱耽误了海宁查氏一代人。过了二十年，乾隆九年甲子（1744年）十四世的查虞昌、查其昌相继中举；又十年，查虞昌中进士。海宁查氏的家声得以重振。（《海宁档案》）海宁查氏大家族从此继续他们文宦世家的生涯，经商的查氏子弟就很少了。
近代以来，社会观念有所改变，商人不复大受歧视，又有查济民等人开始驰骋商海。
查济民（1914—2007），生于海宁袁花镇，就职于上海达丰染织厂及常州大成纺织厂，不数年间把染织厂的产量、销量提高了五倍，资产扩大了八倍，时人称为奇迹。娶实业家刘国钧之女刘璧如。1947年秋，查济民去香港创办中国染厂，并任主席；20世纪60年代，又去非洲加纳等国发展纺织业，成为国际著名的“非洲纺织大王”。
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查济民与金庸提出了“香港政制过渡应实行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的‘主流方案’”，即“双查方案”。
母亲徐禄与金庸
2006年，我写《陈家洛：由私生子到世家子》，指出在《书剑恩仇录》最早的版本中，陈家洛的母亲叫作徐惠禄，而金庸自己的母亲叫作徐禄，金庸很可能是以自己母亲的名字，为第一部小说主人公的母亲命名，寄寓怀念亡母之情。
后来傅国涌等人，也采信了我的此一猜测。
这里可以再补充一点证据。《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之母徐惠禄的“赠嫁丫环”名叫瑞芳，金庸2000年所写自传体散文《月云》中，“瑞英是少奶奶（重按：即金庸之母徐禄）的赠嫁丫头”。
“赠嫁丫环”当然就是“赠嫁丫头”，而“芳”与“英”都有“花”意，“瑞芳”其实就是“瑞英”，两个名字其实就是一个名字，陈家洛母亲的赠嫁丫环，几乎就是金庸母亲的赠嫁丫头。
严家炎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金庸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严家炎《金庸答问录》）在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金庸“折射自己”最深，也最明显。
金庸的母亲叫徐禄，陈家洛的母亲叫徐惠禄，多出的那个“惠”字，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母爱；金庸之母徐禄的赠嫁丫头名叫瑞英，陈家洛之母徐惠禄的赠嫁丫环名叫瑞芳，“英”与“芳”又是近义字；由此两端，便可看出金庸将自己的出身与情感“折射”到《书剑恩仇录》一书是如何之深了。
《书剑恩仇录》写陈家洛追思亡母，极是感人，其间自有作者本人的感情投注与流露。
金庸第一次修改旧作，徐惠禄的名字就已经不见了，陈家洛之母改名徐潮生。他并于小说最末一回正文中加写一注，说：“陈家洛之母姓徐名灿，字湘苹，世家之女，能诗词，才华敏赡，并非如本书中所云为贫家出身。”
徐湘苹女士确实是“陈阁老”的夫人，只是让金庸乱点了鸳鸯谱。徐湘苹的夫君不是陈世倌，是另一位海宁“陈阁老”陈之遴。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说起陈之遴、徐湘苹夫妇的一段韵事：“少保素庵相国（陈之遴）未第时，以丧偶故，薄游苏台，遇骤雨，入徐氏园中避之。凭栏观鱼，久而假寐。园主徐翁夜梦一龙卧栏上，见之，惊与梦合。询知为中丞之子，且孝廉也，遂以女字之，所谓湘苹夫人是也。夫人工诗词，精绘事，尝以从宦不获供奉吴太夫人甘旨，手画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幅，以祈姑寿。世争宝贵，圣祖曾取入内廷，宠以御题，尤为闺阁中荣事。”
徐禄逝世七年后，1945年，金庸在他第一次写而没写完的长篇小说《如花年华》中写道：“谈及了妈妈，两人间的距离又接近了一点，心灵上的距离也随着接近了一点，因为两个都是孩子啊！没有一个孩子不爱妈妈的。”
1999年，冰心辞世，金庸作诗悼念：
六十年前，我是诵读冰心阿姨那本毛边书页的小读者，
今天，小读者成了老读者，心中仍缓缓流过你书上的那些句子。
在蓝天下，碧海上，闪烁的星星下，大船的甲板上，
你母亲抱着你，你出了一身大汗，病好了。
我为你欣喜，感觉到了自己母亲的爱，
我也生过大病，妈妈也这样抱过我。
六十年来，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我时时想到你那些温馨的语句，
听说你病了，在医院里，大家送鲜花，送爱，送关怀给你，
可是没有你妈妈来抱你了，
于是你倦了，你去找妈妈了，投入她温暖的怀抱，
我们失去了你，但是你找到了亲爱的妈妈。
在蓝天下，星光下，在碧海上，你在妈妈的怀里，
带着我们千千万万小读者，大读者，老读者的爱。
此诗无题，登载于1999年3月30日的《文艺报》。3月22日，金庸致信《文艺报》总编金坚范：“我从不曾写过新诗，这次因为冰心逝世，忽然想到了她充满感情的文字，不由自主地写了出来。有修养的诗人看了，不免会偷笑，真是不好意思了。”
此诗既悼念冰心，同时也在追思亡母；寄寓了金庸六十年来对“冰心阿姨”的一片情，更有七十多年来金庸对母亲的那份孺慕之情。
2000年1月，“冰心文学摄影艺术展”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举行。揭幕礼上，金庸致辞：
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就读冰心阿姨的《寄小读者》……我看后很感动，离开家乡上中学也一直把书带在身边……
冰心的诗和散文充满了爱，她写的主要是写母爱，一位大文学家写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爱，而实际上是扩展至全人类；所以，她写母爱，每个人看都很感动。刚才那位小妹妹背诵冰心的《纸船》那首诗，我觉得很感动，想到自己的母亲（查先生说着禁不住潸然下泪）。
我想每个人都有这种感情，当看到大文学家怀念他亲人的时候，每个读者都会怀念自己的亲人。这种爱心永远感动我们（查先生说这段话，几度哽咽泪下）。（林翠芬《冰心爱的哲学永留人间》）
此刻，金庸明确说，读或听人读冰心诗，“想到自己的母亲”。
“冰心文学摄影艺术展”之前五年，1995年3月22日，金庸突发心脏病，幸抢救及时，才得脱险。一个人无论年龄多么高迈，当生死关头，第一时间几乎都会想到母亲的。侥幸未死之后，对母亲的思念也会比平常更深挚。
金庸在《月云》一文中，说“宜官”的母亲：“瑞英是少奶奶（宜官的妈妈）的赠嫁丫头，她从小服侍小姐……小姐懦弱而疏懒，瑞英就帮小姐管家。”
后来金庸接受采访，又谈起：“我母亲是个很正派的女人，她不会做坏事的，就是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的影响。”
在金庸眼中，母亲“懦弱而疏懒”，父亲“人很好的”，但是“庸庸碌碌”。既不是严父慈母，也不是慈父严母，金庸的家庭，算是慈父慈母了。父母对金庸，都没有很严厉地加以管束，这对金庸喜欢“且自逍遥没人管”的个性的养成，不能说没有影响。
在《鲁豫有约》节目上，金庸谈过：“对孩子我完全不管，太太就非常不赞成，觉得我对待儿女太宽松了。我说儿女天生好就是好的，天生不好就是不好的，你管他没用。我女儿非常乖，在香港很好。两个儿子，大儿子过世了。他非常好，我没管过他，他很乖，功课又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是自己考进去的。但他受不起挫折，在美国跟他爱人吵架，就上吊自杀了。二儿子我也没教过他，他也不是不听话，就是念书不好。他总这样讲，说自己做事不好是因为我把DNA好的因子都拿去了，不给他留下一点。”
在“上海新世纪论坛”上，金庸说：“我相信好的孩子不用教，坏的孩子教不好。”金庸自己不是父母“管”出来的，父母对他几乎“完全不管”，而金庸对自己的材质与成就，还算满意，让他觉得“天生好就是好的”，于是将这种教育方式，复制到自己子女身上。假如金庸的父母对他“管”得很严，而他同样很有出息，那他可能就不会认为“你管他没用”，也会严管自己的子女。
金庸是“一捆矛盾”。有时他说话极是滑头，有时说话极是实诚。很多人写起文章来，都不肯呈现父母在自己心目中的真实形象，只一味说好话，金庸并不如此。
父亲开钱庄，经常架不住别人三句好话，就把欠款给免了，没赚到钱，反而亏本，金庸惩于父亲的教训，办报就非常注重“严控成本”。母亲有几分“懦弱而疏懒”，金庸自己就刚强而勤力。父母对金庸的影响其实都很大。
金庸肯于说出自己对父母的真实观感，不代表他对父母的感情就更浅。
1951年，金庸在香港得知父亲被杀的消息，几日几夜痛哭。他在《月云》中写道：“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他对记者郭宇宽也说过：“我父亲是一个和善的人，只是生在这样的家庭，继承了一份家业，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当时听到他的事情，我很难受，在香港痛哭了很久，半年多才恢复过来。”
徐禄在金庸十五岁时就去世了。“要是妈妈还活在世上，我真不知有多爱她”，这是张无忌的，也是金庸的心声。
1962年12月到1968年，金庸在他的《明报》上开了一个“明窗小札”专栏，用笔名徐慧之，先后发表文章两千篇左右。查良镛这个笔名徐慧之，我感觉就像周树人所用笔名鲁迅一样，用的是母亲的姓氏。这是除金庸而外，他用过的最久的一个笔名了，寄寓了对母亲的思念感怀之情。
以母亲的姓氏为自己取笔名，还有张中行。刘德水回忆：“先生外祖家姓蓝，当年曾以母姓，取笔名‘蓝闻’，还求金禹民刻制一方‘蓝闻之印’。这是我买到《金禹民篆刻作品选》拿给先生看时，老人指着里面的印章亲口告诉我的。”
表哥徐志摩与金庸
《射雕英雄传》第一回说，“当晚（完颜洪烈与包惜弱）两人在硖石镇一家客店中宿歇”。七百年后，硖石镇上，住着《射雕英雄传》作者的一家亲戚。
说起金庸，人们往往想起、说起金庸母亲的堂侄、金庸的表哥，出生于硖石镇的徐志摩。
实则，徐志摩于金庸，并不如何重要。金庸自述如此：
我妈妈是他的姑母，他父亲比我妈妈年纪大得多，是我的老舅舅。徐志摩在山东坠机之后，在家里开丧。我爸爸辈分比他大，但他家里有钱有势，如果去吊丧，不免有谄谀之嫌，于是派我去。那时我只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孩，但他家里当我贵客那样隆重接待，我在灵位前跪拜后，舅舅徐申如（徐志摩父亲）向我一揖答谢。舅舅的孙儿（徐志摩的儿子）则磕头答谢。然后开了一桌酒席宴请。我一生之中，只有这一次经验，是一个人独自坐一张大桌子吃酒席……两个穿白袍的男仆在旁斟酒盛饭。那时我自然不会喝酒，只做样子假装喝半口酒，男仆马上把酒杯斟满。我不好意思多吃菜肴，只做过样子就告辞。舅舅送出大门，吩咐用自己家里的大船连同船夫、男仆送我回家，再向我爸爸、妈妈呈上礼物道谢……我和徐志摩的干系，到此为止。平时因年纪相差太远，我只和他的儿子做朋友。
“我和徐志摩的干系，到此为止。”金庸此言，大体属实。
2005年，金庸回忆说，自己的父母当时都是极力反对徐志摩停妻再娶的。“因此在亲戚之间，徐志摩不得人心，不获好评，大家也不与他后来的夫人陆小曼来往。”（田家明《剑桥观礼记》）
在徐志摩丧礼上，十岁左右的金庸，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舅舅徐申如”所尊重的，不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更是出于对堂妹徐禄的尊重，对妹婿查枢卿的尊重，尤其是对“文化世家”查氏一门的尊重。
那个年代的商人（还有政客），多数都是尊重文化，尊重文化人，尊重有文化传承的家族。
2007年，金庸正要到剑桥大学读书。之前在港接受央视《艺术人生》采访，朱军问他之所以选择剑桥是不是跟他表兄徐志摩有关，金庸答说：“小的时候，受他的影响是有的，表哥在剑桥大学念书，爸爸说大了以后，你也去念。”表哥徐志摩对金庸的影响必是有的，只不过，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夸张就是了。
或谓，金庸是对自己表哥徐志摩有偏见，很反感，这才把小说中的“表哥”，如慕容复、卫璧、汪啸风，写得形象很是不堪。徐志摩对金庸来说，哪有如此重要？
甚至，这些人把金庸的性别都给搞错了。诚然，金庸也说过，“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但是，金庸应该不会有“易装癖”，写《天龙八部》时，把自己“代入”王语嫣这一女性角色——这样他才可以将徐志摩“代入”王语嫣的表哥慕容复，以发泄不满。偶一为之也倒罢了，金庸在《倚天屠龙记》将自己“代入”朱九真姑娘，在《连城诀》又将自己“代入”水笙女士——这这这，玩笑开大了！
如果小说中段誉、令狐冲或郭靖等人有个“表哥”，被金庸写得很坏，由此联想到金庸的表哥徐志摩，多少还有点道理。可惜不是。
报纸上，还有人说：“很多人幼时都有一个被长辈们圈定为学习楷模的人，这个人通常会是表哥表姐堂弟堂妹或隔壁家的小明。对于金庸来说，徐志摩或许就是父母时刻鞭策要他看齐的那个榜样。久而久之，金庸心里自然产生了抵触情绪，对甚少接触的表哥徐志摩也有了反感之情。”这更是大开玩笑了。
这是把金庸设定为“学渣”，猜想其心理。问题是，金庸怎么可能是“学渣”？
金庸从小学到大学，课业成绩一直是第一名，不需要父母拿表哥徐志摩的光辉榜样来“鞭策”他。
徐志摩在北大读过书，金庸读的却是中央政治学校，不是金庸考不上北大。他当年已经考取了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因种种原因放弃了，而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
徐志摩后又负笈剑桥，金庸也不是考不上剑桥，因日寇入侵，家道中落，父亲查枢卿已经供不起金庸出国留学了。
徐志摩名满天下，金庸有那么二三十年，却只是知名于港台及海外，那是大时代的原因，非金庸个人所能改变。
徐志摩代表“新文学”，金庸代表“旧文学”（章回体小说，是中国固有的文学形式）。
王国维、徐志摩、金庸，是这一百年中最知名的三位海宁人。一般认为，徐志摩写的是“雅文学”（或“纯文学”），金庸写的是“俗文学”，而在王国维看来，文学强分雅俗，是顶无聊的事。
怜我世人！和生、月云
金庸不写自传，只写过两篇自传性长文。一篇是1963年的《谈〈彷徨与抉择〉》，一篇是2000年发表在《收获》杂志的《月云》。
《飞狐外传》写在《雪山飞狐》之后，但“《飞狐外传》是《雪山飞狐》的‘前传’，叙述胡斐过去的事迹”。与此类似，《谈〈彷徨与抉择〉》一文写作在前，谈及自己的少年、青年和中年时期的事；《月云》写作在后，是金庸晚年所写，写的却是他的童年。
《月云》开篇，是“一九三几年的冬天，江南的小镇”，“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要放学了！学生们向几位老师鞠躬告别，走出校门——
男工万盛等在校门口，见到宜官，大声叫：“宜官！”笑着迎过去，接过宜官提着的皮书包，另一只手去拉他的手。宜官缩开手，不让他拉，快步跑在前面。万盛也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两人走过了一段石板路，过了石桥，转入泥路，便到了乡下。经过池塘边柳树时，万盛又去拉宜官的手，宜官仍是不让他拉。万盛说：“少爷说的，到池塘边一定要拉住宜官的手。”宜官笑了，说：“爸爸怕我跌落池塘吗？万盛，你去给我捉只小鸟，要两只。”
万盛点头，说：“好的，不过现在没有，要过了年，到春天，老鸟才会孵小鸟。”
“鸟儿也过年吗？它们过年拜不拜菩萨？”
“鸟儿不会过年，它们唱歌给菩萨听。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小鸟孵出来才不会冻死。”
两人说着走着，回到了家，万盛把宜官送到少奶奶跟前，表示平安交差，宜官叫声“姆妈！”就回自己房去，他挂念着他的八只白色瓷器小鹅。
“月云，月云！拿白鹅出来排队！”
这个“男工万盛”，是谁？
窃以为，“万盛”就是“和生”，就是金庸在《连城诀》后记中谈及的那个“和生”：
儿童时候，我浙江海宁袁花镇老家有个长工，名叫和生。他是残废的，是个驼子，然而只驼了右边的一半，形相特别显得古怪。虽说是长工，但并不做什么粗重工作，只是扫地、抹尘，以及接送孩子们上学堂。我哥哥的同学们见到了他就拍手唱歌……
那时候我总是拉着和生的手，叫那些大同学不要唱，有一次还为此哭了起来，所以和生向来对我特别好。下雪、下雨的日子，他总是抱了我上学，因为他的背脊驼了一半，不能背负。那时候他年纪已很老了，我爸爸、妈妈叫他不要抱，免得滑倒了两个人都摔交，但他一定要抱。
有一次，他病得很厉害，我到他的小房里去瞧他，拿些点心给他吃。他跟我说了他的身世。
读《连城诀》后记，可知当年接送金庸上学的，一直都是一个人，就是和生；读《月云》，也能感觉出来，男工万盛，也是长期（而不是偶尔）接送金庸上学。当年金庸一家，经济条件还好，但也没阔到可以安排两个佣仆轮流接送孩子上学的程度，所以和生和万盛其实是一个人。
金庸写《月云》时，刻意避开描写这位男工“驼了右边的一半，形相特别显得古怪”的特征，也没有叫他和生，但还是留下一个sheng的读音。
和生那次病得厉害，给金庸说了他的身世。和生的身世极惨，后来金庸以此为题材，写出《连城诀》。“和生跟我说的时候，以为他那次的病不会好了，连说带哭，也没有叮嘱我不可说出来。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连城诀》是在这件真事上发展出来的，纪念在我幼小时对我很亲切的一个老人”，我们回头再看《月云》，看宜官（金庸小名）与男工万盛二人的对话，也能感知，这位男工在金庸幼小时，对他是“很亲切”的，所以，万盛就是和生，二人其实是一人。
他（和生）说：“真是菩萨保佑，不到一年，老爷来做丹阳县正堂，他老人家救了我命。”……我祖父接任做丹阳知县后，就重行审讯狱中的每一个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可是他刺人行凶，确是事实，也不便擅放。但如不放他，他在狱中日后一定会给人害死。我祖父辞官回家时，索性悄悄将他带来，就养在我家里……和生到底姓什么，我始终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连城诀》后记）
“再世为人”，随查文清到了海宁，这个人就放弃了自己的姓氏，也再不用自己的真名，从此，他就叫“和生”。
和生这个名字，极有可能是金庸祖父查文清给他取的。查文清是士大夫，很不可能为了讨一个“和气生财”的好口彩，给他取这个名字。取名和生，是希望他尽量淡忘以往的冤屈和仇恨，以后的生活，更和平，更平和，更和气，尽量心平气和一点。
在金庸家里，和生确实更平和了，但是，“他常常一两天不说一句话”，往日的泼天冤枉、深仇大恨，创痛深巨，哪能完全遗忘？
我爸爸妈妈对他很客气，从来不差他做什么事。他在我家所做的工作，除了接送我上小学之外，平日就是到井边去挑几担井水，装满厨房中的几口七石缸。甚至过年时做年糕的米粉，家里也到外面去雇了人来磨，不请和生磨。（《连城诀》后记）
金庸的父母，对和生如此，因为怜他年老，怜他残疾，怜他一生太苦！
他是江苏丹阳人，家里开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邻居一个美貌的姑娘对了亲。家里积蓄了几年，就要给他完婚了。这年十二月，一家财主叫他去磨做年糕的米粉……
……这天他收了工，已经很晚了，正要回家，财主家里许多人叫了起来：“有贼！”有人叫他到花园里去帮同捉贼。他一奔进花园，就给人几棍子打倒，说他是“贼骨头”，好几个人用棍子打得他遍体鳞伤，还打断了几根肋骨，他的半边驼就是这样造成的。他头上吃了几棍，昏晕了过去，醒转来时，身边有许多金银首饰，说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于是将他送进知县衙门。贼赃俱在，他也分辩不来，给打了几十板，收进了监牢。
……他给关了两年多才放出来。在这段时期中，他父亲、母亲都气死了，他的未婚妻给财主少爷娶了去做继室。
他从牢里出来之后，知道这一切都是那财主少爷陷害。有一天在街上撞到，他取出一直藏在身边的尖刀，在那财主少爷身上刺了几刀。他也不逃走，任由差役捉了去。那财主少爷只是受了重伤，却没有死。但财主家不断贿赂县官、师爷和狱卒，想将他在狱中害死，以免他出来后再寻仇。
金庸的父母，“过年时做年糕的米粉，家里也到外面去雇了人来磨，不请和生磨”，是怕引起他痛苦的记忆。即便和生本人为了给家里多做点事，主动要求担负磨米粉的工作（这几乎是必有的事），也不被允许。
金庸的父母，之所以对和生非常客气，可以参看《红楼梦》：
林之孝家的又笑道：“这些时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们竟叫起名字来。虽然在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怕以后兄弟侄儿照样，便惹人笑话，说这家子的人眼里没有长辈。”
宝玉笑道：“妈妈说的是。我原不过是一时半刻的。”……林之孝家的笑道：“这才好呢，这才是读书知礼的。越自己谦逊，越尊重，别说是三五代的陈人，现从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轻易也伤他不的。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行事。”（《红楼梦》第六十三回）
和生是老太爷查文清用过的佣仆，金庸的父母，“眼里有长辈”，尊重父亲查文清，当然要一直尊重和生。
金庸出生不久，查文清就逝世了。祖父是怎样对待和生的，金庸没见到，见到了也没有记忆，但我们可以推想：查文清并不真正把和生当佣仆看待；怕引起和生的痛苦记忆，从查文清开始，查家就不让他给家里磨米粉；查文清对和生一直非常客气。
查文清是孔子之徒，宗仰的是儒家思想，“仁者爱人”，体现在每一细节中。
查文清做过丹阳知县，也可以称为“丹阳令”。千年以前，陶渊明做彭泽（县）令时，送给儿子一个长工，并附书叮嘱：“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可以想见，查文清对家中所有佣仆，都很不错，皆能“善遇之”，而对待和生，尤其好，尤其客气。
胡斐道：“以怨报德，没良心啊，没良心！”袁紫衣道：“呸！还说于我有德呢，这叫做市恩，最坏的家伙才是如此。我问你，你怎知这两个家伙放火下毒，擒来给我？”这句话登时将胡斐问得语塞……袁紫衣道：“是么？所以我才不领你这个情呢。”（《飞狐外传》第六回）
那村女脸一沉，说道：“你帮我浇花，原来是为了要我指点途径，是不是？”胡斐心想：“我确是盼你指点道路，但帮你浇花，却纯是为了怜你瘦弱，这时再开口相求，反而变成有意的施恩市惠了。”……当即一笑，说道：“这些花真好看！”（《飞狐外传》第九回）
“施恩市惠”，“最坏的家伙才是如此”，非君子所为。
查文清待和生，是客人，不是用人。
因为对和生有救命的大恩德，似乎由此取得此人的“卖身契”，把他当普通佣仆对待，虽非“施恩市惠”，却有“挟恩图报”之嫌。“挟恩”与“市恩”，性质差不多。查文清这样的士大夫、君子儒，不能做这等事。
那一天，金庸随万盛（和生）回家了，见过母亲徐禄，就回自己房去，他挂念着他的八只白色瓷器小鹅，让月云“拿白鹅出来排队”。讲完白鹅的故事之后，《月云》一文，讲她更多的故事：
月云的妈妈全嫂说：“少奶奶，我们苦人家……学云（月云）常常吃不饱……”宜官的妈妈叹气说：“真是罪过……”
……穷苦的农民常将女儿卖或押给地主家或有钱人家做丫头……
……宜官接过筷子，吃了一条，再夹一条提起，对月云说：“月云，伸出手来！”月云闪闪缩缩地伸了右手出来，左手拿过一根竹尺，递给宜官，眼中已有了泪水。宜官说：“我不打你！”把烘得热烘烘的一条糖年糕放在月云伸出的右掌里，月云吓了一跳，“啊”的一声叫。宜官说：“烫的，慢慢吃！”月云胆怯地望着宜官，见到他鼓励的神色，似信非信地把年糕送到嘴里，一条年糕塞满了她小嘴。她慢慢咀嚼，向身后门口偷偷瞧了瞧，怕给人见到。宜官说：“好吃吗？吃了还有。”月云用力将年糕吞下肚去，脸上满是幸福满足的神色。她从来没吃过糖年糕，一生之中，连糖果也没吃过几粒。过去烘糖年糕给宜官吃，闻到甜香，只有偷偷的咽下唾液，不敢给人听到见到。
过了几天，全嫂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来看望女儿……月云抱了小弟弟，送妈妈出了大门，来到井栏边，月云不舍得妈妈，拉着全嫂的围裙，忽然哭了出来……呜咽着说：“姆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全嫂说：“乖宝，不要哭，你已经押给人家了，爸爸拿了少爷的钱，已买了米大家吃下肚了，还不出钱了。你不可以回家去。”月云慢慢点头，仍是呜咽着说：“姆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家里没米，以后我不吃饭好了。我睡在姆妈、爸爸脚头。”全嫂搂着女儿，爱怜横溢地轻轻抚摸她的头发，说道：“乖宝别哭，我叫爸爸明天来看你。”月云点头，仍是拉着妈妈不放。全嫂又问：“乖宝，宜官打你、骂你吗？”月云大力摇头，大声说：“宜官给我吃糖年糕！”语气中有些得意。
宜官心里一怔：“吃糖年糕有什么了不起？我天天都吃。”跑上前去，将摇鼓儿摇得咚咚的响，说道：“月云，这个给小弟弟玩。”
月云接了过去，交在弟弟手里，依依不舍地瞧着母亲抱了弟弟终于慢慢走远。全嫂走得几步，便回头望望女儿。
月云这样生活悲惨的女孩子，太多了，如金庸所说，“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金庸“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认为“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
《谈〈彷徨与抉择〉》一文中，金庸写到1942年“第一次见到人间的惨事”，而月云的故事、和生的故事，可能是金庸生平第一次、第二次“听到”的“人间的惨事”。
在《连城诀》后记中，金庸只字不写自己听到“和生的故事”时所感受的震动，而“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1963年，金庸写了一部明显不可能讨读者喜欢的《连城诀》。
月云的悲惨故事，也一直藏在金庸心里。
徐禄1938年去世，两年后，查枢卿续娶顾秀英为妻。有传闻说，月云就是金庸的庶母顾秀英，其实不是的。2007年，金庸谈到：
那篇《月云》是我自传体的一篇短文，巴金先生的千金李小林女士数次约稿，我又向来佩服巴老，所以写了这篇文章向她主编的《收获》杂志投稿，作为一种文字因缘。《嘉兴日报》乘机发表了一段关于我身世的报道，完全是不负责任、无中生有的生安白造，说月云原名顾秀英，后来成为我的庶母。关于我生平的故事，造谣的报道甚多，本来，我既不对人谈自己的往事，别人自也无从知悉。乘着这机会，我在这里更正一下：我的庶母确叫顾秀英，年纪比我大十岁左右，是一位温柔而勇敢的女子，曾在我家做丫鬟，叫做兰英，因为做事负责，很得我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曾几次派她送我去母舅家做客，她照顾我很好，在我母亲去世后成为我的庶母。她照年龄在我家的丫鬟中排第三，至于月云则排第七，她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一直到抗战时分别，她还没有能力照顾我，对我如同朋友一样，按年龄说，她决不可能做我庶母。现在我庶母已经去世，当时我很难过。月云如果仍在世，也有八十多岁了。（明河社《金庸散文》后记）
金庸一直喜欢巴金的小说，佩服巴金晚年所写《随想录》。《月云》中也谈到：“知道是一个陌生人的‘不老实’……于是安心了。拿起床边一本昨天没看完的小说来看，是巴金先生的小说……后来宜官慢慢大了，读了更多的巴金先生的小说……懂得了巴金先生书中的教导，要平等待人，对人要温柔亲善。”
金庸晚年对张艺谋和他的《英雄》大加挞伐：“最不喜欢《英雄》，完全否定。《英雄》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而且有为他洗身翻案的意思，把人的价值分几等，不尊重生命，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在金庸看来，《英雄》一片，不懂得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不懂得“平等待人”，不懂得尊重生命。
巴金、金庸，一脉相承的，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爱屋及乌，因为感激巴金作品对自己的影响，李小林女士几次约稿，金庸不好不写点什么，2000年金庸终于写出《月云》，发表于《收获》。而此前十年，此后十年，他几乎不写文章。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月云的故事，一直藏在金庸心里，他需要倾诉。
宜官的学名叫良镛……笔名叫做“金庸”。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
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幼年的金庸，当然想不到“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八个字，但他当时感受到的，应是相似的情绪。
金庸幼年听到的和生的故事，还有月云的故事，深深影响到他后来的文学创作。
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连载版《雪山飞狐》中，引过李渔的《赠侠少年》：“结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问有仇无。”李渔另一首《吴钩行》，亦极好：“把酒看吴钩，吴钩光陆离。不平事满眼，欲试宜先谁？”
金庸深切感受到，世间的“不平事”，太多了。“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的事，太多了。
所以，他写武侠小说。
童年，在海宁潮声中
金庸很早就喜欢英国一本童话书——刘易斯·卡罗尔的《阿丽思漫游记》，中学时期还模仿着写过自己的《阿丽丝漫游记》。《阿丽思漫游记》结尾处，有一首短歌：
顺着流水跟着过——
恋着斜阳看着落——
人生如梦真不错。
这里选用的是赵元任的译文，书名译作“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为与金庸《阿丽丝漫游记》明显区别，下文提到卡罗尔此书，便用赵元任译本之名。金庸小时候读到的，应是这个译本。
“顺着流水跟着过”，看着钱塘江的流水，听着海宁潮的潮声，金庸的童年，一点点，一步步，一声声，过去了。
幼年的金庸，有些浑浑噩噩，又有些敏感，有时是太敏感了些。
生在江南世家，山温水软，家境优裕。金庸的父亲母亲都是很和气的人，算是慈父慈母。
除了随父亲去讨债令金庸感觉窘辱，金庸与父亲日常相处，应该很不坏。
他们整个家族，彼此间的关系，似乎也还好。2005年，金庸在《正直精神，永为激励——悼巴金先生》一文中谈到：“《家》中所写的高家，生活情调很像我们江南的，不过我家的伯父、堂兄们在家里常兴下围棋、唱昆曲、写大字、讲小说，《家》中高家的人却不大干这些事。”查氏家族，文化气氛浓郁。围棋、昆曲、书法、小说，是金庸自幼就接触、熟悉、耳濡目染的。
1956年，金庸回忆：“小时候被人抱到街头看傀儡戏，猪八戒高老庄招亲，被新娘子大打耳光的情形，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金庸《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第118页）
《鹿鼎记》中说：
康熙笑道：“……明朝有个正德皇帝，那才叫奇了。”韦小宝道：“这个皇帝，奴才见过他好几次。”康熙奇道：“你见过他好几次？做梦么？”韦小宝道：“不是。奴才在戏台上见过的。有一出戏叫做《梅龙镇》，正德皇帝游江南，在梅龙镇上见到一个卖酒姑娘李凤姐，生得美貌，跟她勾勾搭搭。”（《鹿鼎记》第四十三回）
依照韦小宝的逻辑，童年的金庸，也见过一次另一位明朝皇帝，就是崇祯。金庸回忆：“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地演出，他披头散发地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金庸《袁崇焕评传》）
金庸在他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也写到了这个有些可怜的皇帝：“大树下吊着两人，随风摇晃。一人披发遮面，身穿白夹短蓝衣，玄色镶边，白棉绸背心，白绸裤，左脚赤裸，右脚着了绫袜与红色方头鞋。袁承志披开他头发一看，竟然便是崇祯皇帝。”
金庸没见过清朝的康熙皇帝，但他从小就看熟了康熙为海宁查氏家族题写的“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的对联，对康熙一直有好感。这份好感，催生了让韦小宝看到正德帝的《鹿鼎记》。
50年代中期，金庸在“三剑楼随笔”专栏发表《也谈对联》一文，谈到：“我从前在江南故乡时很爱听说书……”金庸听“说书”，应该是从童年就开始的。1966年，金庸发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毫不羞惭地以“讲故事人”自居。而“说书”，就是“讲故事”。70年代，金庸修订《射雕英雄传》，在小说开头，加上了“张十五说书”的情节。“我国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以说书作为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金庸这句话，流露出“微讽”之意，讽刺某些小说家和学者也太“忘本”。
小说这种文体，本是出自民间，好处正在其“俗”。新文化运动之后，不少小说家，陡然觉得自己“雅”了起来，“雅”得不得了。在他们眼中，“讲故事”竟成了低贱的、见不得人的事。这种见识，真是可怜可哀可笑。
近代以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那些最伟大的史诗、小说、戏剧的作者，几乎都拥有同一个身份：讲故事（或编故事）的人。
“很爱听说书”，金庸和他最后一部作品的主人公韦小宝，正有同嗜。倪匡很可能是韦小宝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之一。金庸与倪匡，也有同好。《倪匡悼金庸“真正才子只有他”》写道：“倪匡坦言，跟金庸性格截然相反，只因兴趣相投。二人都是来自江南，同样欣赏弹词曲艺……”
可能是出于天性，金庸一直对中国民间文化极感兴趣。2007年，金庸回忆：
我小时候在家乡海宁袁花镇读小学的时候，我父亲给我买了好几本童谣集，那都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童谣内容大都采自江南一带，说的主要是天气和农作之类，因为内容简单，又杂有婆媳、父女、娘舅之类家庭趣事，每一句都押了韵，读来琅琅上口，很容易记忆。事实上，我家乡也有很多的类似童谣，所以没有陌生的感觉。这是我最初的课外儿童读物……对于我，这也是温馨的回忆……童谣集的内容，和我的童年是平行的。（新世界出版社再版民国初年出版的《童谣大观》，金庸为此书作序《读〈童谣大观〉》）
金庸小时候似也喜猜谜语。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周蜜蜜问他“年轻人怎样可以增强想像力”，金庸答：“发展想像力——大概是天生的！……想像力是要从小培养比较好，让小孩子多猜谜语，多联想，可以帮助发展想像力。”（林翠芬《“浪漫主义也可表现人性！”——金庸谈小说创作心得》）很可能是金庸的经验之谈。金庸天生具有异于常人的想象力，而从小就喜欢猜谜语，亦大有助于其想象力之培养、飞扬。出于对谜语一贯的喜爱，1957年1月金庸才会在《大公报》“三剑楼随笔”专栏写出《谈谜语》一文，将中外种种谜语娓娓道来。
金庸小时候，也接触了西方文化，并且是最古老、最渊厚的西方文化[4]：“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金庸《袁崇焕评传》）
20世纪90年代，金庸对池田大作回忆昔年：“每年春天的清明节和秋天的重阳节，父亲必定带我们兄弟上祠堂，见到任何人都相互拱手作揖。那时我见到族中的白胡子老公公也向我们四五岁的小孩子拱手作揖，不由得心里暗暗好笑。”（《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84页）
大约是1914年的腊月，十九岁的徐禄嫁进查家，先后生下良铿、良镛、良浩、良栋、良钰五子和良琇、良璇二女。按照当地习惯，家人叫良铿为大阿哥，良镛为小阿哥，叫良浩、良钰为大毛弟、小毛弟。
2003年，金庸在“华山论剑”活动中说：“茅盾是我父亲的同班同学。”金庸大哥查良铿，则是冯其庸的老师。1995年，金庸对严家炎说：“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与冯其庸是同学。”这里，金庸记错、说错了。
查良铿生于1916年，冯其庸生于1924年，年龄相差这么大，二人同学的可能性本来就很小。冯其庸晚年回忆自己与查良铿的渊源：“当时我在无锡省立工业专科学校读高中一年级，回来听人说，青城中学请了一个姓查的老师，讲课很好。我听说这个信息，就专门去听课了……经常去看望他，跟他也非常投合，文史哲各方面，我们无所不谈。”（《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第352页）
后来的故事，请查良铿的哲嗣查传统讲述：
我父亲赋闲在家。1952年，一次我父亲外出，在乘火车时遇到了冯其庸，冯其庸当年与我父亲在无锡国专时，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师生交往经历。冯其庸见了我父亲这位当年的老师，知道我父亲暂时没有工作，就介绍我父亲到江苏丹阳中学去教书。于是，正在为工作犯愁的父亲带着全家便来到了丹阳。到了1956年，父亲又从省丹中调到了六合县中学，我们全家也随之迁往六合。父亲先在县中教了几年高中，随后又转到了六合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父亲因身体一直都不大好，所以在“文革”前还不到六十岁时候，就提前办了病退。由此，倒是因祸得福，在“文革”当中父亲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到1988年，父亲因病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查玉强电话采访查传统的记录）
有人造谣，说金庸祖父查文清在丹阳教案中所救一人的后人嫁给了查良铿。查传统曾函告查玉强兄：“……胡编乱造，把我母亲说成是丹阳人，是那位被我曾祖放跑的罪犯的女儿。亏他想得出？我母亲是地地道道的海宁人。”
大哥查良铿对金庸很好，引导二弟读书；小阿哥金庸对几个弟妹也很好，常给他们讲故事。
金庸晚年对池田大作谈到：“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朋友之谊最初从兄弟开始。在一个较大的家庭中，一个婴儿生下来，除了父母之外，就会和哥哥、姊妹接触，中国古时要求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兄弟之间除了骨肉之情外，还有类似于朋友的情谊，我们说‘友爱’，主要就是指兄弟之情。”（《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139页）
金庸一家人，整个查氏家族，彼此感情很不坏的。
我小时候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堂兄、堂姐都比我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小说。我哥哥查良铿学习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在上海上大学，他花费不少钱买书，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到我父亲严厉责备。他买的书有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著作。我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是互相流通的，大家借来借去。所以我在小学期间，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我父亲、母亲见我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我到野外去放纸鸢、骑自行车，但我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读小说了。（《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85页）
在另一场合，金庸又回忆说：“从小我爸爸、妈妈就觉得我读书时间太多，老是让我出去外边玩玩，我爸爸就陪我去踩脚踏车。他们好意让我和他们一起去乡下玩玩儿，讲了几次。我还是喜欢自己看小说，比较有兴趣。我父母认为小孩子不喜欢玩不太好，常常鼓励我出去玩。我觉得出去玩反而就有些痛苦，我情愿在家里看书，就开心了。”
金庸性爱读书，只要有书读，就开心得很了。他们家读书的条件真是得天独厚。
《月云》中的“金庸”，已经在小学堂读书了：
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课室里二三十个男女孩子嘻嘻哈哈的收拾了书包，奔跑到大堂上去排队。四位男老师、一位女老师走上讲台，也排成了一列。女老师二十来岁年纪，微笑着伸手拢了拢头发，坐到讲台右边一架风琴前面的凳上，揭开了琴盖，嘴角边还带着微笑。琴声响起，小学生们放开喉咙，唱了起来：
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
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各回家，
先生们，再会吧……
唱到这里，学生们一齐向台上鞠躬，台上的五位老师也都笑眯眯地鞠躬还礼。
小朋友，再会吧……
前面四排的学生转过身来，和后排的同学们同时鞠躬行礼，有的孩子还扮个滑稽的鬼脸，小男孩宜官伸了伸舌头。他排在前排，这时面向天井，确信台上的老师看不到他的顽皮样子……
说着走着，回到了家……他唱了起来：“小朋友，再会吧……哈哈，哈哈，咦！”
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小学生金庸的幸福、开心、快乐。
注释
[1]2008年，我在天涯等网站发帖，推断金庸生于1923年3月22日，而不是通常认为的1924年3月10日。2016年，起笔写金庸传记，考虑到尚不能完全确定，仍沿袭旧说，将金庸生年暂定为1924。写到一大半，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第二天，金庸二十多年的好友张纪中特别对记者强调：“金庸生前几次和我喝茶时，他曾亲口对我说，他是猪年出生的，是1923年生人。希望媒体朋友再报道金庸先生时，能及时更正过来。”沈西城在《金庸逸事》中说，金庸夫人林乐怡亲口告诉他金庸属猪。至此，我对自己2008年提出的金庸生于1923年的推断，已有十成的把握；对于我的金庸生于1923年3月的推断，有九成的把握；对于我的金庸生于1923年3月22日的推断，至少也有七八成的把握。
[2]吴德健曾对查玉强谈及此事：“其实金庸陷入了一个对家族历史认识上的误区。他一直认为海宁查家的祖上曾有几代人迁居至汝南（此说法可能源于查继佐）。随着对史料的挖掘与考证，已证实海宁查家祖上没有迁居到汝南（当然，少数人居住过汝南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现在查家的谱（总谱）上已去掉了曾居于汝南一说。”
[3]金庸父亲于1951年4月26日被杀，几个月后，消息传到香港。当时嘉兴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姓宓，其妻出自海宁查氏，即查伏生的大女儿。宓某将查枢卿的死讯告知其岳父查伏生，查伏生原在上海盐务局工作，1950年去香港，接其婿之信息，即告诉了金庸。金庸闻讯，哭了三天三夜。以上，由查伏生之孙查雪梅告知查玉强兄，查兄转告于我。
[4]1960年，金庸在《关于武侠小说的几个问题——答复香港〈新生晚报〉一位读者》一文中说：“西洋文学的两大来源是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