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大镛在东序，冰壶玉衡悬清秋。
——杜甫
三十多年来，我更喜欢读金庸的生平资料，读金庸小说的评论相对较少。一直深深好奇，是怎样一个人，竟写出这样的小说。长期关注、考索其生平，乃作此《金庸评传》。
《金庸评传》，共十一章。最末一章，为“金庸的后半生”，亦可名为“金庸论”，收录十几年来陆续写下的对金庸其人其书的观察、思考与评说，所谈多是发生在金庸后半生的事情或争议。
金庸的后半生，不是本传关注的重点。
本传前十章，主要写到金庸写完《鹿鼎记》而“封笔”的1972年，可以名为“金庸的前半生”。写前半生，而“辐射”其后半生。金庸后半生中，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与事，在写他前半生的前十章，几乎都谈及了。
我目前尚无意写一部完整正规且体例整饬的传记，给自己定下的第一要求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务求言之有物。由金庸前半生的某一文或某一事，往往生发开去，谈得很多，谈及很远。例如，本书第二章，由金庸小学时代所爱读的中外小说作品，直接谈到它们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金庸评传》首先要尽量解决资料与思路的问题。金庸“全传”，以后会写，写在“评传”的基础上，却不是要取代“评传”。两“传”，可以并存并行。
金庸晚年，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小说创作。
金庸曾说：“写小说比较有成就感一点。《明报》也办得很好……但新闻工作是一个短期的，不是永久性的，而文学创作是一个长期的、永久的事情。”（谭胜《金庸访谈录》）
在另一场合，金庸又说：“我真正觉得有点成就的是写小说。说做生意，香港有很多很成功很赚钱的生意人；说办报，全世界有很多很好的很受欢迎的报纸……小说不同，一百年之后或者还有人看呢……如果后人说我是这个时期‘一个很受欢迎的中国小说家’，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994年在北大，有同学问：“武侠小说在您生命中的比重大不大？”金庸答：“实际上最初比重不大，我主要的工作是办报纸，但是现在比重愈来愈大。现在报纸不办了，但是小说读者好像愈来愈多……这是无心插柳了。我本来写小说是为报纸服务，希望报纸成功。现在报纸的事业好像容易过去，而小说的影响时间比较长，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1999年，金庸说：“作为自己的定位，工作时间跟精力大都放在办报纸上，但实际上却是个小说家。确切地说，我是个小说家、老报人。再过几十年，可能人家只知道我是个小说家，而不会记得我是个报人。”（万润龙、徐有智《金庸访谈》）
2005年，万润龙问：“您一生中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小说家、报人、社会活动家、学者等等。如果让您自己选择，您认为您最大的成就是哪一类？”金庸稍作考虑后回答：“就影响而言，应该是小说……有这么多成亿的读者跟着我的小说展开想象的空间，对我来说是十分开心的事。”
金庸作为“报人”，作为社会活动家，其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将不断衰减。其小说家身份，必将日益凸显。金庸前半生（1972年之前）的经历在他十五部小说中留下的印记，就格外值得重视。
“金庸”是1955年的查良镛开始写小说时为自己起的笔名。1972年，查良镛“封笔”，不再写小说。之后他主要是给《明报》写社评，都不以“金庸”署名。这部《金庸评传》，以1972年之前为主，也还说得过去。
金庸的身份，首先是小说家，本传关注他“封笔”之前的社会经历，亦关注其阅读经历（看京剧、看电影、听歌剧、听民歌等，皆可归于“阅读”）。非唯金庸，所有的文学家，其创作所受影响，都不外这两者。
以1972年为界，后半生，金庸行走于海峡两岸（1973年，金庸首访台湾地区，会晤对岸实权人物蒋经国、严家淦），更风光，更闻名；之前，他前半生的生命经历，更重要，更值得关注。
“修辞立其诚”，我写出的，只是我个人对金庸和金庸小说的真实看法。写这部评传，并不想讨好谁，更不想惹谁不高兴。朋友们要是感兴趣，读了，对我的金庸观，必有赞成的，不赞成的或许更多。朋友们赞成还是不赞成，不是我写作时所考虑，更不是我写成后所能左右的了。
歌德曰：“从来没有人真正理解过我，我也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过任何人；没有人能理解其他人。”现在与将来，我都不奢望写出一个“真实的金庸”，只求写出自己对金庸其人其书的真实看法。
很多时候，我只是提供一种思路、一种可能性，指出金庸“可能”是这样的金庸——真实与否，真实度几何，皆无从验证。这些看法，是正确的成分更多一些，还是错误的成分更多，有待大批评家丹纳眼中那最大的批评家，也就是时间和人民，来判定。
由着我的性子和认知，确实考虑过，要在每句话里面都加上“可能”或“个人认为”等字样，总嫌啰唆得太不成话，只索罢了。
法朗士认为：“客观的批评并不存在，正如客观的艺术并不存在。”我们没必要强求自己更“客观”，如实地说出自己对某人某作的“主观”看法，已经很可以了。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主观”看法，众声喧哗，相互激荡，假以时日，整个社会就会形成对这个人或这部作品比较接近“客观”的、更为公正的评价。
金庸文学成就之高低，唯天下后世可定。今时今人自不妨各抒己见，却大可不必过分自信，认定自己所作评价，便是千古不刊之定论。
有些文学家，如“大历十才子”，生前声名显赫，在后世的文学史上终于光芒尽敛。有些文学家，如陶潜，如杜甫，生前的声闻并不显著，很多年后，其文学成就才得到社会普遍认可。
小说与戏剧、与诗歌又有不同。早期的小说家与戏剧家，无论作品多么受欢迎，读者多么广众，深爱这些作品的读者，囿于时代的偏见，并不认可小说家和戏剧家的文学地位。近在百年前，所有的戏剧与小说，在绝大多数国人眼中，还都是通俗的，是庸俗的，是低俗的。曹雪芹逝后一百多年，其成就方得普遍认可。王实甫、关汉卿得到承认，更是他们死后六百年的事了。西方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最早也被视为“通俗”，几百年后，其作品才真正“经典化”。
当世小说家，其文学成就之高低，唯天下后世可定。
为金庸写传，我无意给自己预设一个或“俯视”，或“仰视”，或“平视”的立场——什么事，预设立场，刻意为之，就不好了。我也不介意有谁说我俯视、仰视或平视了金庸——如实地写出我之所“视”，就够了。
说金庸小说只有59分的高度，未必就是俯视（后世的评价可能还在59分以下）。说金庸小说有90分的高度，也未必就是仰视（后世的评价可能更在90分以上）。刻意强求自己“客观”评价金庸小说，不高不低，给它一个70分，这种态度看似超然，其实只是乡愿。
包不同先生曰：“至于男子汉大丈夫，是则是，非则非，旁人有旁人的见地，自己有自己的主张。”此语最好。当然，在坦然说出自己真实观点的同时，也要记得，像世上每个人一样，自己并不代表“绝对真理”。
南开大学陈洪教授认为，金庸小说会成为五百年后的《水浒传》，是否就是在“仰视”金庸及其小说？
冯其庸说：“我一边研究《石头记》，一边却酷爱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曾戏称自己有了‘金石姻缘’。”又说：“武侠小说属于中国的俗文学，从文学范畴所言，金庸的武侠小说与《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都归属于俗文学……俗文学占了中国四大古典小说的四分之三，你总不能不承认吧？《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有这么高的文学地位，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在文学史上没有地位呢？”（曹正文《听红学家冯其庸说“金学”》）谢有顺也有同样的观点。在某些人看来，冯、谢二先生，自然也是在“仰视”金庸。
金圣叹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之右者。”当他提出这惊世之论的时候，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以为他是在“仰视”施耐庵。时至今日，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不觉得金圣叹在“仰视”。“仰视”与否，最终要靠时间和人民给出答案。俄国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直叹气：“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将金庸小说与《水浒传》相提并论，就有人说这是“金庸吹”，殊不知三百多年前，金圣叹将“闲书”《水浒传》与《史记》相提并论，在时人眼中，正是不折不扣的“《水浒》吹”。
认定自己“绝对正确”，才好意思指责别人在“吹”或“黑”。不同意别人对某作者、某作品的评价，一一指出您认为他哪些地方说错，就可以了。不讲理，只给人扣上“吹”或“黑”的大帽子，“平和中正，憨态可掬，悠悠然做出天下无人不偏激，唯我一人得中庸之道的嘴脸”，很没有必要。
别人给出的评价更高，就认定他在“仰视”。这种论调，煞是可笑，太把自己当回事。哈耶克说得好：“自由的精神就是对自己是否正确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
以上，谈的是金庸其书。谈及金庸其人，他的品行，在那些道德特别高尚的人看来，真是千疮百孔。他们当然有资格大肆指摘金庸的品德，我却没有。因为我自己的品行就很一般，所看到的金庸，竟是“大醇小疵”的了。
金庸在小德上有出有入，在大节上却是无亏无愧。
除了对不起前妻朱玫，金庸似乎再没做过什么真正“缺德”之事。从已有的可信的资料来看，金庸的品德或许不够好，但至少不比我更坏。我还不曾忘记自己是什么德行，不仅是不敢苛责金庸一人，对任何像金庸这样没有重大道德问题的人，都不敢投以严苛的眼光。我不配！
真正达到“圣贤境界”的人，是不会以圣人标准强求于人的；自己都还不是，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人都要做圣人？
高中时期，金庸已经通读了英文版《圣经》，而终于皈依佛学。我亦非基督徒，但是，对于《圣经》所书“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之体会，并不比某些身为基督徒的传记作者更浅。
加于金庸其人其书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本传往往不惜辞费，予以辩驳，因为我一向深信：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金庸小女儿查传讷认为：“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这一点，我有同感。本传，也往往由金庸的经历，谈及他的小说，再由金庸小说的人物、情节、理念与情怀，谈回金庸本人。通过读其书，做到知其人。时时警醒，尽量不要过度解读，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避免。
本书第七章、第九章和第十章，对金庸小说有较深入的分析。分析的虽是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实质还是关注小说作者金庸其人，关注他的个性，他的抱负，他的思考，他的矛盾，他的困惑。这些文字，应该写在《金庸评传》，而不是《我看金庸小说》这类书中。
丝毫不敢编造故事，这部评传，收录的是我认为比较可靠的资料，以及根据这些资料做出的某些推测。哪些采自可靠的资料，哪些只是我个人的推测，行文中应该很容易看出来。
可能性非常大的推测，我才会写出；然而推测只是推测，可能性再大的推测也不见得就是事实，这一点，我还知道，还记得的。可信与否，朋友们当自行斟酌。
金庸在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的第一节写道：“‘所见、所闻’是真实的。‘所思’则是个人的感想，其中不可避免的有个人的偏见，个人的浅薄无知……”本传所采用的资料，总是力求真实可靠，而书中所做的推测，也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不可避免地有我个人的偏见和个人的浅薄无知。
书中引用的金庸或他人的说法，如果采用转述方式，少用引号（这并不难，也不很麻烦），朋友们读起来还能稍微流畅些，但我一向认为，引述各种资料，总要力求准确，所以书中的引号仍然很多，《金庸评传》的可读性不免有所损伤，而愚衷如此，鉴谅则个！
不限于与金庸有关的资料，《金庸评传》中用到别人的观点，基本上都是直接抄录。清代学者陈澧认为：“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对我而言，最爱“明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别人的语言表达，都比我更高明，如蒙田所言：“有时由于拙于辞令，有时由于思想不清，我无法适当地表达意思时就援引其他人的话。”钱锺书则曰：“善运不亚善创，初无须词尽己出也。”
《金庸评传》无论引用哪位大名人的话来为我代言，只是我个人赞同他的此一观点，不是说他每句话都对，不容置疑。（与我相同的）此一观点，正确与否，每位朋友当然自有权衡。
没有冷夏、傅国涌两位所写传记在前，此传就很难写起。
一直很感谢冷夏，写出第一部比较完整全面的《文坛侠圣——金庸传》（稍后，费勇和钟晓毅两位先生所著《金庸传奇》也不错，只是太简略），使我比较深入地了解了金庸的生平梗概。
金庸从来不穿牛仔服，冷夏却说1950年金庸穿着牛仔裤到北京外交部求职，这一错误已由金庸本人指出。但我看冷夏的《文坛侠圣——金庸传》，大的、事实上的错误，并不很多。服装问题是小节，能避免自然更好。
冷夏这部《文坛侠圣——金庸传》，最大的问题，是把传主作为“成功人士”，而不是文学家来写。这部传记，固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确乎是填补空白的著作。这部书陪我很久，该书提供的资料，对我理解金庸其人其书，助益甚大。
傅国涌对金庸其人其书的解读，我几乎都不赞成，但对他在搜集资料上做出的努力、表现出的功力，我十分佩服，十二分感谢。
傅国涌用到的资料，有些我很早也看过了，但金庸早期的三篇佚文，金庸的《明报》社评，不通过傅先生，我读不到。
沈西城旧作《金庸与倪匡》，还有2018年12月出版的《金庸逸事》，两本书篇幅都不很长，对我启发却很大。
要了解金庸的报业生涯，张圭阳所著《金庸与〈明报〉》一书不可不读。傅国涌《金庸传》写金庸的办报经历，多取材于此书。这部《金庸评传》亦然。通过张先生的著作，我也多读了几篇《明报》社评。
严晓星《金庸年谱简编》、牛阿曾《〈金庸年谱简编〉补正》，皆完成于拙著初稿写成之后，我又据之做了一些增益修正。
查玉强兄搜集金庸十几位同学的文章，又访问金庸的亲友同学，辑成《同学眼里的金庸》，搜罗细密，耗时费心，功德甚大；并通读这部《金庸评传》，提出不少宝贵意见，至情可感。
本传对金庸1972年“封笔”后的生平着墨较少，最重要原因，就是今日我尚无机缘读到全部《明报》，尤其是金庸的《明报》社评，掌握的资料仍太少。
一部完整的《海宁查良镛先生大传》，总是要写的。请俟他日。
2016年8月 初稿
2023年7月 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