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我国有着悠久而又灿烂的文化。在广袤、厚重的中国文化版图中，山西凭借表里山河的独特地势，孕育着华夏文明初兴的力量。无论是造就辉煌文明的古代，还是近现代与民族存亡休戚与共上，都镌刻下了精彩的华章。成绩的背后，与山西这片土地的地理、人文、历史因素脱不了干系。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西在地理位置上呈现出依山傍水的整体特征：太行山脉、吕梁山脉等群山的天然叠嶂，阻隔了山西与周边省份的畅达交流；而北接古长城、河西走廊等边塞枢纽，又为其对外沟通提供了一丝契机……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加之一代代山西人为突破天堑的不断开掘，使其成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开放中有封闭、闭塞中有交流”的特殊存在。而地理位置的闭塞没有阻挡住山西文化的吐故纳新之路，除却自身文化形成的特质外，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接壤，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令山西的文学、书画、音乐、舞蹈等传统文艺拥有开放包容的气魄，酿就了特点鲜明的区域文化。文学艺术创作的大繁荣，不仅为三晋大地和人民带来了活跃的思想和富足的精神世界，更令进取、包容、创新等特征编入了世代相传的地域文化基因族谱中。这种文艺创作的基因，在电影传入山西后作用力越发明显。

山西地区的电影放映最早可追溯到1919年。在宣传基督教义、吸纳成员的宗教活动中，“是年6月14日，基督教太原青年会（位于今太原五一路南段邮局北侧）首次免费放映了《瑞典国的湖景》和《打猎者的误会》等外国短纪录片……”成了电影在三晋大地上的初次掠影。惊鸿一瞥后，不仅给山西人留下了“杂耍”式的奇观体验，更点燃了一些年轻人拍电影的想法。“1935年5月，阎锡山授意由西北实业公司及斌记五金行抽出资金，以山西公营事业名义，正式开办了太原西北电影公司（最初定名为太原西北实业公司电影制片厂，但为了便于国民党中央批准，根据公司组织法，独立成立，改名太原西北电影公司，后来又改称太原西北影业公司），地址在太原坝陵桥裕德东里12号，摄影棚则设在海子边自省堂劝工楼内。”在温松康、郝振邦等人的倡议下，西北影业公司在山西太原成立，并拍摄出抗战时期影响全国的著名优秀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不仅用镜头记录了全民抗日的生动史实，还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上镌刻了苍劲的一笔。此外，该公司还拍摄了《千秋万岁》《无限生涯》《风雪太行山》等故事片，在彼时全国仅有的五家电影拍摄机构中，进行着艰难的电影创作实践。西北影业公司虽在1941年便因各种原因解散，但它却为山西拥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事业书写了浪漫的开篇。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事业的发展不再是散兵游勇的状态，而是在国家统筹规划下的重点文化工作。山西也响应国家战略部署，建立了山西电影摄制队、山西电影制片厂等机构，拍摄出大批资料片、纪录片及电影故事片，发挥着电影艺术宣传思想、服务人民、寓教于乐、美育养心等重要作用。

也正当“电影“这一时髦的艺术形式在三晋大地上出现后，山西的电影事业便走上了一条从弱小到蓬勃壮大之路，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时代共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创作者和经典作品，形成了不容小觑的晋派电影艺术创作现象。我们姑且用史论结合的手法来梳理、评判这些影人于现当代做出的贡献，并大胆提出“晋派”这一地域化流派的名号，以期为山西电影正名。这样的提法难免会引发一些争议：一则源于和海派、京派等影视、文学派别相比，晋派电影尚未有明确的流派理念或统一的电影风格标签，抑或相似作品“井喷式”呈现等情形，因此，“派性”表里特征还有待深究；二则对于在建中的“中国电影学派”这一影视时代命题而言，中国电影独创的电影美学理论尚未出炉，因此，对于需要强有力的美学依据作为支撑的晋派电影来说，其美学层面的重要价值仍需业界审视、定夺，不好妄言。故而，晋派电影的提出，不免带有笔者主观的预判和无限的希冀。这里的晋派电影，特指山西籍编剧、导演创作的电影，以及非山西籍编剧、导演创作的山西题材作品。通过山西题材为纬线，电影生产的重要把关人——导演、编剧为经线，纵横之间探索晋派电影流变的内因，继而找寻地域文化和地域心理的多样表达形式。这些影人有的生于斯、长于斯，有的仅仅于这片三晋厚土上雪泥鸿爪，他们以电影为媒，不断挖掘着山西的历史与现代价值，用影像镌刻、还原山西文化的前世今生，探寻其源源不竭的文化生机。其赋予这片土地电影血脉的同时，还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浓郁的地域特征，吸引、感染了一代代影人取材创作，使得山西在电影中拥有了“发山西之声、与世界对话”的契机。

本书共分为六章，是基于派系发展基础之上，对晋派电影创作进行的一场历史性回溯。从现代晋派电影创作的初兴期出发，在传承发展中回望当代晋派电影薪火相传的艺术圭臬，为晋派电影“中坚力量”、晋派电影“新力量”、晋派戏曲电影、晋派电影评论正坐标、指方向的同时，发掘出晋派电影的文化、艺术价值，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本书酝酿、撰写之时恰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华诞，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审视当代晋派电影的发展，不仅有了“神圣”“庄重”之感，更为如何用电影服务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时代命题，做出极为重要的解答。